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米尔恩和E.H.谢泼德共同创造了小熊维尼的经典形象。谢泼德两部自传《记忆的画》（Drawn from Memory）和《人生的画》（Drawn from Life）最近出了中文合订本《伦敦小孩》，文字亲切而不俗气，二百四十余幅插图诗意盎然，读来是悦目的享受。被称为“小熊维尼之父”的米尔恩（他的生日1月18日即“维尼日”）在1939年也出过一本自传，《为时已晚》（It’s Too Late Now）。比起他的童书和侦探小说《红屋疑案》（The Red House Mystery），此书显然不够有名，直到绝版多年后的2017年才由潘麦克米伦旗下的贝洛出版社再版，而贝洛的主营业务本就是旧书新刊，致力于让蒙尘的佳作重新焕发生机。
A.A.米尔恩（1882—1956）在剑桥的专业是数学，但他始终爱好文学，早早把写作视为了人生志向
书名为何叫“为时已晚”？作者在自序里给出了解释。原来“为时已晚”指的不是别的，正是他本人的人生。“遗传和环境塑造了孩童，孩童塑造了成人，成人塑造了作家；所以对我而言，当一个不一样的作家为时已晚——也许四十年前就太晚了。”他说，批评家总拿别人的标准来要求一位作家，责备他为什么不把书写成别的样子。但一个人写出怎样的文字，就在于他是怎样的人；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归根结底因为他过怎样的生活。
米尔恩将他的人生分为七个阶段：孩童，学生，大学生，自由撰稿人，副主编，业余士兵和作家。在一开始他就跟读者打好招呼，略带傲慢倒也不失真诚：他的写作向来是为了取悦自己，不管公众怎么想，作者本人首先不能觉得无聊。如果别人也能从他的回忆中获得乐趣，他很高兴，“但要说清楚，这场聚会的主角是我，不是他们”。果然，作者集中笔墨记述个人经历和所思所感，旁逸斜出处也只是偶尔奉上几片文林散叶，避免将自传写成他传。《为时已晚》前半本回忆他成年之前的生活，读者或可与谢泼德的自传相互参看——他俩年纪相仿，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伦敦小孩”。全书花在他的代表作“维尼系列”上的篇幅十分有限，因为他厌倦了“童书作家”的头衔，在刻意回避这一身份，说既然他觉得再也翻不出新意，索性及时收笔。不过，他也知道这恐怕于事无补：“在英格兰，得到名气比丢掉名气容易。”“英国人把作家当鞋匠，希望他从一而终。”好在关于米尔恩创作维尼故事的文章、访谈和报道已足够多了，安·斯维特（Ann Thwaite）在《米尔恩传》里更是考据翔实，这一次我们不妨就把维尼当成米尔恩私人聚会上一位寻常的来宾吧。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米尔恩这部自传的风格，便是“自嘲”，常常表现为一种交缠着敏感和疏离的调侃。书里精彩的片段不少，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则是他编辑幽默杂志《笨拙》（Punch）的经历。
在加入《笨拙》之前，米尔恩其实已经当过一份重要刊物的主编。1900年，他从威斯特敏斯特学校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虽然专业是数学，米尔恩始终爱好文学，积极投稿和参与校内的文艺活动，早早把写作视为了人生志向。1902年，他接手编辑剑桥大学的学生刊物《格兰塔》（Granta）。数学系课业压力繁重，导师劝他放弃编辑杂志，米尔恩却坚定地拒绝了，还连说了两遍“非干不可”，就算奖学金撤回也在所不惜。他允诺完成导师要求的每天至少六小时的“工时”，每周汇报。多年后回忆这段安排，米尔恩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当年竟然只有在他不写作的时候才叫工作时间。
米尔恩的父亲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家长，作风严厉，而米尔恩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中成绩不佳，愈发心虚。但从剑桥毕业后，米尔恩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去当公务员，而是开启了一段撰稿生涯。《为时已晚》里记录了他第一次作为自由撰稿人发表文章的经历。当时，柯南道尔的《归来记》正在《斯特兰德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连载，市面上的仿作层出不穷，米尔恩也写了一篇投稿。过了一段时间，他和朋友约好一起吃饭，同伴晚到，他就在饭店里随手拿起一册《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翻到一篇故事，读了开头大呼不好，自己戏仿之作的情节尽然被人抢了先，只好怀着妒意读下去，直到快结束才惊讶地发现那正是自己的手笔。伦敦的知名刊物上出现了自己的作品，米尔恩首先感受到的是紧张局促，仿佛泄露了一个天大秘密，疑心周围每个人都在看他，当然，这种情绪只存在了片刻，“随后我流连忘返地通读起文章来：一句接一句，每一个句子都无与伦比，每一个美丽的词都惹人喜爱”。他顿时觉得自己成了百万富翁，同朋友尽情庆祝了一番。月底他收到了稿费：十五先令。
事实上，米尔恩那篇“福尔摩斯”的仿作最初是投给《笨拙》的，无奈遭拒。但给《笨拙》写稿一直是米尔恩的目标，即便三番四次被退稿，他还是每周都会寄去文章。1904年4月，《笨拙》终于接受了米尔恩的稿子，虽然只有四行。兴奋之余，米尔恩问自己：凭这么一小段，可以号称“我为《笨拙》写文章”了吗？他还来不及细想，好运就来临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杂志又接连发表了他的一组诗和一篇散文。这下他是真正的《笨拙》作者了。当时有传闻说在《笨拙》上发一篇文章，不管带不带插图，稿酬都是五镑，米尔恩心想：“看来我要功成名就了。”临近结稿费的日子，他满怀期待，结果支票上的金额是十六先令六便士。他大惑不解，写信去询问，得到的回复很有意思：一个作者刚开始给《笨拙》写稿，获得的荣耀感本身就足以充当报酬，而当荣耀感开始消磨，那就该涨稿费了。
1906年，米尔恩成为了《笨拙》的副主编，年薪二百五十镑，稿酬翻倍。但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历史悠久的“笨拙席”（the Punch Table）。《笨拙》的创办者懂得享受生活，习惯在品尝美食美酒的间歇商量杂志选题，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萨克雷、坦尼尔爵士、谢泼德等都曾是“笨拙席”的座上宾。每周三晚上七点，《笨拙》同仁会在编辑部楼下聚餐，决定下一期杂志的漫画。米尔恩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连自己也觉得他们不请他可以理解：“要是我二十四岁就受邀列席，到七十四岁还坐在那儿，随便哪家报刊的老板想到这一点，都会不寒而栗吧。”况且，讨论《笨拙》的漫画创意需要高度的政治敏锐，米尔恩在这方面尚未得到他们认可。四年后的1910年，米尔恩终于“获准下楼了”，在依然年轻的二十八岁，他依照“笨拙席”的惯例，用小刀在餐桌上刻下了他给《笨拙》写稿时常用的姓名缩写：A.A.M.。
米尔恩在剑桥编过《格兰塔》，又做过好几年产量颇高的自由撰稿人，担任《笨拙》副主编看起来是恰当的人选。但杂志每周都要推出新一期，需要源源不断的想法，仍带给他巨大身心压力。数学系出身的他简单算了一笔账：每周要找到一个可写的想法，一年下来就是五十二个想法，他若是一路干到七十岁，那就得找到大约两千五百个想法。当遍索愁肠毫无所获的时候，他陷入了自我怀疑：“问题是我在二十四岁的黄金年龄，都连一个想法都找不出来。我为什么不去中学当校长呢？”一连好几个小时枯坐书桌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做无用功，是自我安慰，也是重压之下的拖延症表现，神经紧张却没有任何效率，最终还是靠临时抱佛脚才解决问题。米尔恩有句话讲得很好，“悠闲的无所事事”是美妙的，但“既不悠闲又无所事事”是魔鬼的发明。
一战爆发，米尔恩同许多人一样应召入伍。不过，《笨拙》一直在给他发工资。战后，他回到杂志社，准备继续上班，却发现主编欧文·西曼（Owen Seaman）态度颇为冷漠。这时他才意识到，杂志老板并不希望他回来。一来他们对代班的人很满意，二来对他把空闲时间用来写剧本而不是《笨拙》的文章很不满。他们想让米尔恩移交编辑工作，但继续当《笨拙》的作者，米尔恩的想法刚好相反：他愿意编杂志，拥有稳定收入，额外的时间则用于写剧本。最后，他提交了辞呈，甚至退出了“笨拙席”。就这样，米尔恩与《笨拙》的缘分基本到头了，从此，他成为了全职作家，写剧本，写诗歌，写童书。二十年后，回看这段与《笨拙》的不欢而散，米尔恩把一大原因归于自己的性格，说自己“永远想逃走”。所以他会从《笨拙》逃走，从童书的写作中逃走。重复的劳动令他生厌，哪怕这种劳动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
米尔恩生于1882年，写作《为时已晚》的时候，他五十多岁。他“任何事都不想扯着嗓子说”，笔调冷静克制，讲究点到为止，却也不乏真情流露。他相信人类的复杂神秘，从不对别人妄加揣测，在另外的地方说过“每个人都是一道谜，没人能知道另一个人的真相”，我想这就是他在自传开篇就强调“聚会的主角是我”的深层原因。每个人能够尝试去了解的，只有自己。《为时已晚》最后一章记录了一段作者同一位年轻朋友的对话。后者请他给年轻人提点忠告，米尔恩答，忠告只有一条：“永远不要听从忠告。”米尔恩在1952年出版的随笔集《年复一年》（Years In，Years Out）中，又说起了这部自传。在大西洋彼岸出版时，此书最初是每月连载的，美国编辑喜欢改书名，定了一个新标题：“何其幸运！”（What Luck！）这令米尔恩一度很生气。不过，时过境迁，七十岁的米尔恩回望自己的人生，说道：“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文/顾真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