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记得初见北京城的情形。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他告别故乡浙江，乘坐汽车、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到了前门火车站，高大的正阳门城楼蓦然出现在眼前，让他震动。

从南端的永定门、正阳门，穿过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再向北至钟鼓楼，就是全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60多年后，作为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朱祖希，开始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论坛和讲座上讲北京中轴线是怎样产生的。即便是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北京中轴线是什么，以及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

在北京城，最能够清晰感知到中轴线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处。站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能够看到紫禁城的核心建筑沿着中轴线依次位列，两边的建筑按中轴对称。登上鼓楼的69级台阶，在二楼向南远眺，能看见遥相呼应的景山万春亭，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一条轴线位于北京城的中央，青砖灰瓦的建筑错落在中轴线的两边。 

自梁思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北京中轴线的概念以来，中国学者就开始探寻北京中轴线的起源和演进。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1875年前后，北京内城外的景象。远处是正阳门及其箭楼。高墙下铺着有规则的几何图形，是晾晒的畜粪，墙角下有晒粪人临时搭建的窝棚（图/FOTOE）

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北大上的第一课，就是时任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在“迎新会”上给新生作的“北京的起源及其变迁”报告。侯仁之在讲到北京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时，会先提到《周礼·考工记》，因为其描绘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周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即王者建立都城，首先要辨别方位，确立宫式居所的位置，目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礼·考工记》对都城布局的规划，则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方形，每面三座城门，城内分为面积相等的九个部分，分别规划为不同的功能区，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的中心，位于城内，王宫内按前朝后寝规划，宗庙和社稷对称置于外朝左右两侧，宫城的南北一线则是城市中轴线，中心线前有王宫，后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建设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而在理想的都城建设蓝图中，就有中轴线的存在。

关于中国古代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是什么，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存在不同的答案。一些史学家认为，曹魏时期的邺城是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距今有1700多年，当时出现了一条简单的中轴线，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录了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和学者文章的《从考古看中国》一书中，考古学家王巍称，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4000多年前的夏宫，不仅位居都城正中，且宫内城多座宫殿的格局已呈现出“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前后几进院落排列整齐的格局。这意味着中轴线在中国都城的建设中可能出现得更早。

无论如何，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理念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都城便已经出现，是毫无异议的。

魏晋南北朝时的都城洛阳，已经出现明显的中轴线。隋唐时期，对于都城中轴线的规划则已经开始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宽约150米的朱雀大街即是长安城的中轴线，城中心部分的布局也都依据左右对称的原则。到了北宋的东京，虽然其平面布局东西两翼不对称，但自大内的宜德门到里城的朱雀门，再到外城的南熏门，这条“御街”显然是全城的中轴线，并且东京城在扩建时，也力求形成一条城市轴线。

北宋灭亡后，金朝占有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开始为巩固这片疆域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就包括确立都城体系。在海陵王夺得皇权后，他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使得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出现了北京都城史上第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北至金中都城的正北门通玄门，全长约9里，中间贯穿了整个皇城的各组宫殿。

现在，金中都城的中轴线只剩下一些残缺遗址。2002年7月，金中都建都850周年前夕，当时北京宣武区政府在西二环白纸坊桥南的金中都大安殿遗址处修建了一座北京建都纪念阙。

从数千年前夏宫“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格局，再到金中都的中轴线，中国古代都城不断向《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规划理想靠近着。

起源元大都

2014年前后，北京文史研究馆决定出版一套系统介绍北京中轴线的图书，王岗成为这套书的主编。2017年，分上下两册的《古都北京中轴线》正式出版，其中，从金至清朝的北京中轴线更迭过程占了此书相当大的篇幅。

王岗说，金中都城出现了北京的第一条中轴线，现在的北京中轴线，其位置是在元大都时确定的。元灭金后，放弃沿用金中都城，而是在东北方向另选新址，建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种《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模式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里体现这种理想，非常困难。”在王岗看来，直到元大都，统治者才第一次把这种理想的模式变成现实，并且建造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都城中轴线。按照侯仁之的观点，对《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体现得最为彻底的当属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钟、鼓楼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这是以往的都城模式中从未有过的。“从汉朝开始，古代都城设计建造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王岗说，从汉朝一直到唐朝，一直认为北边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北边的位置都留给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认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城和宫城从全城的最北边挪到了中心位置，“到元大都，并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心，而是把钟、鼓楼放在了中心，全城最重要的地方”。

钟、鼓楼是人们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每天十二个时辰，都是通过击鼓鸣钟来显示。将钟、鼓楼置于全城中心，意味着元大都的规划者把宇宙的活动，或者说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钟、鼓楼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庙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称的“右”的位置。商市则分布在都城中心钟、鼓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的大街和城门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实现《周礼·考工记》中理想模式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国家统治者不断巩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过程。

明代永乐大帝将都城迁往北京后，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太庙和社稷坛从皇城两侧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轴线的设计仍被严格保留，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大部分建筑，基本是在明时期建造的。

朱祖希记得，侯仁之给北大地理历史系讲课时，在提到北京城的政治主题时，会讲到一位县太爷的故事。明代，一位县太爷受到皇帝召见进皇城，他先进入大明门，诚惶诚恐地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桥，视野一下开阔了，县太爷以为，过了金水桥，进承天门后就能见到皇上。没承想，进了承天门后，还要走180余米到端门，然后再走380余米到午门。进了午门，视野再次变得开阔，看到内金水桥，前面是奉天门，要再走180余米。过了奉天门，县太爷终于看到奉天殿，走过去就能见到皇上了，但是经过前面一长一短、一短一长地在中轴线上的行走，县太爷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瘫倒在奉天门。

朱祖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说明都城规划者已经注意到环境、空间、行走距离的变化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并把对皇帝的崇敬融合到了对都城的规划上。

清代继承延续了北京中轴线整体空间格局。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均对中轴线区域宫殿、坛庙等国家礼制建筑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重建。雍正时期主要完成了对景山寿皇殿的修缮，乾隆时期则完成了重华宫等一众宫殿的改建和新建，扩建、修缮了天坛等坛庙礼制建筑。这也是北京中轴线进入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但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作为皇权至上的标志所存在。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由正阳门大街画起，由南向北一直画到景山，描绘了雪后京城中轴线的面貌。画中有皇帝拜见太后，有朝臣官员进宫拜谒，也有前门大街的车水马龙，市民在中海排成队列冰嬉。商业活动和市民活动极为繁盛的北京中轴线及其两翼，始终承载着“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以外，属于市民的生活印记。

北京海淀区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图/FOTOE）

景山上的“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地标（图/视觉中国）

北京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南中轴线仿古御道上的地标（图/视觉中国）

认识北京中轴线

尽管自元大都以来，北京中轴线就已经存在，但第一个提出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于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他总结了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使用了“南北中线”的说法。梁思成1942年编写、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则在论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时，开始使用“中轴线”一词，“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自那以后，“中轴线”成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提到北京的规划时。

梁思成用了极大的热情赞美中轴线，称北京独美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梁思成也说北京中轴线“是有音乐节奏”的，北京中轴线被他形容为有层次、有高峰、趣味深长的画卷。

在梁思成和陈占祥于1950年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中，北京的中轴线概念再次被提起。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避免大规模拆迁，将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不过，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自1950年代以来，因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北京的城门和城墙逐渐被拆除。位于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永定门瓮城城墙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1957年，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又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由被拆除。此后，北京中轴线失去了南端点。

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一系列考古工作也开始展开。拆城墙的步伐没有停止，但这些研究竭力拼出一个对北京城更完整的认识。

1964年，考古学家徐苹芳等人以考古勘探的手段，鉴定了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证实从鼓楼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大街，与今天地安门南北大街是重合的，证实了元大都城南半轴规划建设中轴线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这条中轴线上。

从1964年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基本探明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范围，以及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形成一系列考古报告。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后来对于元大都建城思想的研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赵正之指出，元代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和胡同基本是元大都的遗存，得到了徐苹芳的证实。傅熹年则在《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一文中，复原了元大都宫城大明殿与延春阁建筑群的布局，并在其著《中国古代都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一书中，对元大都整体规划与建筑群布局进行了探讨。

人们对于北京中轴线的认知，也在1960年代至上世纪末通过侯仁之、刘敦桢、于倬云、傅熹年等人对于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规划思想和建筑设计的研究，得到不断完善。

1999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在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门的提案。彼时，中央已经明确提出首都城市发展要注意保护古都中轴线、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但是，在引发“永定门应不应该重建”的讨论之后，这份提案并没有获得积极回应。

2000年6月，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王世仁和一些专家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一封《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其中写道：“完整的中轴线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中轴线上的门、桥、枋、殿，就是文脉的标志，每处都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中轴线，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

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和重视，2004年3月10日，永定门的复建工程正式开始。王世仁曾回忆，为了保证永定门的“原汁原味”，文物专家以1937年的永定门城楼实测图为基础进行了复建设计，从非洲购置了12根铁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吨的“金柱”，另外，两段百米长的明末御道在复建工程中重见天日，百余块清代旧城砖也回到了永定门城楼上。

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竣工，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在北京的老城保护被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时，原本南部已经失衡的北京中轴线，自此又完整了。

永定门门楼下的中轴线南端点地标（摄影/张洁）

从景山公园万春亭望向故宫（摄影/张洁）

北京太庙是拍摄婚纱照热门地点之一（摄影/张洁）

“让人一直找得到北”

被称为“北京通”的侯仁之，在1991年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规划建设一大艺术杰作。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它赋予了具有悠久传统的全城中轴线崭新的意义，在文化上显示着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突出体现了21世纪首都的新风貌，标志着北京走向国际大都市的时代已经到来。”

侯仁之所说的第三个里程碑，也是北京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的标志。1980年代末，北京申办1990亚运会成功后，为了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在北二环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外，为北辰路。中轴线被延长了。此后北京申奥成功，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鸟巢和水立方落在了轴线的两侧。

1969年，6岁的张洁随父母来到北京，脑中从来没有过“北京中轴线”的概念，直到1988年。那年天刚热起来的时候，张洁才知道，见证了自己的童年，并且自己仍生活着的安德里北街21号院，要被一分为二，因为“中轴线要从中间通过”。那一年，张洁和许多大院里居民的家都被拆除，然后搬迁。

后来回忆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张洁感到惋惜，“没能把当时的场景拍下来，是我摄影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遗憾之一。”张洁从1981年开始摄影，现在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近些年，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北京中轴线上穿梭，在中轴线上拍的照片，累计存储容量已经有8TB。

2018年，张洁出版了摄影集《钟鼓楼——那些年那些事》。早在2008年，张洁就准备做一个关于北京中轴线的长期拍摄项目，当时，他看到美国《时代周刊》将钟鼓楼一带评为“消失前最值得看的地方”，随后以钟鼓楼作为最早拍摄的对象。张洁在钟鼓楼地区的北京一中度过了中学时代，他还记得自己与同学玩耍打闹的身影散落在钟鼓楼地区的哪些角落，“对鼓楼是有情怀的，我去拍摄的时候，也是寻找儿时记忆”。

落于北京传统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地区，一直是商业繁华所在。张洁在拍摄中串起了对钟鼓楼地区的回忆。上学时，钟鼓楼胡同里，邻里关系总是和睦，互相知道对方家钥匙放在哪里，去同学家串门，总被同学家长留着吃饭。后来再去，钟鼓楼两侧都是各种酒吧、咖啡屋，还要很多玩摇滚的，音响震得左邻右舍都受不了。“1996年之后，钟鼓楼周边地区环境受到治理，进入另一种状态，突然多了很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都到胡同里了，我就觉得，北京城不愧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它能够吸纳所有人。”

张洁花了8年时间拍摄钟鼓楼，同时也在对北京中轴线进行拍摄。2021年，张洁出版摄影集《北京中轴线》，影像中，高铁列车从永定门前驶过，数千市民在雪中的故宫赏景，中年男女在雨中的社稷坛撑伞走过，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仰山里，游人在“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拍照留念。

生活在北京城的市民，参与着北京中轴线的变迁乃至不断延长。而在学界，在北京于2011年提出中轴线申遗之后，对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逐渐走向高峰。

受到关注的课题有很多。例如北京中轴线的长度到底是多少？7.8公里的说法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不符合中轴线的文化内涵，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建设部科技司、外事司原司长李先逵认为应以传统的“里”数来表达，应该是15里，而“十五”是个神秘的“天机之数”。例如北京中轴线的起点到底是永定门还是钟鼓楼，是南端为起点还是北端为起点？两种说法都有学者支持。例如北京中轴线与正子午线并不重合，而是略向东偏移，因此许多学者根据文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认为，北京中轴线的逆时针微旋两度是先人在具备了精确测量能力下作出的选择，与明堂制度、敬天信仰、顺山因势的择地观念存在深刻联系。

关于北京中轴线历史溯源和文化内涵的讨论，一些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一些问题还在被争论。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共同塑成我们对北京中轴线，以及这座城市的认识。

几年来的拍摄，让张洁有了一个重新认识中轴线的机会，“中轴线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就去挖掘吧”。尽管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摄影集已经出版，张洁依旧在拍摄北京中轴线，“中轴在，方向便在，可以让人一直找得到北”。（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北京文史研究馆编著《古都北京中轴线》和朱祖希著《营城：巨匠神功》）

编辑/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