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孙郁:打开《野草》的方式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02-17 13:00

《野草》诞生以来,对于它的读解,吸引了不同群落的人。除了文学家不断谈论它,该作品对于美术界、哲学界的辐射力,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们在吴冠中、赵延年、裘沙等人的画作中,分明读出鲁迅夫子的某些底色。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张申府就模仿《野草》的文体泼墨为文,他是维特根斯坦作品的译者,知道鲁迅的辞章方式,也恰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一种,彼此有相近的地方。张申府认为五四后,鲁迅是最有影响的思想者,他是将其许多作品,当作哲学文本来阅读的。

鲁迅的文体很难用现成的概念论之,在西方理论中可对应的,或许属于当今学者所云“毕达哥拉斯文体”的一种,它的去向无踪,界限模糊,向四面敞开而行迹莫测。海德格尔也很敬佩西洋作家中这类表达,觉得是对于西方世界崇仰的罗格斯的颠覆,而闪光的思想,可能就是在这种表达里出现的。鲁迅以自己的天赋,触摸到了精神的这一领域,小说、杂文的写作里其实已经超越了感觉阈限,而集中体现其审美内力的作品,无疑正是那本薄薄的《野草》。

许多年来人们聚焦《野草》,大概因为内中有鲁迅最为耀目的光点,其文本造成了一个迷宫。他的作品往往是这样,所行愈远,诗风愈清;所进日深,则悖论愈广。可谓静水深流,风波暗转,承担着苦楚的片刻,有限性的难题却折射出无限性的突围之思。这是极个别的古人曾有的感受,不妨说,苏格拉底与墨子的悖论之语,在其文本获得了现代性的表达。

阎晶明《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是试图重返这迷宫的一次尝试。此书看出作者的用心,也有诗的温婉之感。与高校的流行的风格不同,作者延续了老一代学人敏于辞、慎于言、诚于意的传统,仿佛是树下闲谈,娓娓道来里,点出鲁迅文本的指涉。又从所含精神元素探讨鲁迅精神与中外艺术之关联,作者以此也隐含了对于当下粗俗文风的拒绝和反省,写作此书,我猜想是作者从日益泛滥的语言泡沫里逃逸出来,寻觅精神绿地的一种选择。

从文本、本事、接受史等层面着手思考鲁迅世界迷人的一隅,阎晶明有自己特别的笔致。他的写作充满着天然的感受力,阅读心绪和历史的陈影叠加在一起,像似学人笔记,也如内心独白,将远去的文本拽回到身边,亲切、自然,好奇里的打量和辨析里的惬意都有,让读者分享了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书,多了一份作家的感觉,没有正襟危坐的气味,也如同读到了一本思想漫步的散文,看得出诗意内的精神之风在悄然流动。

读过《野草》的人,常常惊讶于那造语的奇幻和意象的诡异,仿佛是天外来客,要绘其行踪则难矣。阎晶明意识到了这种挑战,他的方法并不复杂,忠实于阅读感受,弄清周边的背景,小心翼翼画出作家精神的轨迹和文字后的历史之影。具体说来不过三点,一是知识点聚焦,看那作品布置了什么典故,什么书籍影响了先生;二是精神品格的理解,即其世界中超俗的韵致,精神攀援到了什么地方;三是语言的深悟,对于辞章的特征作一种大致的归纳,寻找进入其世界的入口。这些来自阅读的感受,在知识论层面又反转成一种精神哲学般的凝视。除了这种鉴赏中的美学外,还有着史料考据与梳理,这使他的论述不是在空中的舞蹈,而是植根于历史的土壤里,在坚实的耕耘中,犁出一道道思想的图案。

罗素谈到尼采时说:“他爱以逆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让守旧的读者们震惊。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涵义来使用善、恶二字,然后讲他是喜欢恶而不喜欢善的”[1]。这也告诉我们,描述这类人物需要有一种非世俗化的语言。对于研究尼采与鲁迅这类作家的人,这是必备的功夫。不过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知识与审美是以不规则的方式被敞开的。在最为清晰的地方,原藏有扑朔迷离的意象,而那意象,是搅碎了知识的体态后以流动的方式与我们见面的。在阅读《野草》时,我们会发现作者省略了什么,但又埋藏了许多难以察觉的副文本。阎晶明将此看成“文史典籍的散布”,那就看到了知识背景的存在。由此探寻精神里的隐秘,都不无帮助作用。

比如在《我的失恋》一诗,背后就是东汉张衡《四愁诗》,这古诗被借用和模拟后生出了另一种意象。鲁迅的幽默之语,即使对于古人的戏仿,也是一种陌生化的创造。再比如《复仇(其二)》,是改写《新约全书》的《马可福音》部分,作品篇幅不长,却含着另一层意味。“不是要重复一个宗教故事,他强化了由戏弄开始的一切残忍行为”[2]。而《腊叶》牵扯出《雁门集》,《好的故事》讲到了《初学记》,《死后》涉及了《公羊传》,这些都是古老的幽魂的一种。鲁迅文本背后的复杂之音缭绕,也使作品疏散出异样的气息。每一篇作品,除了现实感受,还有不少古代文气和域外的诗意的东西。尼采与托尔斯泰的一些意象,也可以在《野草》中见到。读解这样的作品,需要看到这些内隐的材料。“这些资料虽无法成为打开理解《野草》的一个窗口,但也不能说没有启人之处”[3]。中国研究国学的人有许多轻蔑鲁迅的学问,他们不知道,在诸多作品里,鲁夫子掩藏了许多学识,那些古老的文献在诗文里以碎片的方式嵌入词语的旁边,以至不太易被人察觉。如果研究鲁迅国学基础,这些文本里的遗存,都值得思之又思。

精神品格的理解,在鲁迅研究者那里是必做的工作。凡是深浸于《野草》文本的人,都惊讶于思想的盘绕,有人将其看成哲学的闪光,有的则觉得是现代主义诗的盘诘。阎晶明从文本的意象与精神色调里,重点梳理了《野草》与域外文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存在主义的部分,所述之处多见异彩,一些视点是过去被忽视的。1919年鲁迅《自言自语》里的那篇《古城》,在阎晶明看来是与克尔凯郭尔的《末日的欢呼》相近的,从气质中看,鲁迅与域外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诗人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都是被鲁迅注意过的作家,而彼此文本的对照里,流韵的相似,让我们想起知识分子曾有的共同的话题。在精神链条断裂的地方,探索者拥有了一种新路的可能。而这种可能首先表现在思想的突围之中。

日本学者在讨论《野草》时,也习惯于勾勒鲁迅气质背后的存在,丸尾常喜等在鲁迅的阅读史里寻觅了许多东西。而欧美研究人员则发现了俄国作家对于鲁迅的影响,一些对照性研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宗教研究者则于此体会到了对于佛经的借用,像徐梵澄对《野草》内的印度意象的改造的观点,都是本于辞章的,没有浮夸之谈。其实,在《野草》那里,精神是洞开的,古中国古老的幽魂和域外现代主义的灵光都有,鲁迅吸收的东西甚广,而又揉进了诸多自己心绪里的东西。它的迷人之处,与此是大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对于鲁迅语言的体悟,是最难表达的。它有着原始的混沌,但又多了神异之气的召唤,这些都在平静里得以叙述,不是高蹈的铺陈,也非学究的烂调,而是经过世间风雨后的纯净的冷观与幽思。阎晶明对于《野草》的语言把握属于自己的体味,传统感悟的述说方式显得颇为亲切。在《野草》的句子里,他发现有一种“对立”的元素,从中感到了内在的张力。他还注意到“叠加”的句式,好像是一种重复,实则是一种强调与加重性表达。由此,又能够体味到“急促感很强的递进”,思想就指向了幽深之处。而让阎晶明震惊的是那些“回转”的句子,真的扭动了世界的图示,而心灵也随之舞蹈。文学之美,就是语言之美,我们在古代诗文里,可曾看过这样的辞章?在今天作家的笔墨里,也很少遇见如此的妙文。阎晶明叹道:

假如把《野草》的文学语言比喻成一条宽阔的大河甚至大海,“对立”就是“快艇激起的浪花”;“叠加”就是弄潮儿的身姿;“递进”就是流水的湍急向前,似有摧枯拉朽之势,急促而又逼仄;“回转”就是湍急跃进中形成的漩涡,惊险而有“颤动”感,就如同《颓败线的颤动》里描写的:“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于此相关,阅读《野草》,鉴赏《野草》的语言,就是一次海上的冲浪,或河中险滩的漂流,惊险、刺激又是难得的享受。[4]

读解这类变化莫测的语言,如果过度沉浸在快慰里,会将文本的读解空幻化。阎晶明一再把神思拉回到现实,但又不作过实的解析,而是从现实关系里,看文章诞生的环境与时代风气。这就把其视野拓展到了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比如从作品看20年代的北京社会,就有不少话题。而对于故乡绍兴的记忆,现实世相,日常实物,中外文史典籍等,增加了作品的维度。还有出版与传播,都是有意思的现象。鲁迅何以为鲁迅,从中都可以得出某些心得。

我们的作者写这本书,在文体与章法上,也在向鲁迅致敬。他模糊了学术文章与散文的界限,考据与玄想的界限。性之所至,理亦随之,情也散出。书中对于鲁迅与古文间的联系着墨不多,不是对文本全景式扫描,自然会遗漏一些话题,不过面面俱到也恰是作者要警惕的地方,因为走进鲁迅的世界,可能性有多种多样。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无意中对于自己心绪的揭示,放弃了先验的概念,在词语的穿梭间,内心的起伏之状,惊异与释然之感,历历在目。这也是与鲁迅夫子的默默对话,是心与心的印证,也系词与词间的盘诘。随着鲁迅飞向辽远的地方,我们不再担心会久久地趴在地下。

许多年来,人们对于《野草》本事,颇为迷恋,猜谜与演绎者都有,以至出现了许多歧义。《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也带有某些考据癖。在背景文献辨析上,也很用力。我们的作者并不满意于体悟式的表达。对于史料的勾勒和整理,也是其研究的重要一翼。作者拒绝没有根据的假说,对于印本源流,辑佚、校勘都很留意,在资料里去伪存真,小心求证,看得出用力甚勤。以往的经验表明,对于鲁迅文本仅仅停留在感悟的基础上,可能流于空泛。本事与文字后的未曾显现的存在,对于认识作家,更为重要。文献学的修养,在现代文学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野草》的文章多在《语丝》周刊上发表,周作人恰是周刊负责人。鲁迅的文字多个体生命的内醒,在还没有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派冲突时,有一个精神宁静的时期,关注于己身的力度就多了。但当他卷入论战之后,宁静的心多了战士的锐气,虽然残留着一丝颓废之感,但对于世界不妥协的样子,是越发浓烈起来。我们知道,他一直是直面社会的,有时候精神极度的紧张。而《野草》里的文字,是既冷视自己,也笑看天下。周作人对于此,深解一二。阎晶明注意到,周氏兄弟分手后,彼此在公众场合没有什么交往,而文字还是有所交织的,不过周作人有时候冷冷地面对兄长的文字,偶有涉猎,则是一番不恭的口吻。阎晶明从周刊的不同文章与人际关系中,发现了周氏兄弟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人情世故的把握,都恰到好处。《当〈野草〉在〈语丝〉频频遇上“周作人”》一节,叙述的分寸里有理解的分寸,谨慎的陈述与大胆的判断都有,也带着回味无穷的意味。研究这个时期的鲁迅文字,不能不提周作人,这是对的。周作人在《语丝》上的文章都还博学、儒雅的样子,鲁迅却厌恶此类的趣味,向着险境和无路之途滑动。只有进入无词的言语,方能找到自己所往之地。而身边的语言,无疑都被污染了。《野草》的短文既是对于北京古老背景的消解,也是对于周边文人的疏离。从人际关系看作品的生成,不无启发之处。卫俊秀、李何林、孙玉石等人的书籍曾有过类似的描述,旨在点明思想与审美之径。阎晶明沿着此路,将线条描述得更为清楚了。

不过,本事与审美之间,并非一一对应,把握好此类问题,需要有文献的梳理能力。阎晶明在日本学者秋吉收那里看到过于落实的思维,便感叹对于文学作品诞生的生硬理解的偏差。比如对于鲁迅是否借鉴了徐玉诺的问题,秋吉收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但阎晶明却通过层层考据,驳斥了对方的观点。“比起一般的以讹传讹和八卦式玩笑,这种看似严谨的学术面目一旦被人认可,那不但是对具体事件,更是对鲁迅形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造成复杂影响,所以必须澄清”[5]。在文本研究中,过分的索引和过度阐释,都有问题。《野草》分析与研究,考验着研究者处理诗与史,虚与实的能力。后世之人看鲁夫子的言与行,不得其妙者多多的。原因是没有反逻辑的精神高蹈。过于虚和过于实,都可能凌迟了那文本的要义。

研究鲁迅的学者多曾感叹,单一的知识结构影响了对于经典的判断。有一段时间,鲁迅研究队伍太拘泥于鲁迅本身,对于域外与当代文学关心甚少。研究者应当对于现代主义、写实精神、哲学、金石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有所涉猎。鲁迅作品里有诸多未显露的内容,细细考察,都有深思之处。阎晶明最初研究鲁迅,后来介入当代文学批评,自然就多了不同的背景,像他对于王小波、莫言的研究,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带着时代感重返鲁迅,就有了不同的维度。在大量对比里,可以得知高下,明白宽窄,懂得深浅。所以,鲁迅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环。他的前面的风景,与后面的遗风,连起来都构成认识经典的参照。《野草》之后,在辞章上有着深远之意的文本有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通过阅读,也可以反省自己的不足。

的确,只有新旧对比的人,才知道在经典面前,我们缺失了什么。阎晶明在书中所说,对于《野草》的解读,是没有终点的阐释,自己要表达的,与已表达的,还有距离。这是研究鲁迅的人都有的感叹,想想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在面对鲁迅文字时,就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无力感,虽然无力,却不断被先生所激励、吸引,沿着那词语的河流一点点游去。常常的感觉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亮亮的存在,但却得它不到。好像被什么把自己绊住了。维特根斯坦说:

如果你想看到整个文化的史诗描写,你得去看看它最伟大的人物的作品。文化只有处在可预见其没落的那个时刻,这些作品才得以创作出来,因为以后将不会再有人去描述它了。所以,它只能以先知隐晦的语言记录下来,只为极少数人真正领悟到,这一点也不奇怪。[6]

上述的话说得似乎有些过头,甚至有点宿命的感觉。回望过去的历史,真的伟大的思想者与文学家是与世间近的,但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熟知那些人么?百年来,鲁迅的传播史,有过不同的色调,反思起来看,也多有值得镜鉴的地方。这是真的,鲁迅是中国读书人最熟悉的,但又最陌生的人,我们对于许多文本的思考,还难以尽善尽美,无数研究者在那遗产面前的谦逊的态度已经说明,文本之谜与存在的现象之谜一样,永远吸引着人们不断面对着它,读解经典的过程,也是自我生长的过程。如此说来,一切曾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注释·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4页。

[2][3][4][5]阎晶明:《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3、81、112、241页。

[6][英]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编辑/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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