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希

“5505116”是我入学报到并在地质地理系注册之后的学号。“55” 表明是1955年入学的，“05”是地质地理系的代号，“116”是当年本系新生的序号。这个 “学号” 一直伴随我到毕业。

作为地理系的学生，它伴随我一生的“地理情结”，也慰藉了我的一点“地理乡愁”。

第一课终身受益 教学计划庞杂厚实

1955年7月，我以第一志愿的专业和学校被北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录取了。8月25日，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特意给我准备的一包家乡的泥土，用一条竹扁担挑着铺盖卷和日常生活用品，从浙江省中部的一个连高级中学都没有的小县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

开学的第一天，按惯例，系主任要向全体地质地理系的新同学致欢迎词。

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我在大饭厅（今“百周年纪念讲堂”）吃完饭，便早早地来到了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和其他新同学一起，坐在带有小桌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候着了。

不一会儿，一位个头并不高大，身着青灰色中山装，前额宽阔，戴一副黑框眼镜的老师走上讲台。他站定之后便环顾四周说了一声：“欢迎新同学！”顷刻之间，阶梯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喔，他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 在简短的欢迎词之后，侯先生就开启了开学之后的第一课——北京。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而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首都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它的未来……”侯仁之先生从北京的起源，讲到它的变迁，说到了它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侯仁之先生那生动、充满激情，又深入浅出的语言，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似乎是我有生以来心仪已久的一堂课，而我也确实是一直在支棱着耳朵，仔细地听着，生怕把哪一句话给落下了！

就这样，“侯仁之”和“北京”，犹如一粒充满生机的种子，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我庆幸自己能考上北大，且还能遇上这么好的老师。就在此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侯仁之先生和陈传康先生又带着我们，做了一次野外的实地考察。我们从西校门出发，经由蔚秀园、挂甲屯、西苑，沿圆明园西墙外到青龙桥、明景泰陵南，到卧佛寺。中午就在樱桃沟水源头吃午饭。然后再翻越到香山，考证清乾隆时期修筑的石槽引水工程……侯先生边走边讲： “咱们学地理的既要听好课、做好笔记，阅读老师在课堂上指定的参考书、做卡片，而且一定要做实地考察。这既是教学密切地结合实际，也是对课堂内容的检验……”

这又一次让我领悟到了：实地考察是地理学的重要手段，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后来，开学后的第一课——“侯仁之先生讲北京” 成了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因为，只要一听说是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外系的同学亦要来听。地学楼101号教室容纳不下，先是搬到大饭厅，再后来就干脆成了学校的一项活动了。这亦足见其影响之大。

摔伤腿做了手术也绝不转系

1956年1月3日，我在未名湖滑冰不慎摔断了腿，而且做了手术、休了学。后来，系里提出让我考虑转文科系问题。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医生告诉我，腿复原之后还能跳高哩。”这也足见我读地理专业的决心。

北大地质地理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组成的，即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三校的文理学科全部并入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三校的所有工科全部并入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燕京大学停办，整个校园和校产、教职员工全部归并北京大学。北大原有的地质学系，则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后改称中国地质大学）；原有的医学院也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学院。燕京大学农学院改为北京农业大学（后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部分）。当时，曾拟把清华大学的地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由于陈传康等老师的力争，才留在了北大。而这也才有了北大地理系以后的辉煌，甚至被《中国教育报》称为全国地理学科的“龙头老大”。

我们入学时的地质地理系，由 “地质”（下设地质构造、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三个专业） 和 “地理”（下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两个专业）两大专业构成。

当时的经济地理专业是按莫斯科大学的专业设置新开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资。五年的教学科目达到近四十个，可见，经济地理专业所学

课程门类之多，视野之广。

根据教学计划，为配合课堂教学，一二年级在暑假前要进行为期两周的教学实习，包括测量学、地质学、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三四年级还要进行生产实习等。当时的授课老师大都是地理领域或某专业的名家、大师，即便是非专业的科目，也都是邀请在该领域卓有成就的老师来校授课。这无疑为日后成就学业和开创新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而北大“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风骨、学术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优良传统和北大所拥有的光荣历史所赋予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是莘莘学子终生都受用不尽的。

师生情深意笃一点业绩尚可告慰

侯仁之先生，不仅是地质地理系的主任，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授课老师。作为学生，唯有仰视，接触并不多。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北京的规划部门工作，既是由于自己对北京历史的喜爱，也是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这时与侯先生的关系才日益热络起来。

1978年之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向侯仁之先生约稿，希望他能把自己20多年来撰写的有关论文集结出版。

那时候要出一本个人的文集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当时，侯先生正准备去西北做沙漠历史地理考察，这也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后来我得知，有关书稿的整理工作已交由1958级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在《光明日报》工作的金涛同志负责，只是书中的70多幅附图尚没有着落。得知此事，我便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因为，1959年我曾受学校委派，去地图出版社参加过《国家大地图集》第一卷的编绘工作。而当时，我手头又正在进行《北京地图册》的编绘，便向侯师主动提出，书中插图清绘工作由我来承担。

数月之后，侯先生的第一本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出版了，他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最后，我必须说明，在此书着手编辑时，我已经重新走上了沙漠考察的征途。如果不是金涛同志付出大量的业余时间代为编选、修订，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书中的全部插图，都是由董怡国、朱祖希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我赶绘出来的……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帮助了作者本人，更重要的还是有助于促进这门薄弱学科的发展。这不能不使我们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从这以后，我还曾受侯师的委托，代表他去参加“第一届运河文化研讨会”，向大会表示祝贺、宣读论文；也曾受侯师之嘱，代表他给时任市委书记的刘淇写信，建议拆除广外金中都宫苑遗址——青年湖中的烂尾楼，把它修筑成“鱼藻池公园”等。

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先生以102岁仙逝。我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语：燕京耆哲又去一人！历三朝，行万里，书一湖未名星光璀璨，一时间人间无俩。穷毕生，尽白头，现千载华夏古城风采，实乃德才双馨！

怀着对侯仁之先生的崇敬，我于2014年撰写了《侯仁之与北京城》一书，并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侯仁之先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有人称之为“历史地理巨擘”，但是，侯先生也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冷科学，需要后学传承弘扬，众人拾柴方能火焰高。既然是原地质地理系的学子，更是崇敬侯仁之先生的后学，因之也总想在学术上有所追求。时至今日，我自以为尚可以拿出来，可以告慰母校的一点业绩：一个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篇论文：《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后获“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优秀论文奖”）。后又在《北京平原区古河道变迁研究》的基础上，于1996年明确论述提出《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自此之后，“北京的母亲河”的概念日益为人们所认可并引用。第二个是关于古都北京规划建设文化渊源的探索：作为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北京城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其文化渊源又是什么？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2007年中华书局为我出版了《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并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我于2018年在原书的基础上改写成一本文词更优美流畅的通俗读物，名《北京城——中国列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没承想，该书竟深受读者青睐，而且入围“中央电视台2018年度中国好书”。

（作者1955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现任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