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sensibel）一词的含义是“敏锐的（empfindlich）、可感的（fühlbar）、易于接受的（empfänglich）”。积极地看，此词通常是指显著的共情能力；消极地看，此词是指一个不适应生活的主体的过度敏感。回顾哲学史就会发现，这种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共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中世纪，人们就区分了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主动敏感性是指对于世界感觉敏锐，有道德含义；被动敏感性是“接受者”的特性，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主动敏感性的意思类似于 “拥有感觉的天赋”，一般地说，就是指有德行的（tugendhaft）、高尚的（edel）、善良的（gut）、能接受上帝的真理的特质。在18世纪，主动敏感性被系统地阐述为道德情感。简而言之，当时的人认为主动敏感性是人自发地行善的自然秉赋。

另一方面，被动敏感性一般是指“能被人感觉到的情感”。在积极的意义上，人们把敏感性中被动的一面与“感动”（Rührung）等同起来，在感伤主义文学的时代尤其是这样。然而，在消极的意义上，敏感性主要被理解为“爱哭、轻微疯狂、怀有不现实的想法”，有时也被（例如托马斯·阿奎那）理解为性服从。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把被动敏感性称为“生理的敏感性”（sensibilité physique），意思是“神经的易激动性”。

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审视当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应受谴责的东西，通常也能刺激人的心灵；反之亦然，能刺激人的心灵的东西，通常也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应受谴责的。尽管方式不同，但在所有政治阵营中都是如此。在右翼势力对所谓的“性别魔怔”等社会转型反应敏感时，他们不乏有针对性的仇恨言论，甚至还有具体的肢体暴力行为；而当左翼自由主义者的社会进步理念遭到质疑时，他们则表现得“皮肤薄”，他们有时会系统性地抵制某些人，有时甚至会导致受抵制者被解雇。

然而，这种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的相互联系绝不是新产生的，而是有哲学上的先例。例如，感觉敏锐的卢梭从他的灵魂最深处憎恶城市中泛滥的诸多刺激。在宁静安逸的巴黎郊区，卢梭发展了他的“人性善”的道德观。他认为，“性本善”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类需要被保护，免受有害的文明的影响（详见第三章）。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蒙莫朗西的乡村田园就是卢梭的“安全空间”。

敏感性是一把双刃剑，这一见解为理解当下指明了道路，对于全书也是关键。敏感性可以分为向外的敏感性和向内的敏感性，连接的敏感性和分离的敏感性，解放的敏感性和压迫的敏感性。简而言之，敏感性带有暴力的一面，这一点在其历史起源中已经显现。而敏感性的发展则以强迫（Zwang）为前提。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知名著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1939）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埃利亚斯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Disziplinierung），最初表现为吃饭和睡觉时的纪律，后来发展成复杂社会情景下的约束。这种纪律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明显地越来越敏感。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调节”、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换句话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耻感和尴尬感（详见第一章）。

埃利亚斯所说的，是“冷漠”的纪律约束和“温暖”的敏感化的复杂交错，是规范化和羞耻的复杂交错，是自我控制和敏感的“世界感知与自我感知”的复杂交错。埃利亚斯明确指出，人类很难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满足文化需求。这一观察与精神分析的核心见解不谋而合：不断推进的文明化进程有其黑暗的一面，这也表现在文明的脆弱性之中。

因此，敏感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当然也有中断和矛盾。在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人类固有的残酷，这种残酷在特定条件下就会爆发。历史学家赫尔穆特·莱特恩在其著作《冷静、冷漠、冷酷的行为教导》（Verhaltenslehren der Kälte）中，预见性地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趋向疏远和内心装甲的行动指导。同一时期的恩斯特·容格尔的著作可作为证据。同时，容格尔的笔记对于一些心理机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这些心理机制不仅使人们能够实施难以想象的暴力，还使人们能够忍受这种暴力。

此处触及了本书试图逐渐发掘出的一个关键点：莱特恩的思想传统中的“冷静、冷漠、冷酷”，决定性地导致了对韧性的呼吁在我们的时代听起来坚硬而不敏感，或者用克劳斯·特韦莱特的话说，听起来是“男性化的”。特韦莱特在其著名的论著《男性幻想》（Männerphantasien）中认为，法西斯主义在“男性的装甲”（Verpanzerung des Mannes）和“用武力保护女性”中继续存在。法西斯主义可被描述为“男性暴力释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条件下男人的正常情况”。特韦莱特称，两次世界大战中“接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男性”而今已成为“有毒的男性”。

韧性和敏感性似乎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并且反映在政治立场的冲突中。在左翼政治的普遍认识中，韧性等同于麻木不仁，等同于“不让某事物接近自己”。韧性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男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优化策略，与共情和团结不相容。

“韧性”（Resilienz）一词的词源似乎支持这种解释。该词可追溯到拉丁文词语“resilire”，其意义是“反弹、回弹”，其德语词形最早见于物理学，描述了身体在受到外部干扰变形后恢复到原来状态的特性。

但我在本书中将要展现，韧性和敏感性不一定是对立的。仅当它们被绝对化时，它们才是对立的。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冷静、冷漠、冷酷的学说”是否包含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发现的要点。如果我们尝试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观点来解读容格尔的著作，就会发现容格尔在赞美战争和暴力之余，清晰地表述了一种生存冲动，而这种生存冲动可以成为极其无力的创伤体验的救药（详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仔细观察，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并不只是见证了一种对装甲的狂热。在尼采的著作中，高度的脆弱性和可塑的韧性建立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详见第二章）。对于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这种联系，本书会详加阐述。因为如有可能结合韧性与敏感性的力量，目前分裂社会的冲突将可能被扬弃，并成为二者之外的第三种东西。

从普遍和广泛的意义上说，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关系，要比乍看起来辩证得多，这一点在文明进程中也有体现。城市化和机械化使人们变得过于敏感且易受刺激，而他们的保护措施就是在心理上与各种刺激隔绝。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诊断出大城市人的“囊泡化”。“小囊泡”屏蔽了外界的许多刺激以及各种可能的要求，使人能够承受这些刺激，形成一个内在的自由空间。保罗·瓦莱里做出了非常类似的诊断，他写道：“在经历了一个敏感化阶段之后，现代人的敏感性正在减弱，持续的过度刺激最终导致了迟钝。”这句话对于当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切，当今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们的环境，而是牢牢地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

过度刺激和去敏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视角看待当代人背离敏感的现象。社会上某些人对少数群体最近提出的要求十分漠然，这与齐美尔所说的“囊泡化”的大城市人在遭受过度刺激后愈加迟钝是类似的。相反地，对歧视性含义的觉醒的（woke）感知，和对“政治正确”的语言符码的相应掌握，有时体现出一种“囊泡化”的傲慢，这种傲慢像保护膜一样掩盖着少数群体自身的脆弱性。

……

不可否认，社会的敏感性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元的、高度复杂的、分化的社会，由于其空间上的集中，从根本上依靠每个人能够敏感地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关切来维系。然而，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敏感性从一种建设性力量向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转变。敏感不是连接我们，而是分裂我们。敏感性把社会分成了若干群体，在某些群体相互对抗的前线，双方甚至都将敏感性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

……

本书并不妄图建立合理性的最终公式（即判定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相反地，本书恰恰试图在双方阵营的前线，都找到敏感性的绝对化倾向中的不合理之处：绝对化的韧性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反弹他人的要求； 绝对化的敏感性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把人降格为一个需要保护的、不知如何自助的脆弱生命。合理性的界限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场内运行，并展现着自我和世界之间有待被发现的新关系（详见第十章）。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