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讲“鲁迅精读”，遇到的是一群“三怕”青年（“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他们带着高中语文的心理创伤来到你的课堂。业松兄说，这“三怕”，说白了，怕的是所谓“标准答案”，这是僵化的语文教学机制的笼罩，同时也是“鲁学危机”的一个侧面。业松兄自我反省，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习者，也常有对“周树人”绕着走的感觉。因而这门课就逼着教师，和学生们一起，鼓起勇气，再次“与鲁迅相遇”。其方法：文本细读；其目标：探寻鲁迅文学的“内面”。文本细读的方法又分两种，本科生，赤手空拳读“白文作品”（即没有注释和导读的文本），然后全凭第一印象互相讨论；研究生，采用业松兄客座日本大学时习得的，逐篇逐句掰开揉碎讨论法。当然本书各章，并不全是授课的产物，我却最看重这一历史情境触发的问题意识，关乎鲁迅文学的传承赓续，关乎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因而是阅读本书的关键之钥。

若以文本细读为方法，来进入鲁迅文学的“内面”，业松兄说，最好的入口是那篇经典的《呐喊·自序》。“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新生》杂志的流产，会馆中抄古碑的“孤独者”，一直到如今学术界耳熟能详的“金心异问答”（铁屋子意象：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是一部逃离史和失败史，个体生命的微末失败关联了家国历史的总体失败。但带给业松兄的新的“震撼体验”是那两张柜台：那比周家长孙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和跟他等身高的药店的柜台。这里空间尺度的对比不只是物理的、生理的，而且是心理的（“在侮蔑里接了钱”）。为什么要在三十年后的回忆里形象地提及这两个柜台？业松兄认为，对这“童年创伤”的复杂辩证，可以（冒着一定的“诠释学风险”）引申到鲁迅文学的四个“基点”：为人生的文学，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内面的、自省的文学。

“为人生的文学”这口号，是文学研究会提出来的，一般认为针对的是“有创造腔”的“为艺术而艺术”。鲁迅在“自序”里也自嘲着“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人生包含了艺术的追求，艺术其实也是“最贴近人生之物”。意识到两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他者，自然不必再把这虚假的对立当真。把“人生”定义为鲁迅所说的“生存、温饱、发展”，则他者就是这扼杀人生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而且，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这“文学”也含蕴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可能，也会参与持续扼杀人生的历史诡计。

“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文学”（典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涵括了鲁迅作品的人物群像，更揭示了鲁迅文学的人道主义渊源。后现代论者清算新文化运动，或谓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透着一种启蒙精英的傲慢。究其实，他们只不过再次重复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Q时代已死”的滥调，再次否定胡风“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表白的恰是一种“做稳了奴隶”的自我满足。

“个性的文学”，这“个性”，不应视为后起的“大众文学”的对立面，却也暗示了后者具有泯灭个性的特质。鲁迅文学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他的无法模仿（写“鲁迅风”文章的后继者乌泱乌泱的，连以反鲁为“毕生事业”的苏雪林，也像模像样地写过几篇）。独特性在于他既深深地卷入时代之中，又与时代格格不入，无地彷徨。“自序”预示了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共同体”的不可能性（巴比耶：“文学共同体是一种不成为其共同体的共同体”），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为慰藉奔驰的猛士而呐喊几声而已。此后的“辞青年导师桂冠”，与《语丝》等社团的始终，直到在左联中被“奴隶总管”鞭打的委屈，再次证明了他毕生都是“两眼在黑气里放光”，在荆棘丛中拄杖行走的孤独者。一如鲁迅谈论孔子与现实中国的“无关性”，一旦被尊为新时代的“圣人”，人们就彻底把他“捧杀”于共同体之外了。

以上三个基点，尽管内部语义分歧纠葛重重，却都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的论题，而“内面的、自省的文学”，则一向讨论较少，又恰是本书中业松兄的着力落墨之处。文学的“内面”，这概念当从日本的文学批评那里习得。在“漫长的战败”语境之下，日本汉学家以生存哲学或终末论来解读鲁迅，对“失败者的文学”有很深的共鸣，触碰暗夜的苦痛和想象，《野草》是他们着手的最重要的文本。在我看来，要探寻鲁迅文学的内面和自省，关键词还是鲁迅反复使用的那个——“隔膜”。依照新文化运动过于简捷的共识，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里将这“隔膜”归因于：一，社会等级秩序（“人分十等”）；二，语言文字之难（“许多人不能借此说话”“只能默默地萎黄枯死”）。首先是认识论层面的隔膜，在一个遍地瞒和骗的国度，假作真时真亦假（如今的新词汇叫“后真相”或“另类真相”），你无法睁了眼看清周遭的非人间。其次是语用学层面的隔膜，即沟通的失败（典型的例子是祥林嫂的阿毛叙事，或老子在函谷关给关员讲道可道非常道），日常生活中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意说假话，就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最后是心理学层面的隔膜，麻木，冷漠，对他人痛苦的没有感觉，是鲁迅反复状写的心灵的大孤寂。层层叠加，鲁迅深切体会到了文学书写的不可能性：“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内面由隔膜来界定，特别强调这只是“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人生，依鲁迅“多重否定”的思维，隔膜又提示了沟通的可能和不可能，尽管作品在中国遭遇很多误解和批评，却又希望在异邦读者那里获得“别样的感觉”。

鲁迅文学的“内面性”就由这种自相矛盾的张力构成：一方面，祈求打破隔膜，把写作作为同时代人感应时势的敏感神经，不惜采用新语言与大众沟通（《门外文谈》），乃至加盟新的文学共同体，却遭逢一再的挫败；另一方面，又反复申明心内的“冷气”和“黑气”不愿传染他人，一再抵制“文学批评家”们对其作品的诠释，在作品中无限延宕确定性的读解，乃至发愿自己的文字“速朽”（“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百年后，这种悖论状态，体现为在大学和民间的“鲁学”生生不息的同时，不断有论者以各种“儿童不宜”，敦促将鲁迅文章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下架。

如此情境，你会问：文本细读何为？鲁迅精读课何为？

业松兄在本书中的演示，精彩纷呈。在《狂人日记》的文言文小序和白话文正文的缝隙中，借由“余”“大哥”和“狂人”的三重视觉的参照，分析了小序中的“候补”究竟何所指。又由这未必“蒙冤”的大哥，结合《我的兄弟》《风筝》等作品，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哥”形象的历史内涵，并提示了由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直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主题学线索。《伤逝》中新青年的忏悔痛彻肺腑，又如何延续到巴金劫后曾被“开天窗”的《随想录》。对《铸剑》和《祝福》等名篇的解读，更见抉发幽微的功夫，能见人之不能见，言人之未能言。

业松兄突破了新批评派的画地为牢，灵活地将语义学、传记批评和叙事学等方法交叉为用，从语词、细节带出全局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令人想象“鲁迅精读”的课堂风采。文本细读的风险是：或者陷入“文字障”，死于句下，在封闭的文本内部窒息了诠释的可能；或者无边联想，过度诠释，在意义的无政府状态下随波逐流。我认为，课堂研习讨论，师生交流切磋，是避免上述风险的有效路径，遂使业松兄得以实践文本细读方法，挑动文本内部的骚动，创发理论更新的契机，展示了这一方法在中国语境下的勃勃生机。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珠海唐家湾

《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张业松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2年3月

文/黄子平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