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睐”开过一次总结会，印象中唯一一次，我得了一个最佳会员奖——2018年跟着“青睐”各处游走，花了四万块钱——哇塞，我这么败家么？这是打哪落下的病？倒也不远，两年前——第一次跟着他们出行，那时候还没有“青睐”这个名字呢。

2017年开春，陈徒手告诉我，报社副刊要组织一个摄影爱好者去福州永泰探访古庄寨，啥叫庄寨？有多古？徒手说他也不太清楚，我说必须把我这个摄影白痴算上。去之前，人家永泰县政府还来人了，给我们普及了一次知识，看照片，就是高墙围起来的那种大院子，毛著里说过的农村的“土围子”。能盖起这种大院子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啊，如果高墙硬寨还有自己的护院，那不就是当地一霸么。永泰当地现在还保留着150余处这样的建筑，都是清晚期盖起来的，问人家，为毛房子盖成这样？说是几百年来都在防土匪。更好奇了，那里为啥几百年盛产土匪？这个问题让人家永泰的同志们有点尴尬，他们说，嗯，人多地少嘛，那些农民，白天种地，晚上去别的村抢劫……业余土匪，是么？

永泰政府的人是把古庄寨当成尚未发掘的宝贝，希望我们去了解，并能够帮助他们宣传，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会上我对当地的土匪问题好奇起来。

住永泰的第一天晚上，我和室友谢瑂姐干了一架。白天参观完气势宏大的中埔寨（也叫八卦寨），吃完饭回酒店我俩讨论起来。她说这个寨子不可能全靠收租子，那么大个寨子，周围不见什么田地，养活不了，地主也得上山种地。我觉得寨子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收入来源，地主不可能上山种地。解瑂姐也是媒体人，我俩都是好奇心满满的人。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永泰是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拿什么养活出这么多地主的土围子呢？

接下来几天，我们看了大大小小十几处庄寨，还和寨子里的人聊天，摄影团的男生们都拍美了，我和解瑂的问题还是无解。但是我们看到，古寨里的人们开始抱团修复保护他们的古建筑，政府也鼓励，专门成立了古寨保护办公室，寨子修复干得好的，政府还给40%的配套资金，庄寨族人纷纷组织起来，选出领头人张罗，类似于之前的宗祠族长，把很多海外的同族也召唤来出钱出力。一切看上去都往好了走，有价值的古庄寨被保护了，当地有旅游资源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吧。

可是，一百多年前的闽东地主，为啥要盖这样的大院子？

我不死心，去永泰官网把永泰明清县志翻了一遍，其实就三本，万历年一本，乾隆年一本，民国年一本，前后500来年。搞清楚了两件事。一是，永泰人口，宋代达到过21300户，按照户均5、6人计算，大约十几万人。到了元代，大约10000多户，到了万历年间，只有2000来户，清宣统二年，29600多户，27万人口。清中期以后人口剧增，是全国性的，有专家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永不加赋（增丁不加人头税）鼓励人们生育，二是土豆红薯传入中国普遍种植，增加了粮食作物产量。人口多了，土地就紧张了，“生齿愈繁，生机愈蹙”（永泰县志民国版）。没有土地的农民容易成为流寇盗贼。

搞清楚的第二件事，永泰的土匪历史由来已久。明代的倭寇袭扰东南沿海，很多所谓倭寇其实就是沿海的流民，日本浪人组成的倭寇被剿灭后，打家劫舍却成为闽东一带山区流民的生存方式（山区更容易盘踞）。永泰县志上，匪患是几百年县官们头疼的大事，明朝时期，永泰的一任县官甚至就死在倭寇手里。清代，土匪年年作乱，民国时期派了个海归作县长，一上任就和土匪斗智斗勇，有时坐镇县城孤守，干了半年，和土匪相持，不分输赢。直到1932年派来19路军一个团进驻永泰，剿匪4年，消灭了大大小小几十股土匪，永泰匪患才稍稍平息。

看完了三本永泰县志，我明白了，也踏实了，再看那些庄寨照片，就可以穿越过去，理解老祖宗们是从什么样的泥泞中走过来的。

我们对于1949年前中国的乡土的了解是被教科书格式化了的，离真实很远，除了黄世仁杨白劳不太知道别的，也不能想象没有警察没有城管没有朝阳群众的乡村，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而千百年的乡间一定是有秩序的，一座座大庄寨才得以建立。地主们外出收租，收来的钱买更多的田地、山林、矿产，拿去经商、放贷，土地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交叉运营。他们享受着财富，也维持着乡村的秩序，传承着古老的文明。这一趟，颠覆了杨白劳黄世仁的单一乡村想象，让我长了好多见识。我写了一个总结《永泰庄寨之谜》发到我们的寻访群里。

之后，就跟上了“青睐”。边走边看边读边想，印象深刻的寻访还有太多太多——

2017年金秋去延安，一路上延安老知青马力用烟酒嗓给我们唱陕北“酸曲儿”：“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哥哥看妹妹，半个月跑了个十五呀回，把哥哥跑成个罗呀么罗圈圈腿。”这些酸曲儿回荡在沟沟峁峁间，一幅画面出现了：精壮小伙站在这边梁上，冲着对面的梁上那个红袄绿裤的姑娘吼唱，嗯。

这年底，零下13度，罗炤老师给我们讲解云居寺；罗炤研究生毕业后有一天骑车进山，看见僧人晒经书，就进门帮忙，结果就留在云居寺干了半个多世纪，云居寺的每一棵树他都认识，知道它们的来处和去处。

2018年5月，跟着徽州古建守夜人张建平探访徽州古建筑，亲眼看见他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古建保护游击战。但是，我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些大房子里住的都是啥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古建筑和遍地的牌坊都是一体的，女祠堂里还立着贞女、烈女牌位，走过这些牌位，毛骨悚然，守寡五六十年的，比比皆是。一个24岁的寡妇，不肯改嫁，绝食11天死。徽州回来，我查了《歙县志》，《人物志。烈女》有72个章节，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明清两代被记录的贞节烈妇65078个。古徽州人多地少，男孩子早早就得出门闯荡，娶了媳妇也在外漂泊，女人就常年守空房。徽州古建和古牌坊，一部徽州人五味杂陈的历史。我写了一个稿《徽州牌坊的黑历史》。

隔了半个月，又走到市委党校园内的传教士墓园，听党校退休干部沈昌瑞讲第一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的故事，利玛窦“狡猾”地把耶稣信仰和中国礼仪混搭，让中国人接近上帝。和他的学生徐光启合作出版了《几何原本》，还给万历皇帝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他在文人中名气很大，后来居然是被进京的举子们的拜访给累死的。

这年6月，跟着“青睐”的专家学者李冬君、刘刚夫妇，去浙江慈城，看慈城的古城保护，那里保存着一段唐代的砖石大街。慈城的古城保护的专家就是平遥古城保护的第一功臣、复旦大学建筑专家阮仪三，营造学社创办人之一、梁思成的同事刘敦桢的学生。

这年9月，跟着古籍藏书家韦力老师去江南寻访藏书楼，韦力老师在一次寻访中受伤失去一条腿，带着假肢仍然上山下乡寻访不止，问他为啥这样让家人担心，他说，那些隐藏在民间的藏书楼都很破败了，我不能停止寻找，不然就白丢了一条腿。

这年11月13日，跟着作家肖复兴探访前门打磨厂、草场街，巧遇他的中学老同学、老知青、烤鸭店老板，两个人的兴奋喜悦，溢于言表。

这年11月15日，敦煌行。敦煌看一次是看不太懂的，但是我们认识了一些敦煌人，可以让我们感知敦煌的魅力。牛玉生老师的工作室里，我们看见一批考不上学的农村小姑娘在临摹敦煌壁画。考不上学不说明什么，牛玉生当年就是玉门油田的泥瓦工，后来在敦煌洞窟里临摹壁画几十年，爱上了敦煌壁画，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专业画家。他说自己很幸运，那些年天天在洞窟里和古人交流，现在，再大的画家也不能随便进洞窟临摹了。

“青睐”的寻访方式，让我喜欢。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走马观花，不同于记者采访，事先有主题，甚至，它之前的策划也是粗疏的，它以一种当地人引领讲述、实地探访、局部观察的方式，进入一个切口，看到、体验到一种陌生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认识一些当地人，见识一些历史的碎屑，你可以观看，拍照、记录，你也可以追问、探究，没有固定的答案，没有现成的知识体系，它是局部的，是散乱的，也是开放的，某时某刻，你就好像被附了体，成为那个时代的张三李四，那些体验都是有血有肉的，历史从我们的身体中呼啸而过。小时候被预装的那些关于历史认知的系统，格式化了，被升级重装，并重新启动。感谢“青睐”。

文/杨晓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