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是朋友送的茶碗”，马可·穆勒边说边打开礼品盒，让北京青年报记者看那个流光溢彩的精美瓷器，一如他对于中国电影永远“惊艳”的神色。日前，“2023黄渤海青葱电影展”在烟台举行，马可·穆勒参与了海湾影话大师等一系列交流活动，这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意大利人始终站在华语电影的发展潮流中，也籍由这次青葱电影展，与电影爱好者一起进入电影的精神之海。
马可·穆勒在中国有很多身份，是说着流利中文、偶尔顽皮地蹦出“我们东北银”的中国通， 是威尼斯、洛加诺等知名电影节的主席，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是电影制片人、电影史家，现在又定居在上海，成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及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如此多的身份标签，其实核心都与“电影”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电影。
四十多年来，马可·穆勒成为了中国电影与全球各大电影节的桥梁，他真诚地向电影节推荐中国影片，带着一种浪漫的拓荒精神为华语电影开辟欧洲市场，让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姜文等中国影人被世界所熟知和欣赏；他会在电影节的选片会上，亲自向各方人士解说华语电影的背景和内涵，生怕对方错过了精彩亮点；他还会陪同中国导演参加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化翻译”，对此倾注了他所有的心力。
在2023黄渤海青葱影展上，马可·穆勒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自己很高兴成为中国电影的同路人，“我喜爱中国电影，愿意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同时，我自己也通过电影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延展，应对着不断的挑战与变动。”在采访的对谈中，可以感受到这位70岁老人依然在用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国际影坛的动向，用“永远在场”的方式守护着中国电影，为中国本土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开阔的视野。
我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做电影的“老外”
记者：此次的青葱影展通过“光影潮汐”和“青葱踏浪”两个单元，展示了十部精彩影片，您观看展映时，会对哪些作品印象深刻，还会有当初看到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一样的兴奋之情吗？
马可·穆勒：当然啦，比如这次青葱影展的开幕片是管虎导演的《斗牛》，这部影片在2009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这个竞赛单元是我作为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时创办的，目的是想选出一些对电影有所创新的新导演，而《斗牛》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最新鲜的作品，是电影人的创新、实验。尽管相隔14年，这样的电影还是特别新鲜，特别丰富。
记者：您与中国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甚至现在的新锐导演都是朋友，最初，您是如何与中国电影结缘的？
马可·穆勒：1974年，我来到中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在辽宁大学学习大众文学，1977年，我转到了南京大学，有一天，我看到了露天放映的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为之着迷，谢晋导演那种在电影中刻画人性和心理层次的风格非常独特，也开启了我与中国电影的缘分。
记者：当时，您与谢晋导演见面了吗？
马可·穆勒：我在1979年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谢晋导演，谢晋导演非常热情开放，我应该算是他的徒弟了，因为我每次跟他见面，都会向他请教问题，比如，我应该关注哪些导演？解放前的电影，我需要看哪些？谢晋导演每次都跟我提出很多有帮助的建议。
记者：1982年，您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一场名为“电的影子”影展，非常轰动，那是您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破圈”的开始吗？
马可·穆勒：那确实是一个契机。1978年的时候，意大利佩萨罗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中国电影展，仅放映15部作品，我看到片单后很失望，这里面并没有我认为的好电影。于是，我决定自己在意大利办一场中国影展，我写信给了都灵的市长，幸运地得到支持，我在全球各地寻找中国电影的拷贝。最终，1982年，“电的影子”在都灵的6家影院放映了135部中国作品，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82年，轰动了整个欧洲电影圈。这使我得以向全球观众介绍中国电影，并与各国电影从业者建立联系。随着展览的成功，我还受邀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东亚电影策划人，这为我提供了与其他导演互动的机会，了解他们对电影的看法。同时，我开始参与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工作。
记者：也是通过这个回顾展，您认识了一些中国第五代导演？
马可·穆勒：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到了一个名为《我们的角落》的短片，导演是田壮壮，编剧是陈凯歌，摄影是张艺谋，我立刻对此发生了兴趣，我觉得这部短片代表了新一代导演的创意，因此我决定将它包含在我们的回顾展览中，展示最新的思想和创意。
我应该是第五代导演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做电影的老外，虽然陈凯歌比我大一岁，张艺谋也大我几岁，但是，大部分都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非常容易沟通。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新导演介绍给欧洲，不仅是电影节，也包括整个电影市场。
记者：您现在还关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吗，他们的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马可·穆勒：我很欣赏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精神，他们每拍一部电影，都会跟上一部有很多的不一样，方向总是崭新的，欧洲的发行商也是很看重这一点。就像这次来参加青葱影展的黄建新导演，他的创作总是具备很多独特的思路，比如《黑炮事件》和这次展映的影片《错位》。再比如李少红导演，她这次因为拍片没能来青葱影展，我有点遗憾，她是我接触到的最具外国观众说服力的导演之一。李少红的处女作《血色清晨》在洛迦诺放映时，每场平均有7000到8000名观众，这是很惊人的数字。李少红导演可能一直记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观众热情洋溢，渴望与她交流，我们当即发现了这位非常重要的新的中国女导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按照不一样的情况去创造。
跨越差异，“文化翻译”非常重要
记者：在以欧美电影为主流的世界电影舞台去推荐尚属陌生的中国电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事情，您作为选片人，向知名电影节推荐中国电影有什么秘诀吗？
马可·穆勒：秘诀就是“永远都在场”，比如，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当选片人的时候，中国影片都很不错，也都会有很不错的外文字幕，但是，我一定要想办法，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要在现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之前和之后跟他们讨论一下这些电影，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是中国电影在电影节上的伯乐，2004年到2011年，您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期间，中国影人可以说是“扎堆”前往威尼斯电影节。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都是您推荐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您带到了威尼斯，那是姜文的电影首次亮相国际影展。
马可·穆勒：我非常愿意当中国电影的同路人，因为我的这种作为“文化翻译”的身份和职责，我成为了把12个中国大导演处女作介绍到国外的人，不仅是因为有时候会给他们的作品做字幕，最重要的是每次还会陪同他们，他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我也会跟媒体进一步推介他们的作品。
记者：是的，您不仅陪伴了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也有第六代导演，比如贾樟柯。
马可·穆勒：1998年贾樟柯的《小武》亮相柏林电影节时，我就被他的才华打动，我跟他说我们要经常联系。后来他邀请我去看他的电影《站台》。我看了《站台》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可以代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当时，我虽然是洛迦诺电影节总监，但是却把《站台》推荐给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我觉得这部影片应该出现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也全程陪同贾樟柯导演，在《站台》的发布会、采访时，做他们的翻译，继续做我刚才所说的文化翻译工作。
记者：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能够顺利地“走出去”了，电影人也越来越自信，在您看来，华语片在国际上要有持续的影响力，面临怎样的新挑战？
马可·穆勒：新问题其实也还是老问题，依然面临着“文化差异”的阻隔，比如，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你不理解历史背景，就没有办法看明白这部电影，为此，我在那个时候真是天天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再比如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欧洲人也并不清楚影片背景，台词里面也不能直接说，那就一定要想办法，力求翻译时加上一点点东西，让观众去知晓一些信息。
除了要有选片人不遗余力地推介外，也需要优秀的海外营销公司。近几年的一个好现象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本土的海外销售公司，他们当然是最好的文化翻译家，他们在做最初的宣发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想办法让国际市场了解到动态。而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找一个外国的剪辑师，因为剪辑是一种“再创作”，外国的剪辑师会跟中国导演沟通说，哪里看不懂，这就要求导演用画面素材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剪辑师由此也是让全球观众都能看懂电影的“翻译家”。
记者：启用外国剪辑师与中国导演合作，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马可·穆勒：非常有效，法国的马修·拉克劳是中国电影最火的剪辑师了, 他是贾樟柯《天注定》《江湖儿女》的剪辑师，还剪过《南方车站的聚会》《永安镇故事集》，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太忙了，我手头有四部中国电影在剪”。
好的电影会让我有一种遇见美食的饥饿感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电影节可以算得上成功？
马可·穆勒：我觉得应该是能够让参赛或者参展影片产生 “互动”的电影节。电影节放映一部又一部电影，但效果不应该是简单地叠加，假如放了四部电影，那这个数值不应该只达到4，而应该是4.5,因此要产生更多的能量，让一部电影可以解答另一部电影提出的疑问，一部电影可以弥补另一部电影所缺乏的东西，电影和电影之间实际上是应该有关联的，要能够互相碰撞、互相对比、互相反馈。
记者：现在的电影节越来越多了，与以往相比，您认为有什么不同吗？
马可·穆勒：时代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以前的观众参加电影节后，会特别认真地找到相关资料，阅读相关的影评、书籍，他们把每一次电影节都当作是学习的计划，而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可以轻松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现在观众们参加电影节学习的劲头少了，多了一些看热闹的心态。
记者：您作为电影节的总监或者主席的时候，如何力求评奖的公平？
马可·穆勒：电影节的评委会构成很重要，我觉得最起码需要两位导演，一位制片人、一位评论家或者一个学者，每个人对于电影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作为评委一定要能够说清楚为什么这部电影比那部电影还要更成功。此外，当电影节的总监是非常荣耀的任务，要保护每部电影的独特性，不要受任何外在的影响。我在当威尼斯电影节艺术总监的时候，每次和选片委员会成员看电影，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因为我一定要看清楚情况，有的人过了20分钟就开始看手机，或者很不专心，如果是这些人看完电影后，说这部电影特别棒之类的话，我就很清醒地知道，这不可信。
记者：您欣赏什么样的电影作品？
马可·穆勒：导演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擅长讲述故事，他们以一种触动我内心的方式讲述故事，好的作品首先打动我的大脑，然后触动我的情感，有时甚至让我感到遇见了美食般的饥饿感，会涵盖内心的各个层面。
记者：这次展映的多部青葱导演的影片都得到了您的推荐，您觉得在中国年轻导演的成长状态如何？
马可·穆勒：我觉得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未来，我的前妻及挚友、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杜阿梅女士今年六月去世了，魏书钧的这部电影是由她完成的法文字幕。梁植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逍遥·游》也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国产片。此外，李鸿其导演的《爱是一把枪》非常有特色，这几位年轻导演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有很独特的贡献。
记者：此次的青葱青年影展以电影为媒，展现了中国年轻创作力量的蓬勃之势，而“青葱计划”的培养模式，更是让青年导演扎根于创作，您怎么看待青葱计划目前所取得的成绩？
马可·穆勒：青葱计划的特色是“永久的训练营”，年轻导演很需要这种有集中性的训练，由成熟的导演作为监制，扶持青年影人，把经验亲手贡献给新一代的年轻人。
记者：您现在已经定居上海，工作重心是否有所调整？
马可·穆勒：我依然是电影平台和教学两条腿走路，我需要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让他们告诉想看的电影是哪些，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这两件事是彼此呼应的。
记者：您似乎跟海很有缘分，您倾注心血的威尼斯电影节位于亚得里亚海上，这次青葱影展首次在烟台举行，也是在黄渤海之滨，您觉得电影节是否也像海一样，要有包容万象的胸襟？
马可·穆勒：是的，电影节与城市气息相通，就像这次的青葱影展，大气优雅、有着浓厚的底蕴，有海的城市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就像电影一样，有着无尽的想象力，涌动着无限的可能，容纳着世间的各种风情。
记者：当您在中国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时，会注重去观察观众们的反应吗？
马可·穆勒：会的，比如，我平时经常去上海的大光明影院看电影。为此，我每周都会跟我的学生们“友好地吵架”，因为大部分的学生总是在手机上看电影，我就建议他们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只有坐在幽暗的环境里，你才真的可以开始一场旅行，开始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和文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弓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