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否知否》中的婚礼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通过对唐宋婚姻形态与婚姻观念的比较，指出由唐入宋，婚姻制度发生了一场显著的变革：
唐代通常“男女婚嫁，不杂他姓”，而宋代“士庶婚姻寖成风俗”；就宰辅而言，唐代往往“女为王妃，男尚主”（意为宰辅大臣生女，多嫁为王妃；生男，多娶公主为妻），而宋代常常“婚姻不求门阀”；就后妃而言，唐代“妙择天下令族”，而宋代“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是所谓“小官门户”；就公主而言，唐代“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而宋代“欲求儒生为主婿”；就宗室而言，唐代规定“取门阀者配焉”，而宋代“不限阀阅”，以致“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凡此种种，一概表明唐代的确属于“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时代，而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不止确有其事，并且足以构成其时婚姻制度的一大特色，堪称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引自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
张邦炜先生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不过我觉得唐宋婚姻形态更深刻的变革，并不是表现为从“婚姻必由于谱系”到“婚姻不问阀阅”的变化，而是体现在从“婚姻问阀阅”到“婚姻问资财”的变迁上，亦即从门第婚姻转变为财产婚姻。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已出现财婚现象，及至宋代，财婚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但宋朝的财婚，性质实不同于前代的财婚。南北朝、唐朝的财婚其实是门第婚的延续与畸变，财婚之财，就是门第的折现，表现为所谓的“陪门财”；宋代的财婚则跟门第没什么关系，指的是男女婚嫁，并不在意对方的门第、家世，而更关心对方有多少家产，能拿出多少聘财与奁产。换言之，财产已经取代门第，成为缔结婚姻的最重要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从中可一窥宋代财婚风气之一斑。
1）宋真宗咸平年间，两位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争娶一名姓柴的寡妇撕破了脸皮，甚至闹出了官司。堂堂宰相何以如此不顾体面？宋人一语道天机：“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原来，这名柴姓寡妇家产雄厚，哪位娶了她，就可以得到这笔财产，所以两位当朝宰相才争着向她求婚。这样的事情，在唐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宋朝却屡见不鲜。
2）宋仁宗朝，吏部侍郎孙祖德致仕之后，迎娶富室之女为妻，原因无他，“以规有其财”也 。谁知婚后妻子凶悍难制，孙祖德只好倒贴一笔钱，与妻子离婚。
3）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个叫刘宗古的官员，因贪图孀妇财产，与她同居，还发生了财产纠纷，闹上了公堂。结果刘宗古受了弹劾，被罢官放归田里。
4）宋哲宗元祐年间，知秀州王蘧与常州孀妇结婚，“屈身为赘婿”。何故？因为这名常州孀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 。
5）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但其家中男女婚嫁，却“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 ，此语虽出自政敌之口，但空穴来风，必有所据。
如果说，以上事例只代表个案，不能以偏概全，那么我们来看士大夫的议论。司马光是这么说的：“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的同事蔡襄则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说：“今之世俗，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 你看，他们都认为“婚姻问资财”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即他们生活的宋代）的风俗，可见宋代财婚风气之盛，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蔚然成风。
宋代的财婚风气还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形式——“榜下捉婿”。榜，指公布科举及第进士名单的黄榜。“榜下捉婿”说的是，每到科考放榜之日，富商、富户都涌到黄榜下，抢新科进士当女婿：想娶老婆吗？想发财吗？来我家当女婿，送你钱一千贯。一千贯钱可以砸得寒门出身的新科进士晕晕然。这笔“捉婿”的费用，有个专门的名目，叫“系捉钱”，它跟南北朝、唐朝的“陪门财”好像有点类似，但性质是不同的，“陪门财”是弥补门第落差的补偿金，是门第的货币折现；“系捉钱”则相当于宋朝富商的“风险投资”，是门第已经被冲破、财富代替门第焕发出诱人魅力的体现。
宋朝富户不但凭恃财富“榜下捉婿”，还成了赵宋宗室连姻的热门人选，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宗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 ，富户出钱5000贯，便可迎娶一位“县主”（宗室之女的封号），北宋元祐年间，京师的大富商“帽子田家”，一个家族便娶了10位县主；北宋末，另一个京师富商“大桶张家”，家中县主更是多达30余位。宗室嫁女挑富家的风气，让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非常恼火，对大臣说：“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
但风气已开，想刹也刹不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财富已经悄然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新标准，以致宋朝人看到：“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王公大臣如果家道中落，生活贫困，则可能连女儿都嫁不出去；市井人户，只要发财致富，便有机会与王侯之家、甲榜进士结成亲家。
从婚姻重门第到重资财，反映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迁：建立在出身、门第之上的身份壁垒已经失效了，财富获得了打通身份壁垒的力量。这一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宋代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鲜明标志。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