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过去，还是建构新历史

《无名》是程耳之前文本的重新组合，在《无名》的文本空间里，可以看到程耳之前文本的诸多声音互相交叉，相互中和。例如，都是为特殊年代的中国写诗；故事都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片中的男女衣冠楚楚、精致讲究；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他写了剧本，写了本小说，写了片中曲的歌词，又写了片尾曲的歌词，在《无名》里，程耳同样强迫症地身兼数职。

此外，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无名》的“非线性后结构主义叙事”，这实质上也是对谍战片原本显而易见的矛盾冲突的消解，程耳靠着非自觉记忆的营造，就像梦幻一样把谍战片的对立双方置于蒙太奇的交错之中，让本质上大相径庭的，只会在关键时刻发生的关键事物以这样或那样的奇特方式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相似性并且拼贴在一起，例如电影开篇时叶先生和王队长共进早点，此时看不出这两个“为政治谋生”的“斯文坏人”有任何异样的关系，如果不是电影结尾才说出的，王队长杀了身为共产党员的方小姐，我甚至觉得叶先生是因为爱情才复仇了王队长，或者，在关于历史的梦境中，叶先生和王队长本身就可能成为朋友，起码是战友。而软弱的、不能够适应大时代剧变、只想回广西老家种地的张先生，对自己不堪一击心理的自白，一方面是张先生面对陈小姐时，不想再为政治继续卖命，只欲携美人卸甲归田的想法；一方面又是面对何主任时“弃暗投明”的说词。

因为这种不那么确定性的回忆，每一个人物都没有明晰的称谓，他们不过是具有多面性的个体，或为政治而生，或因政治谋生，这种建构，把原本具有史诗或悲剧形式和意义的历史虚构成了大体上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浪漫背景——按照历史逻辑推演，共产党员何主任一定会杀掉立场不坚定的张先生，电影不会在这点上反转，但历史上的角逐和命案或许不会如小口吃下一碗上海馄饨那么悠闲。这种处理，显然是一个历史的非亲历者，对历史的善意修编。对人生性命脆弱的细节呈现，实则是程耳为过去时代铺就的挽歌。所以当不断有记者把《无名》定义为“谍战片”并对程耳进行采访时，程耳姑且说，“可以这么宽泛地看吧。”

就争议最大的“非线性叙事”而言，其实程耳自己也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拍过一部毕业作品，叫《犯罪分子》。从那时起，我电影的结构就不是按时间叙事的结构。之后我拍《第三个人》，拍《边境风云》，包括《罗曼蒂克消亡史》，始终在延续这种结构。”程耳将“从中间开始讲一个故事”的叙事行为定义为一种本能、一种审美上的习惯，但并非是为了制造谜题。但凡熟悉新历史写作的人都明白，这种“由回忆起来的东西”拉开的模糊叙事，没有具体的人名，在大的由时间指认的背景下，由不同空间、不同语言组织而成的故事，暗示出很可能与历史真实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受到当前意识和文化影响的美学阐释和书写惯性。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程耳的文化影响及其美学阐释和书写惯性，源自于他的“学院派”出身，源自于他受到的电影教育，他喜欢布鲁埃尔，喜欢黑泽明、昆汀、伊斯特伍德，所以，程耳的电影中既有昆汀和盖里奇式的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又有王家卫式浓妆淡抹的感伤气质。

还记得《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那些台词吗，“不要取笑导演，这部戏拍给下一个世纪的人看的”，还有吴小姐对王妈讲的，“导演本来就没想让你看懂。”程耳曾经毫不客气地说过，“他会坚持自己的以为，坚持自己的做法，不管观众是否喜欢，他都不会改变。”所以，以前的程耳是形而上的，这种形而上包括他对形式的迷恋，也包括他不接地气的“悲剧美”情结——程耳讲述了他心目中《罗曼蒂克消亡史》所要表达的主题：“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我们喜欢的事物，消散的过程。”此外，程耳对“罗曼蒂克”的消亡做出了更深一步的回应，他说，片名中的“罗曼蒂克”和美德有关，“这些优良品质，不光是陆先生身上有，电影里其他角色，杜淳饰演的车夫，包括王妈，大明星吴小姐……每个人身上都有庄重忠诚的美德。”所以，“罗曼蒂克”的消亡，即意味着美德的消逝，这当然难以被大众接受。但这一次，程耳正在形而下地塑造“新大众”，一方面，他反复在不同场合声称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另一方面，从结局看，美好的事物没有消失——错乱中已经失去了太多的生命，好在精彩肉搏后的叶先生、何主任和其隐秘的爱人终于全部活了下来，并重逢在战后的香港，再次相遇，可以相见，可以不见，值得一杯咖啡，或简单寒暄。因此，观众的期待得到了底线的满足，便不再抱怨矫情的美学，也不必纠结可以被不同人解读的线索和细节。

从这点看，程耳对《无名》定义的“爽片”“很商业”算是基本做到了。

类型创新，恒久的耐力更打动观众

认为这次“春节档”由两个不同代际的“学院派”导演正在改写电影新历史，这种说法虽然略显“油腻”，但无疑透露出很久没有看到如此争奇斗艳的国产电影的电影人此时内心夸张的激动。

然而这夸张的心情也并非莫名的自信。比起程耳所说的，他一直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我更愿意将之称为知识分子难得的对非精英文化品味的艰难拿捏，这种拿捏有一个最基本然而最重要的动机，那就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在这个拿捏大众趣味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就像这次的《满江红》，一方面是票房荣光，一方面则是拿历史说事儿，对影片“玩弄”态度的声讨；也包括《无名》，仍然有一些认为程耳存在叙事问题的批评者。当然，整体上看，没有人怀疑两位导演的拍摄诚意，对两者的褒奖也相对集中。

褒奖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英雄”。观众都注意到了《满江红》里的“英雄”人物，并简单地将电影的处理解释为英雄的平民化塑造。但往深处说，《满江红》里的“英雄”不仅是平民，他们可能曾经卑微，例如张大的游手好闲遇上了青楼女子瑶琴，他们曾对社会不屑一顾甚至愤怒，张大对着武义淳怒吼，“你们这些大人物，心里都是小算盘”，体现了一种对“英雄”概念的分解和拆卸。《无名》里也一样，广州大轰炸时的倒叙撕掉了何主任精致的外衣，他不过是一个战争中的幸存者；而“下属”叶先生则在未婚妻与自己对立后失去理智，疯狂暴击日本士兵，此时的叶先生其实存在着露出共产党员真实身份的危险，事实上他也确实引起了王队长的怀疑，间接导致了未婚妻被王队长杀害。

更重要的情节还体现在《无名》的结局，为革命事业扫除无数障碍的何主任和叶先生，最后邂逅在香港的一座朴素庙堂，两个人不约而同来这个庄重之地，双手合十的虔诚中自然有着对正义、荣耀的看淡，以及对平凡、宁静的向往。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英雄”的塑造，才正是大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形象代表。假如这些不这么完美的非理想状态，比传统的“英雄”更能亲近大众，那我们则更盼望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生命走向，且一定不是“所有美好事物的消亡”过程。

事实上，《无名》和《满江红》是在借助区别于传统“英雄”的叙事来实现更多的深意。例如很多观众包括主创宣传把《满江红》的“悬疑”当作一个观影关键词，但《满江红》充其量就是“剧本杀”的难度设置，甚至“反转”还非常牵强，《无名》显得高级一些，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缺“悬疑电影”，我们甚至非常清楚悬疑电影特别是好莱坞悬疑电影的套路，但我们的“悬疑”不是类型电影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一种毫无悬念的胜利，我们的“悬疑”是人物为了最后一分钟的、个别人的活着，所饱受的大段的创伤叙事，所被动接受着的一众钟爱事物的离去，而这些人物历程反映的恰是社会范围内大众的生存矛盾现状。《满江红》里，张大多刀手刃同伴刘喜，多次悲呼“太难了，不干了”，但随着一段摇滚版豫剧上线，这个人物又咚咚锵锵大跨步在戒备森严的秦府，无休止奔赴在逐渐失去的途中；《无名》里，在大家都说好看的那段何主任和叶先生肉搏的戏里，我却看到了彻骨的心酸，在最后一刻的惺惺相惜之前，这两个人物究竟还要接受多少类似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与外国“悬疑”电影的最后一分钟“大团圆”相比，我们的“悬疑”仅留下几个飘零的生命，代价确是成倍的牺牲，还有无尽的、对疼痛的忍耐力。

当然，这些区别于传统英雄式的人物发展到了极致，还有另一条出路，那便是“成长”，由此相伴而来的则是“价值”的重现和“英雄”的再生，但在《无名》和《满江红》这两部电影里，这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声部，和前面所说的诸多意义具有同等价值。

文/刘晓希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