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油气价格的大涨，主要是两方面因素推动的。一是金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了无底线量化宽松。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标的物主要是石油，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际大宗商品和它挂钩，比如天然气和煤炭。毫无疑问，这些美元发出去之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的股市、房市暴涨，石油价格应声而上。二是俄乌冲突因素。俄乌冲突冲击供应链并造成对供应和价格恐慌的预期，对油价而言是雪上加霜。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当下国际油气价格高位震荡的基本态势。

这样的态势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认为还是要看这两大动因发生作用之后是什么样的形态。这取决于：第一，价格管制政策能否落地，而且落地的程度如何。第二，以金融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通胀还需要消化多长时间。第三，俄乌冲突局势以及冲突后重构供给需求结构所需要的时间。以天然气为例，欧洲要改变进口结构，不是一夜之间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比如有没有运输液化天然气的专业船只，而造船需要时间。比如加气站一般建设工期是四到五年，更别说要重新修建油气管道。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高油价自1973年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现在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了，但几年的时间还是需要的。假设俄乌冲突能够在年内达到某种战略和战术均衡，再加上之后需要三到五年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战略关系的调整和政策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油气价格才会达到具有某种新特征、新格局基础下的均衡。所以，高油价高气价的状态，不是一两年内就能结束的，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此情况下，有人问中国要不要提高战略储备，提高多少？毫无疑问，中国肯定要提高能源战略储备，尤其是油气战略储备的。但我认为战略储备不管提高到多少天，多少个月，都是杯水车薪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方向，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可能一个更重要的思路是，要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加快发展交通电动化，这是一个短期、中期的骨干性主导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这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含义皆在其中。

作者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本文据邹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0期)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中新经纬APP)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