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千禧年的春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曾经到访过中国，她穿行在北京喧闹的建筑工地、僻静的胡同中，于连绵的平房间仰望刚刚拔地而起不久的高楼们。
“我看到的一切”，她回忆道，“那些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散步的——往往由一个祖母、父母亲和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产生了共鸣。”这部发表于 2008 年、开创了“无人称自传”体裁的小说，正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当年便斩获了包括杜拉斯文学大奖在内的三座法国文学大奖。
“工人”（或者说，劳动者），“家庭”，不仅是将埃尔诺的中国记忆和《悠悠岁月》这部杰作紧密联系起来的两个关键意象，也正是解读在法国以外被鲜少了解的“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钥匙，事实上，更能为她的中国读者们提供一种更有共情语境的隐秘的阅读桥梁：这位法国文学语境中最为著名的以自我书写“阶层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的作家，未尝不可对位替换为我们生活语境中的小镇“做题家”来贴近理解。
毕竟，无论是对“阶层叛逃者”，还是对小镇“做题家”而言，最为折磨他们的内核是相同的。这就是尴尬地通过教育上升后，“卡在两个世界之中”不上不下，被自卑的焦虑和背叛的怀疑所折磨的“精神内耗”。
埃尔诺的写作，以自我暴露对抗“精神内耗”的勇敢尝试出发，却不止步于此。虽然她自嘲多年来她坚持写作，是被成功后能为她所来自和如今所在的夹在中间的阶层“那种属于下等人的感觉”“复仇”的动机驱动，但她成为了一个不断寻找真相并记录下来的小说家，“从文字和情感中重新创造和重建”了属于法国几代人的社会记忆、集体历史，她在“历史、社会、文学”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发声位置，将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和波伏娃、“五月风暴”、失业爆发和移民问题融为鲜活可触的集体认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言，“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阶级叛逃者，小镇做题家
埃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以那场登陆战举世闻名的诺曼底，长在伊维托小镇。她的父亲出身佃农，在生计压力下被迫辍学，不仅不会读写，还说着一口掺着土话和半错官方语言的法语。他在幸运地成为一名挤奶的农场工人之后，参加军队、进入工厂，最后跻身为了小店主。至于埃尔诺的母亲，同样早早辍学后，最早成为在人造黄油工厂忍受艰苦油腻工作的工人，结婚后便和埃尔诺的父亲共同经营那家兼卖咖啡和杂货的小店。
教育，或者说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也就是如今语境中的“做题”，成为了埃尔诺的上一代人，特别是她的母亲得以想象女儿能够过上比他们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在那时法国高度分层的社会中，国家教育体系确实在确保阶级的流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自学了阅读、会在打开书之前先洗手的“虎妈”高瞻远瞩、意志坚定，强力地推动着自己的女儿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取通往更好的未来的门票。她是家庭中的主导和权威人物，“我认为她比父亲高出一截”，埃尔诺在她那本以母亲为主人公的90页的小书《一个女人》（Une femme）中写道，和作为陪伴玩耍的父亲相比，母亲的形象更近乎于教师和引导者，她的权威、希望、抱负都和教育的理念息息相关。她和几十年后中国那些小镇中资源欠奉却盼望子女通过升学改变命运，既严苛又不惜金钱奉献自己的“虎妈”们几乎如出一辙，给埃尔诺买书籍、提供最舒适的学习用品、最精心的照顾，以及私立小学，“最关心的是给我她没有的一切”，但却也会训斥和念叨埃尔诺，“看看你拥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们在你身上花了很多钱”。
埃尔诺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她几乎是想象中小镇“做题家”能够到达的成功巅峰：曾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1970年代毕业后就通过资格考试，成为了中学法语老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就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处女作《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
教育虽为埃尔诺提供了向上攀登的阶梯，但也无可避免地在两代人之间拉开了名为文化差距的鸿沟。进入青春期后，埃尔诺和固守着小商人阶层规范以维护自己尊严的父亲的矛盾彻底爆发开来。她对父亲那口充满错误的法语感到的羞愧和其引发的怨恨、痛苦、争吵甚至远远超过金钱原因；学校教导她应该安静、小声打喷嚏，她的父母却大声说话，随地吐痰和打喷嚏，每周只洗一次澡，也不明白男人也可以使用香水。他固执己见，在生意被百货公司兼并和重返贫困的恐惧中，小心翼翼地让家人们一同服从他的信条，“不让父母变穷的唯一方法是不要让女儿怀孕”、“不要对任何批评敞开心扉”、“做生意就不要有任何想法”。
她已经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我在我的房间，做功课、听唱片、阅读。只在吃饭时下楼来坐在桌子旁。我们吃饭时不说话。我在家里不笑。”她沉迷于“漂浮于所有人之上”的文学，这最能标志她精神上对父母的优越感。毕业后没多久，她匆匆决定嫁给来自更高阶层的男孩，这标志着她彻底要从这个家庭割裂离去。这让她的父亲无助到了极点，几乎感觉到了自己尊严的丧失和被后代的彻底排斥。
然而，对于父母和其所在阶层的背叛，也让她在意识到更高阶层礼仪的虚无和荒谬，真正成为不上不下的“阶层叛逃者”后，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阶层叛逃者”的概念由哲学家尚塔尔·雅奎特（Chantal Jaquet）发明。当人们从一个阶层向上流动至另一个更高的阶层，似乎天然地带着些叛徒的意味，但问题在于，这些向上流动者往往会遭遇更大的虚无，并且在这两个阶层的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正如向上流动成为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说的，“困难的不是上去，而是在上去的同时，保持自我”。埃尔诺质疑自我，她耿耿于怀于“没有人对他的父亲或母亲有不好的想法。只有我。”
父亲已然离去，她只能以写作抵御这循环往复无法弥补的“精神内耗”，还原他们之间的这名为“分开的爱”距离，测量她的内疚和遗憾。这个认为“不需要书籍和音乐来活着”的男人告诉她，他最大的满足和存在的理由，是她“属于那个蔑视他的世界的事实”。这本出版于1982年以父亲为主人公的小说《这个地方》（La Place），其实远在“阶层叛逃者”这个名称发明前，启发和挑战了社会学家对这个概念的探索。1987年法国社会学家文森特·戴高莱雅克就用这本书为案例，探讨了这种对阶层的背叛所引发的身份焦虑“阶级神经症”。而作为关于一位将社会学用语和工具及脏话一同夹杂到文本中的小说家，埃尔诺事实上也在用自己的写作回应这种客观概念，她在反思自己的写作生涯时写道，“稍后，社会学将为我提供适合这种精确情况的术语，即阶级叛逃者”，更不要说在各种访谈中对此主题的种种回应了。
如果更向前一步的话，我们会发现，埃尔诺的文学生涯开始于有意识的对于社会学上“阶层叛逃者”探讨的呼应。她曾写道，1968年她读到的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继承者》，成为了指引她开始着手写作的“秘密指令”，让她沉入自身记忆，以阶级提升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和羞耻为书写母题，正确地客观化距离之后，“像刀一样写作”，尽量向身外挖掘、扩大伤口，逼迫自己走出耻于言说所形成的精神内耗，直面所切割开的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精神内耗”和集体遗忘
就在不久前的一条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将小镇做题家和精神内耗关联了起来，而似乎治愈“精神内耗”的康庄大道是看看那些处境比你惨，活得比你通透不抱怨的人。
只是问题在于，“精神内耗”就像墙上的污渍一样，在旁边涂上个更大、更鲜艳的墨点，固然可以转移一阵注意力，但这不意味着污渍被解决了。这背后的逻辑更在于，我们真的可以以一个个体来否定另一个个体的情感体验，或者以集体来否定个体的情感体验吗？这套逻辑如若可以运行，则是以个体的耻感为支撑，所谓的治好“精神内耗”实则是感到羞惭闭嘴不言。
如果按这个逻辑，埃尔诺的所有写作在落笔前都该被她自己撤销，她从未有过生计之忧，甚至称得上是拥有稳定“铁饭碗”和官员丈夫的人生赢家，而她要在写作中所暴露的，不仅仅意味着她要经历被打回小镇做题家原型的羞耻，也意味着她将坦承自己生活中那些最为深切的创伤和耻辱乃至“柜中骷髅”，少女时的非法堕胎、中年时背离家庭的婚外恋情。
她于1974年出版的处女作《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中，她情感丰满地采用了诸多文学手法，半遮半掩地袒露了自己作为一个虚构或者半虚构人物，在 1963年现实中所经历的那一场非法堕胎，这或许也碍于她作为官员妻子的身份。但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让她的母亲感到羞耻，为了自己免受于女儿所描述的关于他们低下社会背景和非法堕胎的影响，埃尔诺的母亲称，女儿的出版物仅能当做小说阅读，一切都是文学加工。
直到26年后，埃尔诺在2000年出版的《事件》（L'Événement）中，重新回到了自己1963年的日记，以一种回到新闻现场的决绝，摈弃了所有的虚构装置、遮掩的面纱，用她已经成为个人风格的冷静、平淡，将自己彻底暴露出来。在这一书的扉页，她引用了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的话：“我有两个心愿：事件变成写作，写作成为事件。”
埃尔诺之所以成为埃尔诺，正是1982年她在书写关于父亲的《这个地方》（La Place）一书时面对如何达到真相的关键问题时，她选择不顾自己和母亲的羞耻、直面对抗自己身为“阶层叛逃者”的“精神内耗”，标志性地摒弃了通往浪漫、杰出的文豪之路，选择了那条追求平淡无奇却无限近乎真实的文学之路，“唯一正确的写作，是拒绝所有的虚构和所谓‘自传’，建立在自己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上。”
她的写作，以一种示范性的姿态，重新矫正了个人记忆和集体历史之间的如何抵达的范式。集体历史的空缺，归根到底是组成其的个体记忆的缺失。问题往往不在于形成后的消失，而在于出于耻感无人发声的缄默，即使历史学家们总可以在缄默中从种种资料打捞出无声的证词，但其中的集体记忆、集体认知的几手经验的拼凑无疑将形成缺憾。这也正是诺奖颁奖词的最为关键之处：将人们陷于“精神内耗”的耻感即是隔阂，埃尔诺突破耻感的自我表述，是个人记忆的根源，也是突破集体记忆限制的命门所在。
诺奖的意义，女性写作
现年82岁的埃尔诺和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已然获得法国文学界的肯定，对于这位无可争议的“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颁之于她或许可称之为盖棺论定式的锦上添花。对于法语圈之外的世界读者而言，这份没有错过的诺奖却意义殊大。
几年前，她的著作才被比较重视地翻译引入英语文化界，在中文世界中，埃尔诺更是个几乎无人提及的名字。可以料想的是，诺奖颁布后掀起的翻译和阅读获奖作家的热潮，起码能让埃尔诺成为一个普及性的作家，让原本被语言门槛限制了的世界读者能了解到其人其小说，让世界文化界没有错过埃尔诺，说到底是我们的幸运，而非埃尔诺的殊荣。打捞起如埃尔诺这般的作家，在我看来，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意义之所在，虽然我也很为另一位我尊敬且挚爱、相比而言名满天下的作家阿特伍德的错失诺奖而惋惜。
另一个和诺奖相关值得辩论的问题是，已经有一些中文撰稿者将埃尔诺的获奖归功于诺奖“看见了女性”，是对“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回应”，在我看来，这样的窄化是缺乏深入阅读的不负责任，甚至会以性别限制和预设她的读者群，这是对于读者乃至作为作者的埃尔诺而言，所能做的最大的恶。
埃尔诺是女性不假，是女性主义者也不假，但她从未将其作为安放或者说限制住自己的匣子。于她而言，她的写作的最大意义，正如前文所赘述的那样，在于突破个体来揭示社会的整体结构，以个人记忆出发重新形塑不设限的集体历史和认知。
在那本关键性地决定了她的平淡真实的写作之路的小说《这个地方》（La Place）之中，她明确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并非是描写作为个体的她的父亲，也并非沉溺式地释放倾诉自己的内耗情绪，而是通过单数把握复数，从个体揭示整体。“亲密关系仍然而且总是社会的。”她认为从来不存在不杂糅着他人、法律、历史的纯粹的自我，自传式写作的意义在于以发声的个体唤起对那些仍旧缄默的集体肖像的描绘。她从父亲指向了那些同样的低下阶级的耻于发声被遗忘的人们，“正是在那些人们坐在候车室里感到无聊时，呼唤他们的孩子，在站台上说再见的方式中，我寻找到了我父亲的形象。在这些任何地方遇到的匿名者身上，我发现了他们不自觉地带着力量或羞辱的标志，发现了一种被遗忘的现实状况。”
作为评论者，我们要看见并尊重埃尔诺的写作目的，在于通过对于“我”的超个人的书写，来邀请任何可能阅读的他者来突破包括性别、阶层、年龄种种预设障碍，参与和进入“我”之中。对她来说，这种对于自己私人亲密经历的书写，“就好像建了一座房子。人们可以进入，就像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一样”。“我从不希望我的书写是个人的东西，我写这件事，不是因为他们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发生了。”她反对将自己的写作同化为“自传”，甚至决绝地拒绝承认自己经历的独一无二性，以此反抗退缩回温暖的自体自怨自艾（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精神内耗”），对世界封闭的任何可能性，也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要“像刀一样写作”，尽量向身外挖掘、扩大伤口，逼迫自己走出耻于言说所形成的精神内耗，直面所切割开的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或许可以说，埃尔诺的写作最终并非指向写作，她的野心更加深远，在于通过揭示人们生活中共同存在的普遍真理，“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最终，“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对于在不平等、移民、就业等等分歧中动荡不安的法国社会，埃尔诺试图从堕胎、婚外情、阿尔兹海默、身份焦虑种种从她的经历中所能引发的普遍的主体间性，如巫者招魂般重新召唤出人们共同的生活的真正意义，这“共同的底线”孕育着无限的社会对话和参与的力量，为人们在分歧中摇摇欲坠的社会提供了一道托底的防线，也是重新弥合的基线。
当然，可以理解为何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更容易接受埃尔诺女性写作的头衔来认识她。以重写她在1963年的那场非法堕胎的小说《事件》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金狮奖。电影血淋淋地将笔触更多地放在她作为寻求堕胎的女性的艰难，而对她的“阶层叛逃者”那层书写比较轻描淡写地带过。这同样可以理解，在如今重新风气云涌对堕胎权的争夺和推翻的时代大背景中，特别是在今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所带来的全世界女性的集体震惊中，对这一作品的讨论中，“堕胎权”的标签的比重显然会成为压过一切的重中之重。然而，这层书写并不该被掩盖，电影中埃尔诺的化身之所以会偷食禁果怀孕，是因为她抵抗的了消防员的诱惑，却无法抵抗那个来自更高阶层的男大学生的诱惑。性爱和怀孕的困扰的最深内核，最终指向仍是她作为“阶层叛逃者”被牵绊以致跃升失败的焦虑，正如台词所言，“怀孕是一种只会攻击女人的病，把她们都变成家庭主妇的病。”
这么说吧，她书写那些困扰和给女性带来羞辱，诸如堕胎、偷情等等以往被视为不值得写入文学的一切，但她以同样的方式，将欧尚超市、法兰西岛区域快车网络等等同样被视为配不上文学的事物，当做她整本书写作的主角来书写，给她戴上“超市作家”、“高铁作家”的称号就显得分外滑稽。说到底，她书写这些被文学排斥甚至被社会视为耻辱的事物，采用一种简洁平实到无聊的扁平的写作方式，都是出自于她对抗一切处于耻感而保持缄默的个体记忆的“精神内耗”，扰乱文学秩序而动摇重塑社会秩序的尝试。
当我们重新给埃尔诺带回女性书写的标签时，实际上也无视了她对突破于世人的出于性别对于作品窄化曾做出的努力。埃尔诺所创造的“无人称自传”这种崭新的体裁，也正是她为了她的读者不再为包括性别在内的诸多元素设限进入到她的文本中的尝试。在她最为著名的小说《悠悠岁月》中，她甚至抛弃了第一人称“我”，采用法语中第三人称、不包含性别指向的“ON”，也就是“我们”来进行书写。事实上，埃尔诺的风格，离大众甚至评论家所设想的女性写作也相距甚远，法国批评家们就大力抨击她的“冷漠”，毕竟和他们所轻蔑的多愁善感的女性文学相比，他们更无法接受一位采取分析式理性客观写作的女人。
不过，对于文学界的赞誉批评，埃尔诺可能有颗更加坚硬不在乎的心。她的写作指向重构社会，真诚的写作是为了对抗精神内耗，更真诚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她一直希望“文字能像石头一样，让它们拥有现实的力量”，虽然她知道这是一种幻觉，但她坚信文字也能引发行动。她自己即是最佳的行动典范：她一生奉行着来自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征召，“像刀一样写作”之余，积极和其他知识分子写作意见专栏来支持公共辩论，对于“黄马甲”运动和法国养老金改革都发声支持，直到去年她仍给总统马克龙公开去信，敦促他关注和解决疫情中那些最受影响的劳动者的困难处境。
获得了这颗星球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不管怎么说，昭示了她在文学事业上最完满的成功。对于她而言，她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种多年来她自嘲为她所来自的底层和所在的夹心层“那种属于下等人的感觉”“复仇”而成功的动机无法真正成立，“我以为如果我写作，将为整个阶层而复仇，但是，我只是作为一个人而成功了。”在几乎只有她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她的家族中，她为之写作的低下阶层的亲戚们对于她的写作事业迷茫又困惑，正如其中一位亲戚在1970年代时参观她充满书籍的房子时，最终发出的感叹，“这么多的书你都读过吗？”
她几乎是献祭个体的耻感来征召整体历史的写作方式被诺奖认可了，但这样的成功不代表着她没有失去和痛苦，将自己视为一颗历史棋盘上的棋子而非个人来自我介绍，也意味着她以冷静抽离的语气叙事、拒绝沉溺于悔恨自怜的同时，被暗藏的内疚和悲痛的潜流所侵蚀。在那本首先尝试这样风格描写父亲、直面对抗自己身为“阶层叛逃者”的“精神内耗”的《这个地方》中，她直言“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体验到任何快乐”。正如为埃尔诺这本书写作序言的津岛佑子指出的，“写作是对那些背叛者的最终追诉”。只是，诸如她父亲这样的来自低下阶层的被背叛者，即使没有被死亡分割开，又是否有勇气（从埃尔诺母亲对她处女作的羞耻就可见一斑）、或者有能力去阅读这样的文字呢？
而在被短视频和直播所统治的更大的互联网之中，有多少同样被背叛的人们真的在乎这个诺奖，在乎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位作家为他们发声呢？写到这，几乎成为了无法被回答的天问。我敬佩埃尔诺也在于，对于被视频统治下几乎困扰所有写作者的天问，她仍旧有勇气去尝试新的道路。就在今年5月，她和儿子共同制作的纪录片《超级8》（Les Années super 8）入围了戛纳金眼睛最佳纪录片的提名，用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影像，讲述了她是如何在文学降临前的1972年日常生活、并有勇气响应了文学对她的征召的故事。或许我们没时间去看她的书，机缘巧合下会刷到短视频平台上的营销号将蜂拥解说的这部纪录片，我想，这也不会让埃尔诺失望。
文/李佩珊
图片来源/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