赏读|《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忒修斯之船与挪亚方舟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4-07 17:00

忒修斯之船,也称为忒修斯悖论,是公元 1 世纪普鲁塔克提出的古老命题。他设想这艘船上的木板在逐年的大修中陆续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板被换过 N 遍,再也不是原来的木板,那么这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联想到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远比船板更新快,细胞、组织的更新必然带来器官功能的演化、衰退,整个人体也在逐渐强盛或衰老,壮年、暮年逼近,青春不再,如同一首歌所唱,“再过 20 年,我们来相会”,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倘若有一天,克隆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越过伦理藩篱,闯入寻常生活,不死的“我”,不老的“我们”,活法完全沦为算法,人生意义大相径庭,那就不再只是本体意识的困惑了,而是医学价值、生命意义的危机。由此看来,医学价值的反思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事生非”,而是医学正遭遇现代性的真实“悬崖”。无疑,医学需要绝壁攀岩,也需要安身立命,回应“我是谁”的终极诉求。

联想到中国古代智者对于船舶的哲思,他们就不曾在船板上做文章,而是思考激流中的水—船—人—物的关系。一个“刻舟求剑”的寓言让人心生以变治变的处世哲学,凡事都不可拘泥于时空刻度,而要在流变中求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辩证思维更是揭示了世间万物的荣辱清浊、升降开阖,一半是夏花之绚烂,一半是秋叶之凋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感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无疑,历史才是最好的批评家,所谓“知兴替”。不过,我们不能将所有批评的任务都推给历史,当下的批评也很紧迫,本书就是一次将批评的火辣镜头拉近到当代医学的尝试。

历史仿佛有着某种自觉,让批评与建设、建构与解构,保持着适度的张力,一旦技术的霞光四射时,批评的猫头鹰就会起飞。 追溯“技术批判”的文化流脉,不能忘却的人是 200 年前的青涩少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9 岁的她以一部名为《弗兰肯斯坦》的科幻小说告诫世人,科学家不可以僭越,不可以去充当上帝,不然将接受惩罚。随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g)在《美丽新世界》中又一次忠告我们,与幸福不相容的事情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它套上笼头和缰绳。近50 年间,越来越多的科学幻想成为现实。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科幻小说《沙丘》中描述了一种叫“美兰极”(Melange)的香料,它不仅可以延长生命,增加智慧,提高活力,还具备一种超感能力。如今人们似乎找到了仙药“美兰极”,纷至沓来的生命新技术和医疗新奇迹让人眼花缭乱,婴儿可以设计了,基因可以编辑了,大脑可以移植了,病残器官可以 3D 打印替换了,治疗可以精准(靶向)了,濒死可以冷冻了(来日复活),不病、不老、不死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却扰得哲人们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技术的逻辑,从生命哲学角度质疑:生命技术提速的前景是美妙新世界,还是深渊险壑?

与早期技术批判文化不同的是,科学营垒里杀出一批反叛者,聪睿过人的斯蒂芬·霍金曾经警告:科技是人类的威胁。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技术与文明》也曾警示:我们处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这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一道充满新希望的门槛,更新生命的使命降临在我们肩上,非常沉重。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放任造成当下社会文明解体的机械文化的刚性特征和甘于受控、逆来顺受的惯性持续下去,最终会造成有机生命的价值基石彻底动摇。耶鲁大学的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在《科技失控》一书中对基因工程、转基因等掌控人类遗传密码的技术,超越生命极限(长生不死)的努力,以及赛博器官(人工智能器官)、赛博人类(半机器人)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提醒人们要从伦理、法律、公共政策等多方面严密监控高新生物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具体的路径是社会的知情决策和共同体的知情审议,使得技术发展的速度始终处于人类可掌控能力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在技术提速(加速度)的转 折点上。

为历史做注解的大多数依然是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将其历史终结论拴扣在科技疯狂的战车上,告诫人类“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并进一步警示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哈佛大学的名嘴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其题为《反对完美》的系列演讲中直接对基因改造、定制婴儿、生化药物创造体育奇迹开火,睿智地向社会发出预警。吕克·费希(Luc Ferry)更是在其新作《超人类革命》中,勾勒了“生物进步主义”(他眼中的“超人类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的对垒形势。这位曾经做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哲学家,一方面也质疑医学的目的究竟是改善还是增强,人类是否应该敌视衰老与死亡;但另一方面也相信那些热爱生命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一定会像接纳优步(共享汽车)软件一样热衷并推进这场超人类革命。好一幅“天要下雨,人类要革命”的图景。在他看来,强化监管是苍白的,矫正价值选择的坐标才是正道。

这个坐标的原点在哪里?难道生命认知与干预就没有边界,医学就没有罩门?人文学者们大多信奉历史的“后视镜”里可以洞悉未来,后视镜与未来表面似乎不搭界,但熟练的驾驶员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后视镜帮人积累了人车关系的镜像距离感(车感),驾驶员才能妥善规避前方风险(或减速,或绕开)。历史的后视镜则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准则,这份基线认知帮助人类在遭遇“革命”“奇点”时保持一份清醒,建立规避人类演进过程中战略性风险的洞察力。就如同航母上既需要起飞时的弹射器,也需要降落时的拦阻绳。孙悟空神 力无边,紧箍咒是它的罩门,现代医学千帆竞发,也需要有一道哲学罩门。

说起批评营生,主题与尺度、格局与工具、能力与坐标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还有批评的见识与洞察——一方面是鉴定真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分析与批评、论证的能力,从而拨云见日。无疑,批评是当代学者的基本功,通过解构、反思来抵达更大格局、更高品质和更合理(合伦理性,即人类福祉诉求最大化)方向的建构,因此,它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忠诚与奉献。

中国智者喜欢“放眼量风物”,如果让他们对忒修斯之船进行考察,其眼睛不会只盯着每一块船板,忽视龙骨结构、材料、动力、导航系统,而是有系统思维。如今,再也不是“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点点白帆”,木质船舶早已被钢筋铁骨的现代舰船所替代,纤夫与风帆做动力的田园诗般的航运格局早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机械动力、核动力和全球定位系统,这样才能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现代飞船”概念的诞生,更让船舶脱离水的依托,腾跃进入太空,成为星际旅行的载体,哪还是那条忒修斯之船?

对医学的批评也一样,不能只考察知识单元的延续和先进技术的加持,更要关注其哲学基石的嬗变与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哲学审视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透析、趋势之辨。因此,本书展开了对于健康、医学、医院、生死母题的拷问和思想史的观照,同时借鉴医学大师的洞察力,希望缘此开启生命母题的思辨之旅,透过哲学隐喻打通古今生命智慧的割断,为返本开新创造契机,夯实平台。在中国,叙事医学就是返本开新的“周到”范例。在《大学》中,“意诚—心正”与 “格物—致知”是一体两面,情本位的传统医学总是强调“通情—达

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然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令 “意诚—心正”与“格物—致知”有了裂痕,也导致医患关系出现鸿沟。尽管现代语码的叙事医学解释体系并未凸显“共情”与“情本位” 的理论联结,但本土化的叙事医学实践无法回避社会—文化—心理的 投射。

最后一刻,让我们重新潜入寓言,告别忒修斯之船,登上挪亚方舟——这艘由挪亚奉命建造的圣船是人类的终极避难所,是生命获救、重生的象征,肩负着拯救苦难的宏伟使命。人们毫不吝啬地将医学、医院喻为“挪亚方舟”,谁承想,有一天忒修斯的修船师也登上这艘船,可能的境遇是,他发现挪亚方舟有一些船板没有及时更换而分明是一艘漏船。他还将这个警讯告知了船长,这还了得!满怀希望的被拯救者开始躁动起来,一种可能是,忒修斯的修船师被赶下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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