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主张北京在全盘的处理上，不但应真实呈现中国建筑的营造智慧，而且还应完整呈现城市规划的辉煌成就，增强人们对于中华祖先的景仰，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

编者按：跟随单霁翔，走进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梁思成先生。

《栋梁梁思成》一书，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将在2022年10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本书分别就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古代建筑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等七个方面，对于梁思成先生的相关学术理论，结合作者本人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能够使读者充分认识到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研究、城市规划以及文物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49年，时年48岁的梁思成先生，充满激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5月8日，成立仅一个月的北平市建设局组织召开都市计划座谈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座谈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论从发言次数，还是从发言内容来讲，真正的主角是梁思成先生。1949年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正式成立，梁思成先生担任委员。由此，梁思成先生正式参加首都规划工作，同时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怀仁堂建筑师、中直修建处顾问等职。在此过程中，他函请陈占祥、张镈、戴念慈、严星华等多位知名建筑师来京工作，这些专家后来都成为建设部门的骨干，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8月，梁思成先生当选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49年9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首都定于北平，改北平为北京。1949年12月，梁思成先生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是梁思成先生生平第一次进入高级别的“理政”层次。他表示：“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代人绝不能推诿的。”在这个位置上，梁思成先生以他的学识和理想，主动、迅速地融入建设新中国、新北京的洪流之中，他在建筑学领域的广泛影响与深厚的学术造诣，被新生的人民政权高度认可。

梁思成先生对祖国文化的无比热爱，尤其突出体现在他对古都北京的热爱。他在讲授“元、明、清的首都——北京”这一课时，很快地在黑板上准确地勾画出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平面，讲解北京充满历史意义的凸字形城市平面的沿革，讲解为什么北京城墙在西北端缺了一角，讲解元、明、清三代选择北京作为首都的地理原因等。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学生们看到他眼中放着光芒，带着深厚的感情，如数家珍般侃侃而谈介绍北京城四周雄壮的城墙，城门上巍峨高大的城楼，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与角楼，美丽的街市牌坊等。

在梁思成先生看来，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旧城，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城；这里曾经是封建帝王长期统治的都城，而今则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座城市曾经忍受过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而今正在迎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奇迹。因此，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具有世界瞩目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他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观点和具体的建议，无论从信息强度还是从学术价值上都难能可贵。

梁思成先生主张保护文物建筑，不仅是个体建筑，而且要从整体保护，还应该保护它的环境，最具体的体现就是北京城。他主张北京在全盘的处理上，不但应真实呈现中国建筑的营造智慧，而且还应完整呈现城市规划的辉煌成就，增强人们对于中华祖先的景仰，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并且，也只有深入认识这座城市的整体文化价值，才能真正掌握北京文化的精神实质，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为当代和未来服务。

关于北京整体风貌的保护，梁思成先生认为首先是完整的城市格局。北京古城的凸字形平面“则是由中国历代都市的传统制度，通过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实际情况而发展的具体型式”。以皇城为全城的核心，形成全城布局的重点，整个城市围绕这一中心而布置，使整个北京城的格局匀称而明朗。他分析了很多国家在历史性城市保护方面的做法，包括文物建设的保护和维护以整旧如旧为原则；保护和更新大量历史性的民居；调整古城功能结构，降低建筑密度，保持和改善古城传统的性质，以使古城充满活力；重视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新区，疏散古城；注意新旧建筑物的协调。

针对北京城市环境，梁思成先生希望旧城中心区能够成为人民休息、游览和娱乐的文化中心。他建议充分利用城市中心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这一世界各国首都中少有的宽阔水面和大片庭院绿地，北面从什刹海经北长河到颐和园，可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把皇家的禁园变为人民的公园绿地，并与城内外其他的公园绿地，例如天坛、先农坛、金鱼池、莲花池、钓鱼台等相互配合连成一体，形成北京独特的园林式城市景观。

1951年4月，梁思成先生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全面系统地从规划的角度阐述了北京古城的价值和特点：“它所特具的优点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那宏伟而庄严的布局，在处理空间和分配重点上创造出卓越的风格，同时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统，而不仅在它内部许多个别建筑物的丰富的历史意义与艺术表现。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城固有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活力、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

在古都风貌方面，北京城布局严谨的宫殿与自由舒展的园林共存，对比强烈，规划中见自然，严肃中有活泼，形成了既变化又统一的城市景观。城市空间布局上，高大的宫殿建筑群和低矮的住宅，形成对比。城门楼、箭楼和角楼与景山中峰上的亭子，以及琼花岛塔、妙应寺白塔遥相呼应，互相借景，使得全城三度空间抑扬顿挫、起伏高下，构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优美的城市轮廓线。因此，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制度，体现了民族的性格和特征，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是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梁思成先生认为这些内容是进行北京旧城更新和风貌保护的基准点。

梁思成先生充满激情地赞美，“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他认为应保留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轴线的布局特点。一条贯穿全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近8千米的南北中轴线，将整个城市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以突出皇城。北京独有的壮观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同时，梁思成先生主张控制旧城里新建筑的高度，重视古建筑的视觉保护和城市空间构图的设计。

1951年11月，梁思成先生在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提出北京旧城房屋高度大部分为两三层，但最高建筑物不得超过城门楼，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天安门的二重檐口。此后，眼看新建筑在故宫周围越建越高，梁思成先生又退一步，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于是绘制了两张有着中国传统屋顶的高层建筑想象图以为示范。他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严把审批关，要求新建筑须加上民族形式的屋顶，以使旧城保持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线。后来，梁思成先生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而遭到“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

在城市交通方面，梁思成先生希望保持原有的城市道路网络，通过城市道路交通的改善，保持北京城市街道空间的独特风貌，以维护文化古都的特色。为此，他指出：“这整个的分区与街道系统就是北京的城市格式，北京的都市计划特征。”为了缓解北京旧城东西交通的紧张状况，便于市民的日常生活，梁思成先生设想改造和拓宽东西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文津街、西四东四大街。但是他认为在更新的过程中，应该保护具有古都特色的街道景观，特别是牌楼、牌坊、门洞等标志物。其次是合理的道路格局和坊巷系统。这一系统的主要特征就是大街小巷，无论其位置大小，都有明确的分工，以保证住宅区的安静。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为加强城防，沿护城河外沿将城墙外拆除了一圈宽度近200米的空地。梁思成先生提出这一圈空地结合旧房、破房改造，可以用来建设环城道路和地铁环线。

1956年10月，在梁思成先生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建筑系与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合作，成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1956年10月，他担任主任，研究对象为1840年至1949年间北京近百年建筑，开创了北京近现代建筑的深入研究。从1958年春季开始，在近一年时间内，对北京近代兴建的各种类型建筑物做了调研，拍摄了数千幅照片，测绘了若干图纸。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历史资料，让世人可以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北京历史面目；作为历史档案，为北京城市规划和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与借鉴；作为学术资料，为深入研究北京和中国近代建筑史提供了基本史料。

梁思成先生是最早以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北京历史城区文化价值的学者。他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他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进入新的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单一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显现。为了更好地规划和建设好首都，人们开始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文化古都的风貌保护问题。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对于北京来说，目前的主要倾向不是古都风貌和古建筑保护多了，而是重视不够，不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建筑遭到破坏，而且不少古建筑的周围环境也受到了损害，使得整个古都风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但是这些问题现在解决起来要付出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更多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北京城市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证明，梁思成先生北京规划的基本思想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今，回顾北京城市建设，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界对北京规划方案的争论，以及对梁思成先生观点的评论，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方案与梁思成先生当年的设想不谋而合。2004年，北京市启动了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终于回到了梁思成先生当年的立场，即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发展城市。2006年，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前夕，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的采访时说：“当年梁思成先生曾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他是对的，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

梁思成先生实现古都北京整体保护的思想在他生前未能被有效实践，但是梁思成先生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贡献了他的一切。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之心缅怀梁思成先生，赞叹他在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不懈求索。相信他学以致用、实践求索的风范，将会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同仁，继承和发展他的未竟之志和未毕之功，搞好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编辑/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