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盛夏，十里八乡的村民赶来贵州省台盘村的篮球场观看六月六“吃新节”的篮球赛。从白天打到晚上，从晚上赛到天亮，赛场揪着所有人的心，无人愿意离开。贵州“村BA”出圈了。

同样在云贵高原，大山里走出的佤族网球“背篓少年”王发也走红了，14岁的他用背篓装着球拍，在全国性赛事上获得冠军。王发所在的云南野象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晓洪，是在一次云南旅行时观察到“(当地孩子们)身体素质真好，不练可惜了”，萌生了资助山区孩子们打网球的想法。

乡村竞技体育发展的广阔前景，开始被人们关注。这里既有竞技体育的群众基础，也有潜力巨大的运动人才储备，还有乡村振兴和发展全民体育的政策支持。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竞技体育在乡村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一些体育项目的人才培养常常是“老少组合”，青年人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其中略显缺位。

然而，如今已有一些有识青年加入了发展乡村竞技体育事业的行列。他们把体育融入教育，以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为己任；他们从职业选手转型成教练，担负培养乡村体育人才的重要任务；他们爱思考好琢磨，把体育当作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

虽然还不多，但这竞技体育的火苗终究还是在乡土中国蹿起来了！

育于“足”下，让孩子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天然草皮大球场，河南绿茵足球俱乐部队长、19岁的杨博渊无比珍视这样的训练环境。结束训练后，他独自一人留在绿茵场加练。绕杆、射门，一遍又一遍。

夕阳下轻风拂过，他的思绪回到了7年多以前在老家甘肃省榆中县，跟随原中连川小学校长马安武学习踢球的日子。

“那时我上小学，马老师带着我们在学校那块不大的操场上练。坑坑洼洼，全是土和石子儿。”杨博渊想起当年，条件艰苦，但足球训练有声有色。2011年，马安武在学校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一到课间，孩子们就冲出教室，来到操场上训练。

“那时候爱踢足球的娃娃多，就是场地小了点儿、差了点儿，可十年如一日，我们坚持下来了。”曾经的训练场景，马安武历历在目，“我的初衷，是把娃娃们课余时间利用起来，锻炼身体。可后来发现，踢足球可以给娃娃们的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

对农村娃娃来说，马老师的这一发现太重要了。

“我常常想，如果马老师不教我踢球，我的人生一定会平淡无奇。”杨博渊说。刚上小学时，他性格内向，成绩一般，同学们不爱跟他玩。三年级，他开始跟随马安武学踢足球，天赋展露。去杭州、兰州，甚至出国，小博渊跟着马安武带领的校队到各地打比赛、参加集训。渐渐地，他成为学校有名的小球星。

“我见证了博渊从一个内向不合群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开朗阳光的体育健将。踢球不仅是训练技术，更是个性、毅力、思维和眼界的全方位锻炼。”马安武说。

一方面是性格的塑造，一方面是技能的提升，农村娃娃的成长确实“多了可能性”。

如今，杨博渊加入了河南新乡的足球俱乐部，成为职业球员。“马老师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杨博渊坦言，几年的职业足球之路困难重重，但马老师的教诲一直是他的精神食粮。担任队长后，他希望未来能在乡村推广足球运动，回馈养育自己的故乡。

2021年，包括中连川小学在内的几所中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的榆中四中，马安武出任校长一职。在新岗位上，他依然不遗余力地开展足球育人事业。

今非昔比，在政府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得以在新建的宽阔操场和平整草皮上训练。校长马安武仍然“手持教鞭”，秉持着当年的信念——“我会用更多的事实证明，足球能为孩子们插上全面发展的翅膀，让他们飞得更高。”

回馈山村，为了更多“好苗子”

2014年，福建龙岩，永定区堂堡中心小学里，永定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的跆拳道教练吴海燕远远望着操场上赤脚奔跑的女孩：黝黑的皮肤，高挑的身材，简单的跑步动作中透露出不一般的爆发力和协调性。她眼睛一亮：“好苗子！”

似乎是一幕往事重现。

1999年，仍旧是在操场上打着赤脚，还在读初一的吴海燕遇到了自己的跆拳道启蒙教练。“一听可以到城里学习，我踮起脚尖告诉教练‘我很高’。”那一年，吴海燕14岁，提着行李包走出莆田市鹅头村的时候，她甚至不知跆拳道为何物。

一番历练后，这位从山村走出来的国家级健将，选择回馈山村，担任教练，为跆拳道项目培养新人。

挑选苗子，便是播撒种子！从教12年，吴海燕几乎走遍了周边乡镇的所有学校，带领50多位留守儿童走上了跆拳道之路。

在体校里，孩子们白天读书，下午六点开始训练。腿法、力量、牵拉……乡村孩子没有接触过跆拳道，每一个基础动作都要吴海燕手把手地教。从小学四五年级一直到高考结束，孩子学习、训练、参赛，都有她的陪伴，直到拿到通往理想大学的入场券，吴海燕的使命才算完成。

一届届迎来送往，没有间断。

双脚紧贴地面，千次万次感受脚面的冲击，激发爆发力……跆拳道训练不穿鞋，受伤是家常便饭，左脚受伤练右脚，等脚底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再磨出厚老茧，比赛时才能稳如泰山，游刃有余。

“农村孩子身体条件好，也有韧性。”同样来自乡村，吴海燕感同身受，“希望他们通过体育这条路能有所成就，往更高处走。”

十一二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的年纪，离家、环境陌生、训练艰苦，都是摆在眼前的困难。“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陪伴，并坚持下去。”吴海燕说。

苦吗？吴海燕说：“哪有不苦的。”

乐吗？“也是真的乐。”

吴海燕自豪地抚摸着合影上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我的孩子们个个挺拔阳光、积极向上。”2017年年底，学生陈思颖回来看她，说要给她看看全国跆拳道锦标赛冠军的金牌长什么样。下了车，行李还没放，先冲到体校给了吴海燕一个大大的拥抱。

“吼！”“哈！”如今，伴随那一脚脚爆发弹踢，一声声奋力呐喊仍在校园回荡。吴海燕用跆拳道运动给农村孩子们搭建的崭新世界的大门，依然敞开着。

体育为媒，唤醒乡村发展的更多可能

在乡村，群众自发开展的体育活动并不少见，但一直以来，成体系、成规模的竞技体育赛事依然以城市为主场。业内人士分析：“规模赛事的人口密度及客群基数，配置场地设施所需的资金投入，专业赛事的运营人才等一系列‘硬门槛’，卡住了99%的乡村。”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三河村，恰恰把握住了1%的可能性。

2013年，80后返乡大学生谭杰来到三河村担任村支书时，这里还是一个“零集体收入、零本地创业、零外来投资”的后进村。谭杰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扩大种植，带领乡亲们发展“新都柚”产业，可如何扩大销路仍是难题。

偶然间，一则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乡村体育运动的新闻启发了他。四川向来有踢“坝坝足球”的传统，谭杰本人便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常和球友们参加业余比赛，三河村田间的晒谷场曾是他们练习的场地。

那么，何不让足球作引子，通过建球场、办球赛吸引周边群众前来观赛、顺便推广柚子？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此诞生。

然而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搞体育哪有那么容易？2014年返乡工作的青年干部、三河村村委委员刘晓旭深知其中的种种艰辛。

钱哪来？谭杰懂得跟进政策，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争取到了一笔用于乡村体育发展的专项资金。可仅靠政策资金是不够的，运营俱乐部、经营球场、拓展“体育+”链条……摊子越来越大，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全靠谭杰、刘晓旭这群村干部带着乡亲们倾尽全力坚持了下来。

人哪来？让村里的门外汉们办专业球赛是不可能的，唯有吸引专业人才。如同刘晓旭所说，三河村有“以体育产业带动乡村发展的先见性，有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坚持到底的毅力，以及一片尚未开拓、充满机遇的乡村体育蓝海”。渐渐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入了伙”，有80后足球策划人，一手操办起球赛的策划、设计、广告和宣传；有80后球队领队，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到三河。

就这样，专业足球赛在这个小山村办了起来，还办出了名气。

2015年，谭杰和村干部们集中全村力量，修建了首个真草灯光标准足球场，成立了成都市首个农民足球俱乐部，开启了当地农村打造足球赛事的先河。

当年8月，20余支球队来到三河村，第一届“宝柚杯”7人制足球赛开赛，奖品是6000元人民币和村里的柚子。

此后7年间，“宝柚杯”渐成四川最具影响力的7人制赛事品牌，年均吸引成都周边区县球队及观赛群众10万人次；三河村农民健身足球俱乐部成为成都首个正式注册的农民足球俱乐部，三河村建立青少年足球训练营，参训队员14000多人次，打响“成都农民足球第一村”品牌。

“小小的足球有大能量，村里打麻将的人少了、爱运动的人多了，三河村摆脱了‘三零’村的落后形象，孕育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在刘晓旭看来，这也是竞技体育在乡村的价值所在。

文/记者 殷泽昊 李丹阳 汪媛

选题支持/李晓东 周洪双 王洋 冯家照

编辑/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