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起，上海陆续复工复产，北京除个别区域外也开始复工复产，经历了过去一两个月的静态管理后，人们开始脱离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

生活和工作在逐步恢复正常，几个月乃至疫情以来的近三年时间里，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的影响却不会很快恢复。

据中科院院士、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陆林教授此前的调研显示，有过集中隔离的人群，34%增加了心理负担，隔离在家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现抑郁、焦虑、失眠等应激反应，而超过10%的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能恢复正常。

而根据《柳叶刀》的相关统计，仅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重度抑郁症患者和7600万焦虑症患者。

疫情尚未结束，焦虑也仍在持续。南都公益基金会邀请了多位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或一线从业者在“哀伤与抑郁”座谈会上，针对疫情以来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探讨。

疫情影响心理不同于其他灾害 长期不可控感引发负面情绪堆积

6月1日下午的线上座谈会上，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首先分析了疫情状态下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一般的灾害创伤的不同点。

徐凯文说，新冠肺炎疫情与汶川地震不同，地震灾难的发生很短暂，而且是地域性的。但疫情是持续的，并且影响非常广泛。“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关注灾区的心理问题，而现在呢，说是疫区，可是全球哪里不是疫区？这场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人，而且持续不断，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到底何时结束。”

徐凯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是集体创伤，影响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举例说，此前其曾调研了很多中小企业家，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最糟糕的不是当前的经济损失，而是对以后的信心受到了影响。

“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这段时间我发现，居家办公以后，很容易发生冲突，有一些员工在网络上跟同事争吵。”徐凯文说，这并不是谁的问题造成的，而是大量的负面情绪相互传染导致的。

同济大学心理学教授姚玉红也认为，这种负面情绪来源于每个人对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控感，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所以人们会在归因时希望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来解决问题，尝试让问题可控。于是，在面对某些事情时，会把人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从而引发矛盾。

姚玉红说，疫情与地震、空难、水灾等灾害不同的一点事，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后，人们可以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在困难的时候相互支持，亲朋好友一起鼓励。可疫情恰恰相反，疫情期间需要的是隔离，这会加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持。

抑郁康复互助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李香枝发现的现象也印证了姚玉红教授的说法，因为疫情，“渡过”的很多线下互助活动被迫取消或改为线上，这个时候，线上变得非常活跃，比起疫情之前的需求量增加很多，这也足以说明疫情状态下，人们其实需要更多的相互慰藉，但隔离导致社交变得很困难。

“尤其是青少年，社交是他们生活和学习的一部分，但现在只能上网课，无法参与到学校的环境中，和同学们社交互动，这影响很大。”李香枝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处于康复期的抑郁症青少年，本来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已经缓解，正要尝试回到学校开始正常的社交，结果被迫待在家里上网课，错过了复学的窗口期，导致社交能力的退行。

疫情只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催化剂 根本原因是社会评价体系单一

疫情中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冠疫情至今已经将近三年，三年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成长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与初中高中或研究生的学时相等，在这三年时间里，社交沟通减少，学习节奏被打乱，都困扰着青少年的心理。

在上海静态管理期间，姚玉红教授在同济大学内对学生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241名同学参与调查，在被问到心情的变化时，初期的主要感受是“平静”，中期时是“烦躁”，如今上海开始复工复产，同学们的主要感受仍然是“平静”。而当被问到封控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在封控期间互助的举动。

对于上网课的感受，很多同学表达出了累、慌、焦躁和愤怒四种情绪，累即无力感，慌即学习节奏的混乱和无法自我管理。总体来说，学生们都表现出了怀念过去的思想。

有数据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高达26.4%。而徐凯文博士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更加严重。但他不认为青少年的抑郁问题完全是疫情造成的，“疫情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徐凯文说，近年来青少年极端心理事件的发生率是往年的两到三倍，以往极端事件在青少年群体身上是很少见的，大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而这些年的表现证明，社会必须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加以解决。

在谈到疫情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时，徐凯文博士表示，疫情后的居家学习，使得学习效率降低，学生的自控力差，疫情常态化后回到学校又要面临考试，这让很多学生无法面对，因而可能会诱发心理问题。

但徐凯文认为，青少年之所以脆弱，表现出厌学、抑郁、自我伤害等问题，根本原因之一是社会对孩子的价值标准评判极端功利，单一的从成绩上去评价孩子的好坏，使得孩子很难树立自尊自我。

“这就好像前几年的雾霾，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如果只是去医院开药治疗，那解决不了问题，关键还是要治理雾霾，空气好了，呼吸系统的疾病就下降了。现在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徐凯文举例说。

姚玉红教授发现，很多心理出问题的孩子都是所谓的“学二代”，他们的父母靠学习改变了命运，由此将自己的经验强加在孩子身上，觉得学习成绩是评价的唯一标准。

针对姚玉红教授的发现，徐凯文博士说，其实很多父母之所以成功，还是建立在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下。但现在的孩子和父母已经是两代人，父母的经验在孩子身上无法复制。“我也是一个高中学生的父亲，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听说过‘靠书包翻身’的话，但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跟我们这代人的想法不一样，这是对的。”

“渡过”平台主要的工作就是青少年抑郁的互助，李香枝从实践的角度介绍，来到“渡过”平台求助的青少年，往往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但更容易改变的还是家长，家长的问题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就至少解决了一半。李香枝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个年代的家长非常不容易，总怕因为自己做得不到位而让孩子错过什么，而如果过分的要求导致孩子心理出现问题，家长又过分的自责。

疫情不会让心理问题更严重 但应关注心理基础病者和无力求助者

如徐凯文博士所说，疫情并不是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样徐凯文也认为并不会因为疫情而让社会的普遍心理问题更为严重。他说，此前曾对汶川地震的幸存者进行过访谈，发现在灾难中有过心理创伤的恶人，再次面对灾难的时候，绝望感会更强，预期会更暗淡，这是跟他原来的心理创伤有关，“这就跟新冠肺炎的患者一样，有些人是他有心理的基础病，面对疫情就会更加危险。但汶川地震受灾的上千万人口中，是不是抑郁症患者更多了，更糟糕了呢，并没有。”

姚玉红也同样认可这样的观点，她说在学校里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大多也都是在高中时就有焦虑抑郁情况的，这部分学生的敏感度很高，更容易放大外界的影响。其实，有心理健康问题后，只要是积极向专业部门和人士求助，就并不可怕。

李香枝认为，当前疫情下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老人群体、贫困群体，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往往容易被忽略，他们不会用手机，电子产品的适应性不强，获得的支持比较少。

徐凯文说，疫情下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观念上要让人明白，当心理出现状况时寻求科学的帮助并不可耻，更多的人应该积极的寻求心理帮助。

“通过对汶川地震失独家庭的跟踪回访，我发现，对他们来说起疗愈作用的并不是医疗和心理援助，而是灾后重建的政策和来自身边的支持，所以，我们有关部门要有更针对性的政策去帮助因为灾难而导致心理问题的人群，才更有用。”徐凯文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