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四载（745年），在同游山东蒙山等地之后，高适、杜甫与李白作别，前去济南，参加新任北海太守李邕设下的宴会。从此次分别之后，高适与李白终身未再相见。

在天宝三载（744年）时，高适、杜甫、李白同游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时年高适四十一岁，而李白四十四岁，二人年纪仿佛，行止却不甚相似。在同游之前，高适曾去长安，也曾去往燕赵、蓟北，但都未获得出仕机会，而李白这时正被“赐金放还”，刚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伏。因此，这一段被载入文学史的游历，之于两位主人公的内心而言，应该是不同。

吹台相会雕像，成都浣花溪公园

不过，想要昭揭这种不同，却较为困难。直接原因，在高适的诗集中，没有同李白唱和，乃至送赠李白的诗作，而在李白的诗集中，也没有同高适唱和，乃至送赠高适的诗作，如非同游者杜甫多年后写作的《遣怀》《昔游》二诗，恐怕后人完全不知道这一次同游。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将高、李二人在分别之后，各自的际遇联系起来看。

天宝十四载（755年），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对唐代整个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玄宗在叛军攻破长安之前，西逃入蜀。玄宗三子李亨在西逃至灵武时稍作休整，即登基称帝，而尊玄宗为太上皇。同时其十六子李璘被玄宗封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李璘在到达江陵之后，别生图谋，深受其兄李亨忌惮。最后李亨遣人于至德元年、二年间将李璘之乱平定。这场在叛乱面前的兄弟阋墙，最终影响了高适与李白各自的人生走向。

先说高适。在天宝四载之后，直到天宝八载举有道科中第之前，高适仍旧是在齐鲁淮楚之间游历。天宝八载，高适中第之后，被授予了一个封丘尉的官职，这虽说是一般文士释褐的佳选，但其实从开元年间开始，文士释褐时认为的“美选”，往往是巡官、推官、掌书记。正因为这种情况，高适在得到封丘尉三年之后，也即天宝十一载（752年），没有继续担任这一官职。（另一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唐代考功体制下，高适三年任满，但没有得到足以升转的评价，所以他选择了放弃了这一官职。）他在这年秋天奔赴长安，不断拜谒交游，最后离开长安，前往河西走廊。

在河西走廊，高适终于得以见到他的“贵人”——哥舒翰。哥舒翰显然很看重这位文士，他立即上表，要任用高适为左骁卫兵曹，充为掌书记。从这一年开始，高适总算是正是踏入了青云之路。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四载，高适正式升转，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辅佐哥舒翰守潼关。

“安史之乱”发生后，潼关作为扼守二京的咽喉，遭到了叛军的反复攻打。一开始，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率兵进攻，被哥舒翰击溃，成功守住了潼关。但随后，在杨国忠的谗言蛊惑之下，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主动出击，结果哥舒翰大败，自己也被叛将火拔归仁俘获，最终学了李陵。高适在乱军之中，杀出重围，从骆谷取道，至河池郡拜见玄宗，将战况一一汇报，并做了颇为中肯的敌我形势分析。玄宗嘉奖他，于是迁其为侍御史。

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玄宗一方，于是玄宗想了一个法子，也即让自己的儿子们镇守天下要塞（这便是前文提到的李璘分镇的背景），高适切谏不可，但未被听取。玄宗入蜀，高适跟随，不久即官拜谏议大夫。

李璘的别图，引起了李亨的不满。大概是李亨知晓高适曾以不可使诸子分镇天下进谏玄宗，他很快便召见了高适。在听取了高适的分析之后，李亨即以高适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会同淮西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一起平定李璘。

上述这段经历发生于高适四十九岁至五十四岁之时，而这段时间的李白，则兴起了寻仙访道的兴致，不久之后，甚至亲受道箓，正式成为一名教中人士。一直到被李璘召见之前，李白一直在广陵、宣城之间生活。

关于李璘的召见，史传均语焉不详，而李白进入李璘幕府之后担任何种官职，也都没有记载。但无论如何，在李璘幕府之中，李白的生花妙笔为其撰写了《永王东巡歌》等一系列宣传李璘神武之姿的诗歌。这些诗歌成了李璘兵败之后，李白曾襄助叛乱的证据。因此，当历史的急流奔涌而来，高适和李白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一个官至节度使，为一方大员；一个身系浔阳狱，沦落成重犯。

在李白坐监之时，曾有一位名为张孟熊的士人前来看视。这位张孟熊与李白交谈良久，他告诉李白他即将去广陵拜谒高适，当时李白正在读《留侯传》，感慨这位张孟熊的古人之风，于是写了一首诗送他。这首诗的末八句是这么说的：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在诗里，李白称呼高适为“高公”，但这并非是一个用于友人的称呼。他又说“燕霜感”“玉石焚”“歧路泪”，先后用了先秦邹衍蒙冤恸哭，天为之下霜；《尚书》说的玉石俱焚，比喻善恶一同毁灭；先秦杨朱歧路之哭的典故。这些典故除了能看出他在表露自己波澜起伏不能平静的内心之外，我们也看不出他是否对高适有所期待。

[明]唐寅《金阊送别图》（局部）

关于张孟熊是否是想请高适对李白伸出援手，史传无考。史传所记载的，对于李白伸出援手的人，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侄儿，官至御史中丞的宋若思以及宣慰大使崔涣。但很可惜的是，无论是谁伸出援手，终究不能改变李白后续的命运——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倘若没有乾元二年的天下大赦，这次流放也许就成了李白的最后一次“壮游”。

从这些蛛丝马迹推测，恐怕在永王李璘起兵事件之后，高适就意识到了李白可能会对自身产生的不可控的恶劣影响。他选择将之前与李白同游的诗作隐藏起来——杜甫的《遣怀》诗中有“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之句，所谓“壮藻思”，应该就是指的当时所作诗。千年之后，我们很难去揣测高适的这种隐藏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但从结果上看，这种隐藏实实在在的是一种永久性的。

高适与李白，是被唐代政治史洪流驱动的两个个体生命，而也正因为流向不同，这两个个体生命被打磨出不一样的色彩。从前文叙述中，本文不厌其烦地介绍高适的迁转经历，是因为想告诉读者，根据赖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的研究，高适这种拜将封侯的仕宦历程，是时人眼里非常完美的“升官图”。与之相对，获取了后世无限赞美的李白，在其仕宦历程上是非常糟糕的。

这种外部的经历，势必影响到高适与李白的创作之中。在高适的生命中，他与军旅之事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也形成他诗歌的特色。但回溯这些关系，我们会发现，高适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缔结的。这是因为在唐代，通过藩镇幕府获得被时人眼里认为佳选的掌书记要容易的多，而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藩镇，处于边疆的防御型藩镇，机遇更大。正是这样的“诱惑”，驱使高适去听边塞的风雨，去看边塞的山水，去经历边塞的故事，最后酝酿成他的诗的底色。

这些对于李白来说不是这样的。李白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高适所选取的那条路，他希望得到皇帝的无限殊遇，从这种殊遇中寻求复现一种他景仰的政治理想。比较来说，高适选取的路子，是与唐代考功体系密切结合的，这意味着即使他可能不会得到超越他人的殊遇，但完全能够保证他不会轻易失去这一切。而李白把得失都系在了皇帝一人的好恶之上，那么皇帝亲之爱之，他自然可以高蹈于青云之上，同样的，当皇帝对他失去兴趣之时，他相应的会被浮云遮蔽乃至从云中坠落。这种起与落，恰恰与他写给李邕的诗的前四句是吻合的：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风来则起，风歇则下，视九万里为尺寸之间。这种庄子《齐物论》般的视角，恰恰形成了李白内心的广袤无垠的心海。这片心海倒映宇宙，洞彻乾坤，驾游龙与鸣凤，驱飞廉与丰隆，于是各种奇瑰的想象，浑奥的浪漫喷薄而出，经过情感的淬炼，而凝结为一首首浮动于紫府清都云霭间的诗篇。

熟悉李白的人都知道，在乾元二年大赦之后，李白依靠当涂李阳冰的接济，度过了他最后身为唐代庶民的岁月。而在乾元二年之后，高适即使偶有左迁，但依旧为一位高层文官，最终还得到了渤海县侯的封赏。永泰元年（765年），高适病逝于长安，李白先其三年而去，而再过五年，杜甫也将离开这个世界。在杜甫晚年居于夔州之时，他回忆起他与高适、李白结伴游玩的青年时代，他说：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

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

是的，唐代的万里疆域上，风云曾相携而来。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