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新的时代,人人都是艺术家,也就没有人是真正的艺术家
中信 2023-04-05 07:00

这是一本关于艺术与金钱的书。我将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变化进而改变了艺术。我会在这本书中,向你讲述在21世纪的经济环境下,艺术家们(包括音乐人、作家、视觉艺术家、电影电视制片人)谋生与奋斗的故事。

请看一些小片段:

马修·罗斯(Matthue Roth)身兼数职。他是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ish)教徒、回忆录作家,也是年轻的成人小说作家、儿童读物作家、短篇小说写手、擂台诗(slam poet)诗人、电子游戏设计师、博客作者、小众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和编剧。他曾交往过一位非犹太裔的性工作者,上过百老汇的《诗歌果酱》(Def Poetry Jam)。他是“Spit姐妹”(Sister Spit)中唯一的男性成员,他在这个位于旧金山的女权口语表演团体中,为“暴女”们(riot grrrls)制作安息日晚餐。他写过的书包括《摇摆赎罪日》(Yom Kippur a Go-Go)、《没关系,戈德堡》(Never Mind the Goldbergs),以及儿童读物《我的第一部卡夫卡》(My First Kafka)。罗斯为人亲切,又有些天真,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布鲁克林。他每天往返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里,时常会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进行创作。不过,若是在犹太教安息日当天有了什么灵感(当然,他随时都有灵感),他也只能等到天黑之后,才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

罗斯所做的这些却只换来了有限的报酬,有时甚至连一分钱都拿不到。2004年,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卖出了1万美元之后,当年他的总收入才比前一年大约翻了一番。2016年,罗斯接连为一家犹太人网站制作了视频,为一家科技教育公司设计了电子游戏,还为芝麻街工作室撰写了科学短剧。后来,发布在纽约地区游戏作者脸书(Facebook)群内的一条匿名帖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实际上是谷歌公司(Google)的招聘帖,他们正在寻找创意写作的作者。罗斯成了谷歌助理(Google Assistant)“个性团队”中的一员,这是他在谷歌的第一份工作。他为谷歌助理撰写对话,设计 “复活节彩蛋”(Easter eggs),也就是网站上那些各种意外惊喜和笑话。

罗斯告诉我: “当我得到这份工作之后,也就是我被谷歌录用后大概一个半星期,很多朋友都说,‘你今后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份合同工,没有任何福利:这对罗斯那些年轻的单身同事来说确实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而对像他这样每年要在全家医疗保险上花3万美元的人来说,这些钱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这份工作每次可以续约3到6个月,但限于州法规定,工作时间最多也不能超过两年。我采访他时,他已经为谷歌工作了一年半。罗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年限。当我问及他的年龄时,他说: “我快三十九岁半了,每天都在变老。”罗斯说自己就像是“点子海”(Ocean of Notions),那个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笔下的儿童故事《哈伦与故事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中的说书人,他“装满点子的水龙头总有一天会干涸”。他说很怕自己有一天脑子就不灵光了,或者因为自己太害怕这样,而不再能想出新鲜又有趣的东西来。因为这样,临近中年的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创意相关的工作了。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莉莉·科罗德尼(Lily Kolodny)(化名)都算得上是成功的插画师。她的画风充满童趣,她也因此获得了企鹅兰登书屋 (Penguin Random House)、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客》(New Yorker)等多家知名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青睐。她告诉我:“我的朋友总说‘你真幸运啊,找到了你想做的事’。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才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随波逐流。就像是我知道要怎么做。或者说,我就应该做这份工作。”

与此同时,科罗德尼也正为她的经济状况发愁。她说:“我赚的钱只够糊口。说真的,我没什么存款。”我问她觉得自己每年需要多少钱才能过活,她说:“我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这是因为我总是拖着不愿意去想。对我来说,要去想象未来的样子,实在很难。”我采访她时,她的情况刚刚好转了些。过去几个月,她曾数次“不管不顾就外出就餐”或是“买这买那”。她不再时不时检查自己的存款,以确保租金是否能全部交清。当时,她也正在与一位出版社经纪人合作,着手一个关于 “印象风、半虚构的插画回忆录”项目,她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她说:“我还想着,这能让我很快就变有钱,可一切还是事与愿违。”

科罗德尼表示:“对我来说,那就是颗金蛋。如果它破了、烧了,我就必须重新考虑所有东西。”她究竟要如何重新考虑?她还能做什么?如果可以,她的次选计划是教书,最好是教艺术,不过有需要的话,其他科目也行。再不济的话,任何工作都可以。她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如果他们不是朝九晚五,或者不是有钱人,那他们要么是瑜伽老师、优步司机,要么就是保姆。”过了这些年,她要是还想“转行去做这些离自己本职相去甚远的工作”,就会变得相当困难。我采访科罗德尼时,她已经34岁了。她很清楚自己必须做出决定。在她看来,她现在的处境“可能也无法维持太久,尤其一旦自己要生孩子的话”。当然,这是在说如果她想生个孩子的情况,而她自己也确实想生。

29岁时,马丁·布拉德斯特利特(Martin Bradstreet)终于实现了他的音乐梦想。布拉德斯特利特出生于澳大利亚,目前定居蒙特利尔。他是摇滚乐队Alexei Martov的创始人。(这支乐队的音乐特色用一个词就能很好地描述出来,那就是“大声”。)这支乐队在蒙特利尔有一批忠实粉丝。他们会在当地举行表演,通过脸书进行宣传。当时,也就是2015年,布拉德斯特利特决定举办巡回演出。如他所言,对于像他这样的音乐人来说,“坐着大篷车到处表演,和朋友一起唱自己的歌”,向陌生人传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巡演标志着事业上的成功。

布拉德斯特利特上网搜索了数百个与Alexei Martov相似的乐队,参考他们的巡演行程,找出他们的演出场地。然后,他通过场地数据库Indie on the Move获取这些场地的联系方式。他表示,如果你能给主办方一个完整的演出节目单(也就是你的乐队加上一些当地乐队的表演),那么他们就会更容易主动来与你合作。因此,比如说,他会在路易斯维尔找出80支乐队,在听了他们的作品后,去联系其中最合适的几支。他说:“你必须学会如何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场地,和一些陌生的乐队一起宣传你们的演出。”他有时会向这些场地要各家媒体的联系方式,这样他就能直接找到他们。

的确,布拉德斯特利特也觉得这么做劳心劳力。不过多亏了互联网,办巡演做这些就够了。他说,一开始你会亏钱,但他觉得钱并不重要。(布拉德斯特利特靠着他玩网络扑克赚来的钱为生,用他的话来说,这算是“另类投资”。)他想过要再向前一步,做一名公关、经纪人或是唱片销售,但是他说:“世界上比我有才的人多了去了。”我采访他时,布拉德斯特利特已经转行,他若有所思地表示:“靠玩音乐为生可能确实不错,只是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年纪越大,还能让一切完美,这太难了。”不过,他并不后悔。他说,他一共举行过约50场巡演,“其中有半数都可以算入我这辈子最棒的100个夜晚”。

麦卡·凡·霍夫(Micah Van Hove)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奥海镇(Ojai),这位独立电影人靠自学成才。凡·霍夫没读过电影学院,甚至连大学也没上过。他告诉我,他有如今的成就,“都是互联网的功劳”,他从网上学会了各种相关的知识技能。对他来说,如果电视可以比作小说,那么电影就是诗歌。他说: “拍一部电影,你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与观众交流。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仿佛包罗万象,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却暗含了无限的人生经验。因为它们总是在最奇妙、最不经意时发生,所以我一直对这些瞬间非常感兴趣。”

他告诉我,他都是“先一头钻进去”、先实践起来而积累的经验。他在拍摄第一支短片的第一天,买来了相机却忘了带镜头。他花了五年时间,才在名为Kickstarter的众筹网站上筹到了自己首部故事片的“微预算”,总计约4万美元。凡·霍夫的家里没有什么钱,在过去的十年里,他总是借宿在朋友家。我采访他时,他还经常在朋友家打地铺。他也许愿意和母亲住在一起,但她的经济状况显然更加糟糕。他说,“这取决于你能牺牲什么。我能牺牲挡风遮雨的屋顶。然而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这会让他们很痛苦。”

我采访他时,凡·霍夫刚制作完他的第二部故事片。前一晚,他还一直熬夜剪辑到了凌晨5点。他计划在自己能承担的入场费范围内,把这部影片投给尽可能多的电影节,可能有10到20个左右。他表示: “我就像在悬崖边上,我倒要看看自己学到的这一切是不是有用。”不过他已经准备好走下一步了,他打算写一个扎实的剧本,以此获得50万美元的融资。“人们能感觉得到你什么时候算是准备好了。”是什么让他坚持下来的?我这样问道。他说: “我快30岁了。9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拍一辈子电影。我曾投入过全部,现在也还是如此。”现在他是时候去找出自己要做出哪些贡献了。他说: “因为我确实认为电影有自己的脉络。我们通过观察前人的作品,再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们融合进我们的作品里,以此来谈论这个世界,也改变这个世界。”

来源:中信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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