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薛涛通过多种文本实践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到《桦皮船》结出了硕果，确立了一种成熟的作家语言。它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也有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
薛涛《桦皮船》：抵达原始生命力的一种方式
文 / 刘颋
我以为，评论《桦皮船》之前有必要说说爷爷托布这个形象。小说写的是鄂伦春人，作品中交代了鄂伦春族的语言只有发音，没有文字，这就意味着口口相传的经验至为重要；而长者意味着经验、意味着规则。在世界文学范畴，长者形象和长者形象的塑造在这类题材的作品里往往担负着更厚重的小说主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桦皮船》这部小说做到了言浅意深，托布形象足够鲜明，而文本叙事采用的又是对儿童阅读非常友好的简约明快的语言，所以小说整体上看，既轻快明朗，又意蕴很深。
《桦皮船》的意蕴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孩子也就是乌日的一段旅程，这段旅程也是一个孩子开始全新人生经验的过程。他想要陪着爷爷托布回十八站，独自登上火车，在火车上结识了很多人，然后中途又跟着李阿哈下了车，再跟着托布到了十八站，最后把老狗阿哈送上山，整个旅程就是乌日认识世界，认识生命，打开他全新的人生历练的过程。这个过程被薛涛写得相当精彩，也非常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儿童的视角。第二个层面是一位老人逐渐衰老的告别过去、告别生命的过程。阅读《桦皮船》，读者往往能够迅速体会到第一层意蕴，而第二层意蕴可能要经由轻快的阅读感受逐渐过渡才能体会到那种厚重，甚至是沉重。在小说的楔子里，乌日第二次去十八站再次见到的托布，其实已经衰老了，他也已经服老了。回望乌日返乡的第一次旅程，正是托布对衰老的不服与抗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生命的衰老，意识到生命的旅程就是不断地告别过去、告别生命的过程，他也因此执意要送别老狗阿哈。老人托布和少年乌日，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底色——生命就是从生长到衰老。这两层意蕴互为补充，互为依托，互为印证。
这部小说还有暗含的第三层意蕴，是一个民族告别旧有生活方式，走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有个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乌日和雀斑男孩摔跤，他摔不赢就耍赖被指出犯规，雀斑男孩和他不打不相识还约好下次接着摔跤。后来托布告诉他，雀斑男孩本是个野孩子，但是上了几年学，懂得讲规矩了。这个雀斑男孩，包括铁匠卢、托布的徒弟豆腐叔……他们的经历都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逐渐适应并选择新的生活或者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这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发展，这层意蕴对于文学作品尤其小说如何表现传统文化，如何表现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具有启示性。
在告别过去与拥抱新生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的互为支撑、互为依靠，在他们之间是一种具有原始生命力意味的守护与传递。当下不乏写守护、写传递、写传承的作品，但这部作品的亮点是写出了对一种生机勃勃的具有原始生命力意味的生命全方位的守护、传递和渴望，也写出了孩子的接受和认同。比如乌日根本不会划船，可托布却让他独自撑桦皮船，独自送老狗阿哈上山，类似这样的情节有很多，看上去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与呵护，有悖于我们已经习惯的成年人对儿童的无微不至的保护，但事实上，一个生命如果要具有野性、具有原始的生命力，他就需要独自去面对，独自去闯，独自去接受、去承受，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于是才有了小说中托布两次丢了乌日的情节设定，这个“丢”的设计与安排，是作家的匠心所在，正是在这两次“丢”和“找”之间，乌日成长了，而且激活了他的原始生命力，从被呵护和被保护的状态到他独自站立并穿行在自然中，薛涛把这个过程写得非常精彩。
《桦皮船》体现了一种非常先进的生态观。我们一般谈到的生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部作品中，生态观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在自然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两面的，是没有融合在一起的，体现的依然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去探讨、沟通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桦皮船》中体现出来的人在自然中，比那种简单的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更进了一步，它把人放在自然中，在自然里，人与狍子、与蘑菇是平等的处于相同位阶的，人就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作品中，老人和孩子与小狍子“古然”、老狗“阿哈”、枣红马“红9”，以及柳根鱼和鱼王的相处之道，都是由于这种生态观，人对自然和动物带有一种自觉的、平等的、尊重的眼光，人才能够发现自然中的种种奇妙。薛涛这种先进的生态观，赋予了他笔下的物和事以神性，作品中所有的物事都是有灵性和光芒的，万物有灵且相通，在另一层面上说，也接通了儿童阅读兴趣的密码。
作品关于人在自然中所处姿态的描写，是相信自己、相信自然，也相信世界。这种姿态不同于那种统治自然、统治世界，或者居高临下的“平等”相处，以及刻意降低自己位阶的“平等”相处；这种姿态里的人相信自己。乌日相信自己能驾驭得了这条桦皮船，相信自己能找到爷爷托布，后来还跟人解释独自来十八站的理由是爷爷家里的动物生病了，爷爷急着回来，而自己必须要送爷爷回来，否则家里人不放心。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相信自然，相信走进大森林就会有收获；相信这个世界，相信自己能和世界处好关系，而这种相信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这就特别能打动人。所以乌日一路上与人交流、交往，也许在成人世界的规则里以成年人的眼光在看待这个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那么纯粹的、复杂的成分，但是作为孩子的乌日对社会、对自然始终是相信的。李阿哈的弃恶从善很难不说没有乌日的影响。这种相信首先得益于孩子纯洁、干净的心灵，其次得益于鄂伦春人朴素而美好的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之道。这种相处之道是以尊重、自信为基础的。薛涛通过《桦皮船》所传递出来的这种生态观，是特别值得肯定、值得仔细分析的。
多年来，薛涛通过多种文本实践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到《桦皮船》结出了硕果，确立了一种成熟的作家语言。这种作家语言不是惯常说的单纯的小说语言、童话语言或者诗歌语言，它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也有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薛涛风格的语言——它节制、自信而从容。当然这种自信与从容也源于作家对自己读者的信任。《桦皮船》中没有那么多“因为、所以”，几乎所有的细节、言语、动作都是直接呈现的，不会交代那么多前因后果和背景。可以说，追求大大小小逻辑链的完整，是当下叙事文学，也是我们现代文明或者现代人的特征之一，就好比开头挂在墙上的猎枪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响。现代人事事讲物证、讲逻辑，做学问尤其注重寻求逻辑链的完整、清晰，但寻求逻辑链的完整和清晰，在小说创作甚至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又是把双刃剑。追求逻辑链的清晰、完整，当然有助于叙事清晰，推进层次清晰，人物形象完整，但同样它也会约束文本，束缚文本的创造力和爆发力，约束作家对常规和陈规的破坏力。
《桦皮船》的语言是言浅意深的，是直接的、干脆的，也是简约的。简约中带有诗性、浪漫的色彩，更有幽默的成分。幽默是智慧的最高形态（亨利·柏格森），薛涛很自如地在这个文本里释放了这种智性的幽默。他的语言打破了我们的思维惯性，打破了“因为、所以”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不管是对乌日、托布、李阿哈等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对小狍子等动物的塑造上，这种直面生存本相的描写，直接呈现的语言方式，也符合这部作品的气质和要求，带有破坏性的语言，为读者释放出更多原始生命力所具有的张力、活力，甚至是野性。总之，薛涛在《桦皮船》中的语言风格，是对当下现代语言思维定式的挑战，它提示我们思考，在现有语言思维定式之下，如何描写或释放更多的生命力，如何让人物的生命力获得更加明显、更加丰富的表现，薛涛的《桦皮船》显然是个值得认真研读的样本。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