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一部小说能像《泽诺的意识》这样，近百年来一直引发读者的兴趣与批评家的热情。围绕这部小说已形成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虽然还不像“红学”之于《红楼梦》那样复杂完备，但也颇具规模和影响，用意大利评论家一直以来惯用的说法，这可以被称为“斯韦沃现象”。
从字面上看，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这个笔名显然强化了作家原名埃托雷•施密茨（Ettore Schmitz）的指代意义，代表了作家个人身份中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并立与交融：“埃托雷”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名，而“施密茨”则是一个常见的德语姓氏，为彰显名与姓的特殊含义，名字的主人干脆直接用“意大利”形容词的缩写形式“Italo”和表示德国西南部施瓦本人的“Svevo”作为自己的笔名。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体中的碰撞使他最终成为跨越传统与现代的20世纪文学大师，为一派衰落气象的意大利文学注入了鲜活与变革的血液。
造成这种双重身份的主要成因是斯韦沃生活之地独特的地域文化。他生活在几近意大利边陲的重要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西距威尼斯百余公里，当时还属奥匈帝国领土，直到1918年才成为意大利的城市。历史上这里是拉丁、日尔曼、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也是被各国争来夺去的战略要地。
1861年12月19日，斯韦沃出生在的里雅斯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弗朗切斯科，德裔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来自一个离的里雅斯特不远的意大利犹太家庭。父亲起初是一名职员，就在斯韦沃出生的那一年，开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至少在最初的十几年里让全家过上了殷实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83年生意的失败不仅让父亲失去了企业家的光环，甚至还被部分限制了贸易与人身的自由。父亲的遭遇也许是他未来作品中人生无奈与无能的最初来源。
和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他读了几年希伯来子弟小学和私立学校，但从1874年起，他就和兄弟阿道夫、埃利奥一起成为布鲁塞尔商贸和教育学校的寄宿生，这所学校位于今天巴伐利亚州弗兰肯行政区的美茵河畔，靠近维尔茨堡。这一地区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腹地，在德国历史上扮演着文化与政治中心的角色。父亲把他们兄弟送到这里是想让他们提高德语水平，接受德国文化的熏染，因为在德裔的父亲看来，这是他们未来子承父业从事商业活动的必要素质。
尽管这所学校的教学不尽完美，但年少的斯韦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初步掌握了德语，并渐渐喜欢上了德国文学。他手不释卷地阅读了大量德语文学经典著作，在著名家中，他最爱读让·保尔的小说，那种散漫的结构和幽默的语言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878年，他回到家乡，又在当地著名的“帕斯夸莱•雷沃尔泰拉”高等技术商业学院读了两年书。此时他父亲的事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年轻的斯韦沃需要找一份工作。学习商科的他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却是剧院的编剧，他的处女作是两部舞台喜剧：《阿里奥斯托区长》和《重生》。
1880年9月，他进入当地的维也纳联合银行工作，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并一干就是19年。就在这一年年底，他写的一篇题为《夏洛克》的文章在的里雅斯特《独立者报》上发表，欣喜之余，他将这篇文章自费刊印成册，这不但是他对自己发表处女作的纪念，也是他正式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象征。从此，他与这家报纸开始了将近10年的合作，而从1886年起，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开始使用埃托雷•萨米里（Ettore Samigli）这个笔名。除了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外，他还继续着喜剧的创作，《阿尔贝托博爵的理论》《朱利亚诺之怒》《一部成功的喜剧》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对文学与文化的强烈兴趣是他对抗无聊工作、保持自我存在感的一剂良方。工作之余，他开始大量阅读意大利经典著作、法国自然主义小说，以及叔本华、达尔文的著作。从1893年到1901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己的母校“帕斯夸莱•雷沃尔泰拉”学院执教夜校课程。
与同乡著名青年画家翁贝托•维鲁达的友谊是斯韦沃进入的里雅斯特文化圈后的一大收获，他小说《暮年》中的青年画家巴利的形象就是以维鲁达为原型，而其中的女性形象安焦丽娜的原型则是他于1892年结识并极为欣赏的当地名媛朱塞皮娜·泽戈尔。
斯韦沃对文学的热爱几近痴迷，他不甘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是希望出版自己的小说，在被出版社退稿的情况下，他自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生》，并郑重其事地用了让他后来名扬世界的笔名——伊塔洛•斯韦沃。他最初为这部小说取的名字是《无能之辈》，但作品遭到了出版社的否定。看来出版社的拒绝不无道理，因为这部小说即便问世，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究其原因，也许是手法过于老套、因循，跳不出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福楼拜这些19世纪大师的藩篱。世纪就在《一生》出版的这一年，斯密茨的父亲去世了，3年过后，还未完全走出事业与家庭打击的斯韦沃又永远失去了母亲。
1896年，也就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斯韦沃的生活有了一抹亮色，他迎娶了自己的表妹利维娅•韦内齐亚尼，他的岳父是一家专门生产远洋船舶防海水腐蚀油漆的企业老板。他们的婚礼没有像绝大多数同胞那样在天主教堂举行，而只是举行了世俗的婚礼，因为有着犹太血统的斯韦沃还不是基督徒。次年，斯韦沃接受洗礼皈依了天主教，于是又举行了第二次婚礼。在与表妹热恋期间，他以爱情赋予的灵感开始创作《写给未婚妻的日记》。
可能是幸福的婚姻生活为他带来好运，1898年，曾一度拒绝他出版请求的弗拉姆出版社将他的第二部小说《暮年》付梓出版。这部小说的原名叫《埃米利奥的嘉年华》，曾在当年作为《独立者报》专栏小说连载。然而这部小说的成功出版并不意味着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可，社会的冷淡反应让斯韦沃看不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前途。于是，他决定无限期地中断自己长篇叙事文学的创作，而仅以散文、杂文、喜剧，充其量是中短篇小说这些“轻量级”的体裁来消解自己的文学情结和创作冲动。这一次的中断竟然持续了25年之久。
犹太人的血液和家庭生活的现实让斯韦沃辞去了银行职员的工作，安心经营起岳父的企业。各种商务活动和频繁的国内、国际旅行成为了他的日常。后来，在他以第三人称写的自撰年谱中曾经说过：“他无法专心于写作的乐趣，因为只要写一行字就足以使他不适应每天必须进行的实际工作，心不在焉和糟糕状态会立即乘虚而入。”
1904年，20出头的詹姆斯•乔伊斯携妻子诺拉来到的里雅斯特，未来10年间这里将是他主要的居住地，他把这座城市当作第二故乡，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曾坦言：“我的灵魂在的里雅斯特”。为生活所迫的乔伊斯平时要靠英语私教课程贴补家用，他的学生中不乏当地贵族子弟和有头面的人物。1907年，斯韦沃结识了这位比自己小20多岁的英语老师，他们二人的相遇和此后结下的友谊为世界文坛和的里雅斯特城市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旷世奇书《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身上我们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斯韦沃的影子，其实小说中关于犹太教的很多细节都是斯韦沃讲给乔伊斯的。
1910年到1912年，斯韦沃在一位亲戚的推荐下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书，他这位亲戚曾经在维也纳接受过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治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了意大利，斯韦沃岳父的企业举步维艰，直到1917年最终关闭。不再被商务缠身的斯韦沃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愈加浓厚，1918年他在亲属中一位医生的帮助下，翻译了弗洛伊德一篇题为《论梦》的论文，此文是作者对自己重要著作《梦的解析》的概述。
1923年，已有四分之一世纪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的斯韦沃似乎重新燃起了激情，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小说《泽诺的意识》，当然仍是自费出版，只不过换了出版商，他这次委托的是远在博洛尼亚的卡佩里出版社。
这部小说中，作家突破了一般小说的写作套路，既非自然主义的铺叙，也非日记体或自传体的主观直陈，而是一种诸体兼而有之的叙事方式，为当时的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如今，当我们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作品习以为常以后，并不难做出这样的概括：《泽诺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以回忆录形式书写的长篇自白书，是主人公在精神分析师的建议下，以自我医治为目的的自洽性书写。
斯韦沃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位让读者很容易就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医生，他的病人泽诺因厌恶医生及其诊疗方式而半途拒绝医治，感到挫败的医生一怒之下，决定将此前这位病人的回忆录整理出版，使这位病人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以此做为对他失信行为的报复。小说的叙事顺序并非按照主人公生活经历事件发生的先后，而是按每一章涉及的生活片段或主题，其中包括：泽诺的童年记忆，戒烟遇到的难题，泽诺父亲之死，泽诺的婚姻和出轨，泽诺与连襟圭多的商务往来，战争与人类杀戮的本能。
和前两部小说的遭遇如出一辙，《泽诺的意识》也没有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足够关注。这部耗时将近4年，让作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艰苦的蜕变之后重新鼓起勇气，对小说艺术发起第三次挑战的作品又将面对冰冷的结局。幸好斯韦沃没有像梵高那样，死后才得到理解和重视。只过了两年的时间，他就等来了赏识他的伯乐与知音，此人就是著名的隐逸派诗人蒙塔莱。1925年，这位未及而立的诗人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乌贼骨》，在意大利文坛名声鹊起。就在同一年，经朋友推荐，蒙塔莱阅读了斯韦沃的《泽诺的意识》等作品，立即为斯韦沃的才华所折服，很快就开始了与斯韦沃的交游。与此同时，他还在《考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向斯韦沃致敬》的文章，赞誉了斯韦沃伟大的时代意义：
斯韦沃欲将为我们奉上时代错综复杂之疯狂的诗篇。“旧式”小说的堤坝已经溃决，这将有助于激发他的灵感，斯韦沃将若隐若现、暗流涌动的精神分析潮流引入了他的世界之中。
时隔一年，蒙塔莱以同样的口吻和诗人的辞藻宣称，《泽诺的意识》应该被视为“我们的文学对那一堆炫耀其国际性的书籍的贡献，那些书歌颂了全新的尤利西斯——欧洲人——那使人解颐而又令人失望的无神论。”
的里雅斯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的国际化倾向，斯韦沃的才华也得到了法国人的赏识。同样是在1926年，法国的《银船》杂志为斯韦沃出版专刊，从而在法国引发了“斯韦沃现象”。法国评论家认为，斯韦沃堪称“意大利制造的绝无仅有的精神分析小说家”。斯韦沃的这次成功多一半是他的那位爱尔兰作家朋友——詹姆斯•乔伊斯的功劳，他建议斯韦沃将《泽诺的意识》寄给法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瓦莱里•拉尔博和本杰明•克雷米厄等人，这些人都曾在法国译介和推荐过乔伊斯的作品，看来乔伊斯是想让斯韦沃复制他在巴黎的成功。
然而，地中海的温和气候与亚平宁半岛的充足阳光造就了意大利人乐观、积极的性格，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并不同意蒙塔莱的看法，也不能接受斯韦沃小说“衰老”与“无能”的主题，直接将其贬斥为“犹太式的堕落”与“斯拉夫式的虚无”。
斯韦沃一直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态。从1927年起，他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德语、法语、英语等语言，属于他的名声与时代在意大利以外的世界似乎来得要更早一些。当然，意大利人也逐渐认识到了斯韦沃的价值和意义，开始阅读他的小说了，就连他20几年前的失败之作《暮年》也在1927年修订再版。不过，斯韦沃在意大利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还要等到二战之后。
此时已步入暮年的斯韦沃面对这迟来的成功当然会格外珍惜，他要以写作的方式享受自己的余生。1928年，斯韦沃的第四部小说已在酝酿之中了。小说的名字初定为“老叟”或“老翁的自白”，主人公仍然是那个泽诺，只不过是和作家一样垂垂老矣的泽诺，斯韦沃为他设计了几个新的家庭成员，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很可能都是作家本人各种矛盾性格的投射。从这部未完成作品的一些片段可以明确看出，这部小说将无情批判资产阶级的家庭原则，如作家本人所言，在这些家庭中都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紧张局势，只不过都被田园诗般平静惬意的外表遮盖着，而这外表的背后则潜伏着父权的淫威。
天妒英才，即将如日中天的伊塔洛•斯韦沃于1928年9月13日死于意外交通事故，事发地点就在离的里雅斯特不远的特莱维索城附近。就这样，以数十年磨砺和等待换取的人生华彩乐章刚一奏响就戛然而止了。
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但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业余状态，在寂寥与苦闷之间苦苦追求，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当他的爱尔兰朋友詹姆斯•乔伊斯鼓励他走向世界，当巴黎的文学界惊呼发现了旷世奇才的时候，他的意大利同胞们还在为他到底会不会写作而争论不休，在罗马的国家图书馆中也找不到一本他的著作。一个代表了意大利文化发展高度的作家却迟迟不被本国人接受，死后20年都无法纳入主流文学家的谱系，而只能以非典型性边缘作家的身份尴尬地接受来自于异国的追捧，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这样的事例还并不多见。
如今，当意大利人再谈起斯韦沃与意大利文学的时候，会将他与皮兰德娄和费德理戈•托齐一起，共同视为意大利20世纪叙事文学的开路先锋，而世界各国的批评家们也经常将他与乔伊斯相提并论，为他冠以“意大利意识流小说之父”的头衔。其实，与充满象征与隐喻《尤利西斯》相比，《泽诺的意识》更像一面闪烁着狡黠、幽默与反讽的心灵哈哈镜，无论是弄假成真的自杀，还是走错葬礼的尴尬，这些让人闪着泪光的笑容都映现出现代城市人紧张焦虑和疼痛扭曲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斯韦沃叙事逻辑的起点，但《泽诺的意识》绝不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学诠释，对于弗洛伊德善于分析的欲望、冲动与幻想，斯韦沃完全有自己的逻辑与见解，从主人公泽诺对待S.医生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
斯韦沃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和读起来毫无文采可言的语言让小说里弥漫着虚空的气氛，这里的时间发展时急时缓，思想脉络时断时续，对生命的感受时重时轻，然而焦躁的情绪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而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里，身临其境的斯韦沃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复杂、微妙的心理感受，通过《泽诺的意识》完成了对世纪之交意大利社会的历史性审视。
最后，作为译者，还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向读者解释一下。第一，在意大利语中，“coscienza”这个词既是“意识”“知觉”之意，又可以表示“良知”或“觉悟”，但我们在翻译时要被迫进行降维处理，特别是书名的翻译，只保留了“意识”的意思，以满足作者对小说的基本设置。其实，无论作者斯韦沃，还是小说中的叙事者泽诺，以及作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泽诺，都在无时不刻探寻着自己的良知。第二，这部小说的叙事语言很有特色，如果是意大利读者，会很容易从原文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方言、俚语、双关语、故意的语法错误等等，特别是作者为区别于19世纪经典文学语言而自创的“报刊体”叙事语言风格。然而这些语言元素在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消失或“磨损”，这也是译者备感遗憾但又无能为力的事。当然，我们希望今后会有高明的中文译者能淋漓尽致地翻译这部被斯韦沃视为生命的作品——小说完成时，他在写给法国评论家拉尔博的信中，曾借用乔伊斯的话说：“男人的心里只有一本小说”。
2021年8月11日于北京
选自《泽诺的意识》
文/文铮
来源：字句文化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