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时，他的作品能找到的中译版只有《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的两个短篇，《博西》和《囚笼》。非洲文学进入大众视野，《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译本再版，这部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编辑的短篇选集，为读者了解非洲文化性格打开了一扇友善的大门。
阿契贝在选择作家和作品篇目时，追求“非洲自身千差万别的体现”，他概括道：“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癯，南部作品更为浓郁，在西部海岸，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而在南部，创作不可避免地与种族主义发生痛苦的关系。”这是仍然显得笼统的概括，事实上，这个覆盖了非洲不同地区、年代和作家风格的选本，指向非洲小说创作风格流变与现代性发展，斑斓地呈现了“非洲写作”多样化的光谱。
文学成为记录、回应和评价当代事件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在散文《小说的真实性》中，提到他本人遭遇的一段荒诞经历。他在1966年写了一部社会讽刺小说《人民公仆》，以一场虚构的军阀政变结束。小说出版时恰逢尼日利亚独立后的首次变局，激起千层浪，在之后的内战期间，谣言甚嚣尘上，甚至十年后作家仍因此遭到责难。阿契贝不无恼火地自嘲：“一群军官谋划时，会邀请一位小说家旁听他们的密谋，然后等待长达两年，由小说家完成作品并出版。直到这时，军官们采取行动，目的是赶上小说的出版时间。人们真的相信这套？”作家遭遇的这段冤屈，其实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也从中见得非洲虚构写作和现实的高度捆绑，许多作品或是对“进行时”的速写，或是敏锐地预见到即将降临的“将来时”，文学成为记录、回应和评价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的《国内和平》是一则微言大义的小品。一个小人物从战争中幸存，“活下来真好！战争培育了乔纳森，赐予他五件至宝——他的，老婆的，和三个孩子的脑袋。外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那是个奇迹。”头脑活络又吃苦耐劳的乔纳森，用自行车当出租车，靠着载送军官家属赚了第一桶金，随后兢兢业业地做卖水果、卖早饭的小生意，渴望劳动致富，哪想到战火放过了他的性命和房产，和平年代一贫如洗的“同胞”却把他洗劫一空。国家独立没有带来应许的新世界，没完没了的动乱和贫穷，让普通人的生活如同上天随心所欲的投骰子。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参加1962年的“非洲作家大会”时，发现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阿姆哈拉语等大量非洲当地语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出于抗争意识，他决定转向用肯尼亚老家方言基库尤语写作。而在那之前，提安戈的大学专业是英语文学，他以英语写作进入文学界，可以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古典文学塑造了他早期的文学品格。在《片刻荣耀》这个短篇里，能看到他直接地受惠于狄更斯和左拉。罪恶的资本对人性的绞杀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区别伦敦、巴黎和内罗毕周边的新兴城镇。年轻的姑娘殊途同归于金钱的祭台：“她赚不到钱买金光闪闪的袍子。没有租房津贴，没有玉米粉，也没有拿薪水的男朋友，一个月75先令能做什么？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沦落风尘还不到一年，已经这么老了。”到处是钱，到处在生钱，被席卷在“发展”的大潮里，女孩既无法坦然地出卖自己，也没有一个宁静甜美的故乡能回去了。“她，她这代人，再也不会与土地、庄稼、清风和明月同乐。这一代人对生命的奥秘感到麻木。”一个“堕落”女孩的私人化的倾诉，就此转向对群体命运的隐喻。
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到非洲口头文学的灵魂
提安戈放弃英语，改以家乡方言写作后，他的信念是“用非洲的民族语言写出能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比肩的作品”。而这种追求实质仍以欧洲文学为度量衡，变化的只是语言载体，而不是表述的方式。反而是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他以法语写作，却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到西非口头文学的灵魂，开拓了独一无二的文风和文体。塞姆班是渔民的孩子，没有受过法国占领者的精英教育，他在二战期间作为法国海外属地的雇佣兵入伍，战后在法南缺乏保障地打短工讨生活，先是雷诺汽车厂的装配工人，后来到马赛港做码头装卸工，直到因为腰伤失业，回老家开始小说创作。长久地生活在底层，塞姆班创造了一种质朴、生动、类似摆龙门阵的文风，《假先知》这样的小说，更像是一部“被法语记录下来的西非口头传说”。作家受过穷，吃过苦，对那个阶层的无奈和无赖有深切的了解，却不怒不怨，以无法无天的小人物睥睨一切的幽默娓娓道来“一无所有者的”冒险：“马哈默德恪守祖先遗训，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我也要分享。他赶着场子，从这里到那里，一边走一边不停乐，谢谢撒旦，我相当懂得占用别人财产的艺术。”两手空空的马哈默德靠假扮先知诈骗发迹，却最终被另一个两手空空的窃贼偷走一切。从《假先知》这则微小但充满能量的寓言里，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这位后来更以电影创作而为外界熟知的“非洲电影之父”，找到了让非洲发声的途径。
女性在自己身上发掘神奇的力量
同样是用法语写作，同样以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欧洲文艺界，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贾巴尔在非洲文学的表述中创造了另一种不可替代的声音。她在200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建院370年接纳的第一位北非作家。但她认为自己终生是个流离失所的人——她生活的马格里布地区既是非洲大陆的边缘，又是阿拉伯文化的延伸处；她来自穆斯林家庭，却被送入基督教会学校；她的母语应该是北非闪族人的柏柏尔语，但她受法语教育。“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父亲牵着送入法语学校”，这是让她回望时深感痛苦的童年意象，她学习写作的语言，是属于侵略者的语言，是充满男性暴戾气质的父权的语言。“说法语时，我无法隐藏自己的口音，我的童年口语即使被置于边缘地位，它们的韵律、节奏和潜藏的生机总会浮现在我的书面法语里，像暗流一般。”“童年口语”隐喻着不被官方历史承认的民间的声音，女性的声音。
贾巴尔在小说《广阔之囚》中创造了一个抒情的意象：在梦中邂逅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撒哈拉壁画，在鸵鸟和牛群间，女猎手留下她们昙花一现的背影。她在《写作语言中的追忆》一文中感叹：“所有在我故土上生活的女性，都要被困在封闭的花园或庭院，只剩下空无一人的街道，或是只有男性身影，这顽固的性别隔离一直占据着社会生活、城市和历史叙事的中心。”所以，她的短篇小说《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女人的姐姐》恰是这样一个舞台，专门为女性而设，透视她们空洞眼神背后的神秘和未知。数不清的沉默的妇女在自己身上发掘出神奇力量——“向着更远方旅行，永远流亡，成为女佣、女奴、无依无靠女人们的保护神。”
文学是对边界的瓦解
许多年前，津巴布韦作家丹布佐·马雷切拉凭处女作短篇小说集《饥饿屋》惊动欧洲时，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就比肩尼日利亚剧作家沃莱·索因卡的非洲新生代作者，谁能想到，就在索因卡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的第二年，马雷切拉悄无声息地死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街头。从2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到35岁早逝，马雷切拉既被英语文学界视为“可怕的非洲孩子”，又被非洲的一部分前辈们非议“叛逃欧洲的年轻人”。马雷切拉被欧美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类比索因卡，是因为他们都抗拒“对非洲灿烂过去的迷恋”，也奋力在写作中摘除“非洲属性”的标签。从他自哈拉雷到牛津求学受挫的具体情境中，马雷切拉体会凌驾于种族之上的、某种更普遍也更顽固的，人对人的压迫。他在197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牛津发现自己是被白人蓝领羡慕的“学院青年”，牛津校园的围墙隔开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而从家乡传来的消息，国家独立了，黑皮肤的权贵取代了白人总督家乡和他乡的现实却让马雷切拉陷入很深的孤独。
在这本追求多样化的非洲短篇小说拼盘合集里，马雷切拉很短的一篇《原生生物》仍然闪耀着他不愿归属于任何“文化”、“国族”或“群体”的独立锋芒。小说里的“我”在垂死的谵妄中，浮沉在记忆的湍流里，童年的童话和现实苦难隐约的影子错乱地混杂成凄艳的忏悔：“我这一生是只人鱼怪。空气里都是怪兽，所有成年人都是人鱼怪。也许孩子还有机会。”马雷切拉的修辞是璀璨的，但支配着他的语言是一个愤怒呐喊的灵魂，即，文学从来不是高级或高雅的民俗，它可以超越具体的情境进入纵横于时间和空间的人类精神世界，不停地破坏和瓦解着各种边界。
文/柳青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