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节晚会有几首大家喜欢的歌，郁钧剑演唱了《说句心里话》，庾澄庆演唱了《让我一次爱个够》。但紧跟着掀起来的歌潮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就是“红太阳”。

1991年，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到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广州是当时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冯海宁在逛街时不经意发现，很多车里都挂着毛主席像，这令她一下子想起了那些老歌。订货会结束后，冯海宁立刻返回上海，向公司提出了用现代感的节奏和曲风来重新演绎红色歌曲的想法，得到公司的认同。“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这盒磁带一定会走红。”

于是上海中唱公司投入4万块钱制作成本，从北京请来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负责唱片的编曲、指挥。由于人们记忆中的红歌实在太多了，制作团队最终决定采用联唱方式，邀请了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朱桦、景冈山等10位当红歌星来演唱。这些歌手小时候都听过、唱过红歌，所以录起来相当简单。制作完成后，该专辑被定名为《红太阳》。

据《红太阳》制作团队的录音师张小安回忆，重录那些老歌也让他颇为动情，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成长记忆。“首先里面每一首歌拿出来我都会唱，其次才轮到我们在这个唱片上下的功夫。在棚里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感觉了。”工作完成得很快，大概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而对于冯海宁来说，那两个月留下了一段快乐的记忆。当时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听着、唱着红歌长大的，所以当歌星拿着谱子进棚录歌时，整个录音棚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甚至一起哼唱起来。

《红太阳》席卷全国，最终创下了720万盒的惊人销量。随即，许多音像公司一哄而上，纷纷推出类似的红歌专辑。时至今日，超越这个数字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甚至吸引了英国BBC、日本NHK等多家境外媒体的眼球。

原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在1991年参与了《红太阳》从制作到销售的全过程。3个月就卖出了300万张，“在当时是奇迹，现在是神话。1991年12月磁带出版，到第二年春节前后，《红太阳》红遍全国。出去开会坐火车、飞机能听到，大街上在放，就连我家旁边的学校里也经常放。那就是一片‘红太阳’的海洋，走到哪里都会被感染。”

“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盒专辑会如此轰动!”在专辑中演唱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十送红军》《洗衣歌》等歌曲的李玲玉，最初参与演唱只是因为编曲金巍是她的好朋友。“他要我过来录几首红色歌曲，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来了。但是专辑出来不久，我坐出租车就听见司机在放那盒磁带，然后大街上到处都能够听到。完全想不到这些歌能再次红起来。看来，经典就是经典。”

我二哥却非常讨厌歌星们这种腔调的演唱：“这不是糟践这些好歌吗？”但他最后也买了一盒：“原版的也没人出啊！”

《新闻出版报》的记者杨文勇找我：“我们报社要开个‘红太阳’现象座谈会，你来一下吧。”

我去了，一批老先生都在，大家说得很热闹。因为当时连国外媒体都很热闹地发议论，甚至以为中国内部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所以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有政府层面的态度。

我一直没说话，到了最后，报社领导说：“金老师，你还是说几句吧。”

我说：“据我所知，这就是上海中唱公司一个商业策划。我们真的不必太在意。当然，如果要研究，肯定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也得让学者们慢慢地从社会学、大众心理学这些学术角度仔细研究。”

会散了，杨文勇送我出门：“老金，这类题材还有什么没出呢？我看颂歌几乎都出全了。”

我笑了一下：“毛主席语录歌啊。还真没人出呢。”

不到十天，杨文勇告诉我：“语录歌我已经做完了，送到天津音像公司去了。”

我说：“你也真够快！”

3月，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写了篇《神州遍地“红太阳”》——

《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走红蕴涵了极为复杂的心态，但如此大“火”，实在也说明着目前大众歌曲创作的贫乏——春节晚会三年不出歌就是证明。这是个值得社会学者、文化学者和音乐学者“好好研究研究”的问题。

2023.3.20

文并供图/金兆钧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