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美国。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初步估计，欧元区4月份的年通胀率达7.5%，继续创下历史新高。通胀率居高不下的局面让欧洲央行不得不考虑年内加息。

值得警惕的是，通胀有流动性和传导性，当前的通胀并不止是美欧的问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调升全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通胀率预期。如果美元与欧元近期加息快速推进，可能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出现贬值，对全球经济复苏也将是巨大的拖累。

当下，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美国与欧洲持续不断通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趋势走向如何？美联储频频加息，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决定本次通胀的基本变量

记者：美欧通胀持续“高烧”难退，本次通胀形成的背景是怎样的？

卢锋：新冠疫情流行直接冲击及其相联系的宏观过度刺激政策，是促成通胀率飙升的基本因素。

本次通胀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美欧受到的疫情冲击巨大且相似。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大区域中，欧洲地区和美洲地区累计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排前两位，迄今其报告的确诊病例分别高达2亿多例和1.5亿多例，死亡196万多例和271万多例。这两个地区合计占全球累计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比例分别达到约72%和75%。疫情的影响依然是美欧面临的困境之一。

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初，美国股市曾在十天内四次熔断，欧洲股市也近乎集体跌停，遭遇创立以来最大跌幅，显示大流行对美国与欧洲金融和经济造成罕见冲击。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出台了刺激政策，规模和力度显著超过了2008年底同样罕见的金融危机，货币扩张和财政刺激双双达到超级宽松程度。

此外，美国的“超级宽松”刺激政策的形成还有另一个相关背景。近年来，美国学界在总结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当时财政政策过于保守，主张强化财政干预，并倾向于认为在面对经济收缩实施刺激政策时不应有过多限制顾忌，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刺激最大化的政策共识。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决定美欧通胀的基本变量。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力推“美国第一”、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在损害经济全球化规则同时也侵蚀了低通胀的基础条件。逆全球化、绿色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也对供求关系与通胀现象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新冠疫情冲击与宏观刺激政策联手，终于引发了此次通胀。

记者：为应对疫情影响，美欧分别采取了怎样的宏观过度刺激政策？

卢锋：疫情期间，美联储于2020年年初开始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看似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类似，不过由于背景条件、现实环境、决策方针多方面条件改变，这一轮货币刺激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决策方针取向都显著提升和强化。

在货币扩张力度加码的同时，美国还强化财政刺激政策。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连续推出五个财政刺激法案应对疫情危机，总规模约为3.8万亿美元。2021年初，拜登又签署了1.85万亿美元“美国援助计划法案”。到2021年3月中旬，美国两届政府财政刺激总盘子已高达5.65万亿美元，是2019年GDP的26.4%，远超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刺激的绝对和相对规模。2021年初美国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后，拜登政府仍追加出台了大规模刺激法案。

欧元区和欧盟在疫情期间也采取了规模罕见的宏观刺激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欧央行在持续实施原有常规资产购买计划（APP）外，推出针对疫情紧急形势的资产购买计划（PEPP），到今年3月底该项目新增购买结束时累计债券购买规模已超过1.7万亿欧元。

在财政刺激方面，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2020年财政赤字率都数倍于应对金融危机时水平。此外，欧盟还突破了成员国不可集体发债的传统财政体制约束，在“下一代欧盟（NGEU）”概念下首次决定发行7500亿欧元抗疫复苏债券，为财政困难成员国提供大规模无偿捐赠和信贷支持。虽然相对规模不如美国，疫情期间欧盟和欧元区宏观刺激确实达到空前水平。

尽管美国和欧元区是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宏观刺激政策的扩张仍会受到通胀压力的制约

记者：宏观过度刺激政策是如何导致通胀发生的？

卢锋：通货膨胀是过量货币追逐有限商品导致的货币对内贬值现象，表现为商品供不应求与一般物价持续增长。疫情期间的宏观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及增加居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过于激进和频繁刺激也会造成相应代价，包括从不同渠道促成或加剧通胀压力。

以美国为例。首先，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美国物资紧缺，生产力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增加，疫情期间美国居民收入逆势高速增长，推动消费和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也加剧供不应求及通胀压力，导致食品、房屋、能源、汽车等价格上涨。

第二，超级宽松政策带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前所未有的扩张和极为宽裕的流动性，刺激美国广义货币激增与信贷显著增长，成为助推需求扩张、加剧通胀压力的货币条件。

第三，流动性和货币供给超常增长，货币政策强化量宽和零利率不设截止期等政策引导加码，促使美国主要资产价格大幅飙升，并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助推需求增长和通胀。

第四，超常收入补贴在对民生纾困带来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在一些场合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边际制约。许多无业人员靠申领美政府发放的大量补贴过活，不急于就业，加上辞职人数的飙升，导致大量工作岗位空缺。在美国宏观经济快速复苏阶段，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持续面临劳动力供不应求困扰。

最后，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的工资和房租等不可贸易品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2020年4月到2022年1月，美国私人非农企业的雇员小时工资平均增速为5.3%，大幅高于该指标在2010至2019年的均值2.4%；房屋平均租金在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一年内的增幅高达15.5%，超过疫情前三年（2016-2019）累计增速14.7%。房租与工资价格二者的大幅增长，不仅助推当期通胀压力增加，而且可能引入通胀螺旋上升风险。

记者：本轮通胀揭示了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卢锋：过去两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是本轮通胀的宏观背景，叠加逆全球化、能源转型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影响较为深远。

通胀失守，对美联储造成了巨大压力。美联储解释称，新通胀因疫情冲击而起，难以预判和事先调控。这种解释的片面性在于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通胀确与疫情环境有关，然而仅有疫情冲击不足以导致美国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胀。美国在疫情期间把逆周期宏观政策工具利用到极限，如2021年初在经济已然快速复苏背景下仍执意追加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发生严重通胀时继续实施零利率和追加量宽政策，缺乏跨周期前瞻性视角，不可持续的过度刺激与当前的通胀困境不无联系。

这场危机更深层是源自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时代性结构性困境。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创造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生产方式，推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实施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美国缺乏比较优势传统行业生产工序、流程、环节经济活动持续海量外包，然而其前沿技术产业突破拓展创造新岗位、新业态、新经济能力扩张乏力，与企业外部与经济离岸化规模形成越来越大缺口。这种矛盾本质上无法通过宏观刺激政策运用加以根本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虽然通过刺激政策维持多年经济复苏增长，然而其经济发展基本面条件以及不可持续性因素并未真正改变。美国政府近年又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外部经贸关系更趋紧张。美国经济内在脆弱性使其应对疫情外生冲击面临巨大风险。

此外，从宏观经济学运行和制衡机制角度看，去年以来美欧通胀压力快速形成和演变也提示一个客观收敛现象：即美国和欧元区尽管是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在实行刺激政策时似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然而刺激政策扩张还是会受到通胀压力上升的制约，经济规律仍会发生作用并迟早倒逼出合规律调整。

面对国际通胀，我国需加大宏观、结构和改革政策力度，强化增长内生动力

记者：近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3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认为在接下来的例会中可能会有数次50个基点的加息。这是否会引起全球经济的“震动”？

卢锋：所谓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概念，意味着它的货币紧缩不仅改变其国内利率，还会对全球流动性造成影响。美国是重要的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超量发行的极低利率环境下，资金会大规模外溢到国际市场上逐利，银根宽松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便利度增加，导致其外债扩张较快。而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由超级宽松转向紧缩，全球范围美元流动性减少，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过往经验，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会令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升值带来全球流动性变化，进而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会成为2022年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一些在经济基本面存在结构性弱点的国家，例如一些外债负担过重的国家，可能遭遇融资困难或陷入违约风险，甚至可能发生国别货币与金融危机。另外美国加息抑制经济增长，其进口需求相对走弱，会不同程度影响美国贸易伙伴国的外需形势。

不过，这种影响的大小，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较好，中国外债规模也较为稳健。

记者：在您看来，世界经济未来的走势如何？是否会出现超级通胀的现象？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卢锋：美欧本轮通货膨胀来得快、涨得猛，已经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快速转向紧缩，欧央行也已停止疫情紧急资产购买项目下债券净增持。综合观察形势，目前美欧通胀尚未全面脱锚，如能采取足够力度的必要紧缩措施，仍可能避免恶化为上世纪70年代多年两位数通胀的危机局面。不过，目前来看，有两方面因素会对美欧防控通胀引入不确定因素，因而其通胀形势前景仍不容乐观。

第一，通过快速紧缩银根重手治理是控制目前严重通胀形势的亡羊补牢之举，但也必然导致经济减速甚至出现衰退。近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短期利率超过长期的所谓“收益率倒挂”现象，已经引起市场和学界对紧缩政策导致衰退可能性的预期和担忧。在这一背景下，美欧货币当局能否坚守治理通胀立场，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全球范围特别是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度大幅提升。危机升级对粮食、天然气、石油以及某些重要稀有元素原料供给产生负面冲击，导致这些商品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飙升和供给扰动，这对正处于高通胀的美欧经济将带来更严峻挑战。

新冠大流行冲击全球经济，由于疫情防控与宏观政策应对方式差别，我国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出现系统反差，表现之一是美国去年经济过热和通胀飙升，我国则是总需求相对不足和消费通胀温和甚至偏弱。不过另一方面，我国工业生产复苏和出口增长较快，大宗原材料、能源等工业品价格快速上涨，与外贸部门联系较紧的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价格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主要矛盾不是通胀，而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三重压力”。今年一季度，由于国内疫情局部反弹和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增长和预期转弱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针对目前形势，需加大宏观、结构和改革政策力度，总结疫情防控经验优化应对政策，短期解决经济增长相对疲弱压力，长期强化增长内生动力。同时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环境下，对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风险也需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