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翻译家陈筱卿、中央编译出版社在北京晚报刊登道歉声明，就陈筱卿翻译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抄袭了已故知名翻译家范希衡的译本表达歉意。这则道歉声明，范希衡的女儿范琅等了5年。

范希衡（1906－1971）名范任，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比利时专攻法国文学。翻译出版近三百万字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为人熟知的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国孤儿》，卢梭的《忏悔录》《诗的艺术》等。

案例：译文比对耗费两年时间

早在2017年，范琅就将中央编译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与陈筱卿告上法庭，2022年1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书，判决陈筱卿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侵权行为；被告方提起上诉，6月24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达二审判决书，判决了陈筱卿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侵权行为，被要求在北京晚报刊登道歉声明。

范琅开始关注父亲译作疑似遭抄袭是在2015年，她回忆说，看到网上贴吧有网友贴出相关文章，认为陈本与范本很相似。范琅最初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陈筱卿是知名翻译家，这怎么可能？”

但范琅是一个执着、认真的人，她随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将范本与中央编译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本，以及1868年出版的法文原版书进行了详细比对，发现从目录到正文、译注等，陈本存在大量与范本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表达，就连范本上的错误也被复制。

比对工作非常艰辛，那几年范琅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在电脑前忙乎开了，常常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因为法文资料字体很小，范琅用眼过度，左眼甚至因血管破裂而突然失明，即便到现在，经过积极治疗后视力还是很模糊。

在法庭上，范琅的法语水平曾遭到过质疑，但她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教过她法文，此后，父亲还系统教了她法国文学和翻译。“他讲翻译就选用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先让我翻译，然后再讲解，给我讲解了好几个章节。”此外，范琅还曾前往法语国家工作过，在她看来，这些经历都为证据收集提供了助力。

最终，范琅对目录的比对发现，在全部70个目录比对中，单从文字表面看，完全相同占44.29%；实质相似占42.85%；完全不同占12.86%。

范琅说，陈本注释与范本的译注几乎相同，含有与范本中相同的特点、相同的风格或者相同的技巧，而这些相同之处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译注是译者翻译的思想风格与再创作过程，译注如此相同，若注明来源作为借鉴并非不可，但陈译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抄袭了范的译本，并改头换面进行不必要的文字修改，形成了恶意剽窃。”

关于正文，范琅认为，陈本抄袭了范本翻译个性化表达，窃取了范本翻译风格和特点、富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和形式，以及足以体现译作个性化表达的人名、地名、动植物名、土语、俗语等。“我注意到，陈本所作的改动，基本是同义词替换或增减一些不具影响的字。”

背景：“中翻中”省时省力歪风盛行

“范希衡翻译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畅销六十多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青版《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责编李文华说。

对此，范琅则回忆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文化水平整体不高，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极为迫切。那时中苏关系非常友好，而我的母亲孙其节从事俄文教学，常去图书馆借阅苏联文学。一次她读到了一篇苏联人写的论儒勒·凡尔纳作品的文章，全文很长，有六七万字，把她打动了，于是她建议我父亲翻译凡尔纳的作品。”范琅说，她父亲也正想从新的视角来启迪人们的心智，他认为凡尔纳的作品是世界级的文学经典，特别是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主题的科学幻想小说，可以启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畅想。他决定将凡尔纳的作品系统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先翻译凡尔纳最著名的“海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与重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也从此有了中文译本。

凡尔纳生于1828年，1905年去世，他的作品早在1955年进入公版期，记者进入当当搜索，《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单行本、套装、新课标丛书等各种版本至少有上百种。

而正是因为大量公版书的存在，在业内诞生了一个特有名称“中翻中”，李文华说，所谓“中翻中”常见于一些出版公司所做的公版书，市场上的公版书之所以有那么多版本，是因为“中翻中”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极低，即使市场已有很多同名书，出版商也有利可图。“‘中翻中’的版本因为成本极低，可以快速通过低定价、低折扣来抢占市场，而真正诚实翻译的译者和出版社投入高、回报低，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对图书市场和读者都是伤害。”在李文华看来，翻译界苦“中翻中”久矣，所以此次判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翻译界、出版界，是个扫除不良风气的好事。

说法：将独创性译文抄下来涉嫌剽窃

“‘中翻中’这个说法很形象，但从著作权法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梁飞说，著作权法对翻译权的概念，指的是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至于将他人的译文抄袭了，在现行著作权法的术语叫“剽窃”。

在梁飞看来，国外优秀的公版作品一直都是出版单位的出版热点。在图书销售中，同一图书存在多种译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果各位译者独立翻译，每位译者对独立翻译的译稿都是各自独立享有著作权的。“但也存在这种情况，有的译者投机取巧，在别人译稿基础上进行修改甚至采取‘拿来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出现侵权的问题。”梁飞认为，因为译文凝聚了译者的独创性的劳动，是译者智力成果的体现，译文也属于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抄袭译文的话，如果把译者独创性内容抄了下来，就可能构成了著作权侵权。

“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相比，创作余地确实有一定限制，但翻译作品还是能体现译者的独创性劳动。”梁飞举例说，不同译者对同一原著的译文，表达存在差异，给读者的感受也不相同，这些差异就是不同译者独创性的体现。尤其是在存在不同表达形式可能时，不同的译文给读者的感受却是雷同的感受，此时的译文就有侵权之虞。“另外在实践中，判断译文是否构成剽窃还可以考量双方译文是否存在共同的差错，如果在后译文与在先译文存在相同的错误之处，则是判断剽窃很有力的证明。”梁飞说。

范希衡译本遭抄袭并非个案，这种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只是因为诉讼旷日持久，耗费大量精力时间，不少遭遇侵权的权利人并未通过法律渠道伸张权利。“有译者曾经跟我说过，比对抄袭的稿子，比翻译一本书还费劲。”梁飞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琅付出艰辛劳动为父亲讨说法，她的举动令人尊敬。

文/北京晚报记者 路艳霞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