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是一项古老且荣耀的职业，有着独特的标准与目的。历史学家的目标是在重现往事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准确、抽丝剥茧与客观公正。不过历史不仅仅是一门供奉于大雅之堂的学科，它在国家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历史之于国家就像回忆之于个人。一个人被剥夺了记忆，会感到无助和迷失，全然忘记他去过哪里或即将前往何处。以此类推，当一个国家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时，它将无法应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作为界定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历史由此变成了塑造历史的一种方法。于是，修史亦从一番冥想变为一种武器。“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乔治·奥威尔在著作《1984》中提到的党派宣言如是说，“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一）

历史学家竭尽全力捍卫他们的行规。他们说，天知道当我们辜负了自己的理想时是多么沮丧，我们的解释被无意识的先入为主所包围和歪曲时会感到多么难过，痴迷于种族和民族又是怎样使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的。我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我们的个人经历所困，像所有带着原罪的凡人一样，在党派、偏见、教条、恐惧和希望中摇摆不定。

在一片黑暗的过去，我们目光所聚焦的地方实际上是由我们目前的关切决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所处时代和生活产生了新的关注点时，给予历史的聚光灯亦会随之变化，使得那些切实存在的却被早期的历史学家随意从集体记忆中删除的故事昭然显露。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人们通过当下“再造”历史。

历史学家必须始终向着客观这一理想状态无限逼近，尽管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急于回应当前的紧迫感时，将过去用于非历史目的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利用或影射过去，从而发觉那些适合我们所处社会或意识形态的部分。如此被操纵的历史更大程度上变成为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无私的知识追求。

人们靠历史学家创造的神话生活。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修饰美化历史是为更高的利益服务，例如民族的培育或种族的提升，那么事实就可以被合理地修饰。持续讲一种积极有益的故事似乎比捍卫历史的纯洁性更重要 ——特别是当纯粹的历史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时候。这可能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高尚的谎言”一说时脑海中所浮现的内容。

不过这样一来，狂热分子们很可能会将“高尚的谎言”与现实混为一谈。民族主义对历史的侵蚀是有启发意义的。两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远比法西斯主义甚至民主等社会意识形态更为重要。但它不是自发生成的。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说：“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意识的自然觉醒，它甚至有能力创造出本不存在的新民族。”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有政治抱负的精英而发展出来的，然后再向受众大肆宣传。它之所以能继续蓬勃发展，是因为利用了历史和地域的强烈情感，在这个越来越令人感到迷失和困惑的世界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

今天，民族主义的狂热蔓延全球。在西方感染了爱尔兰和以色列，分裂了比利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引起布列塔尼、科西嘉和巴斯克地区的骚动。民族主义首先分裂了苏维埃帝国，后使苏联本身走向解体。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催生了一大批新国家，无论是泱泱大国还是蕞尔小国，在重演历史争吵时常常互相厮杀。

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以族群性或部落主义的形式出现。在第三世界，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族群为权力而战，甚至在更绝望的情况下，为生存而斗争。据此可知，美国的族群运动高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与全球的民族主义高烧态势相互呼应。

（二）

任何民族或群体在自我塑造过程中都免不了要援引和回溯历史。否则一个民族又能通过什么来建立起个性的合法性、传统的连续性或是过程的正当性呢?

历史经常被用来为统治阶级辩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哈·普拉姆写道：“历史一直扮演着威权的侍者。”这是主流历史话语，旨在展示现有的权力安排是多么高尚、有道德和理所应当。因为它能够证明获得和捍卫权力的现状与方法是令人信服的，故而可被称为“辩解性历史”。

其他时候，历史还被用来替权力的受害者辩护，为那些拒绝接受现状的人伸张正义。以赛亚·柏林曾描述过十九世纪早期“被羞辱和战败的德国人”如何反击傲慢的法国人：

德国人不断挖掘自己比对手更为优越的品质。他们将自己深刻的、内在的精神生活、自己的宽和谦卑与对真正的价值——简单、尊贵、崇高的无私追求，同财大气粗、造作世故、居功自傲、肤浅圆滑、冷漠无情、道德空虚的法国人进行对比。在举国上下抗击拿破仑的过程中，这种情绪极尽狂热。不过这确实是许多身处落后、被剥削或屈辱之中的社会做出的典型反应。这种社会对其地位低劣感到不满，不得不通过引证自己历史上真实存在、甚至想象中的胜利与荣耀，或其民族、文化特征里那些引以为傲的特性来回应现状。因此对境况不佳的民族而言，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丰富历史或许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上就是所谓的失败者的历史，写作初衷就是为了通过创造或夸大历史上的辉煌事迹与雄心壮志，从而充分展示伯特兰·罗素所谓的“被压迫者的高尚美德”。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补偿性历史”。

无论“辩解性历史”还是“补偿性历史”，共性都在于利用历史来塑造未来。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其学界尝试利用“辩解性历史”孜孜不倦地捍卫着党的路线的每一回转折。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开放政策”，及时地解放了历史学家。

俄罗斯历史学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真实还原历史，重新评价布哈林甚至列夫·托洛茨基，批评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讲师四个月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埃里克·方纳提出：“一个崭新的未来需要一部新的历史来支撑。”“为了使这些影响广泛的巨变具有合法性，媒体和政府部门现在倾向于把那段苏联历史描述为暗无天日的岁月。”如果说迎合党派立场的历史是独裁的工具，那么基于史实的讨论则是民主的工具。

日本政府致力于借助“辩解性历史”拒绝为自己半个世纪前的侵略与暴行买单。他们的教科书一贯把日本征服朝鲜和侵略中国美化为“激起了首尔和北京方面的官方抗议”。日本青年一代被教导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战争中的受害者而不是太平洋战争的发起国。

当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尝试像其在著作《太平洋战争》英文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把赤裸裸的历史展现在日本民众面前”时，他遭到来自政府的指控。日本最高法院支持文部省对家永三郎在书中如实还原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部分进行审查。正如家永三郎先生所观察到的：日本年轻人越少被告知战争的真实历史，那么未来陷入“同样险境”的风险就越大。

到一九六〇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开始把承认希特勒的罪行当作德国的一项特殊责任，并且将纳粹主义的历史追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与文化。不过一九八〇年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使得学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呼吁净化民族历史。有些历史学家辩称，希特勒的罪行既不是绝无仅有，也不是德国独创。希特勒的种种行径都是用种族替代阶级。希特勒毫无疑问罪状滔天，但是其他民族亦有同类行为，却没有承担如此沉重的国际谴责。纳粹主义的确行迹可耻，但不是根本性的，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坏运气和行为失常。

像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德国人不能把对本国光荣历史的看法仅仅局限于1933—1945那该死的十二年。德国历史不能以一连串无休止的错误与犯罪来呈现。另一位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也批评德国人困在自己的负罪感之中，呼吁重新肯定国家认同。施蒂默尔指出：“迷失方向与寻找身份认同相伴相生，任何认为这对政治或未来毫无影响的人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那些填充了记忆空白的人恰恰也是定义概念、诠释过去和赢得未来的人。”

历史是一种武器。也许是因为捷克作为一个国家所经历的动荡变迁，使得捷克人对操纵历史十分敏感。一位历史学家透过米兰·昆德拉的著作《笑忘录》观察到：“给一个民族洗脑的第一步就是磨灭其记忆。毁掉其书籍、文化、历史。第二步是找人撰写新书，制造新文化，发明一部新的历史。此后不久，58这个民族将会忘记自己是谁或曾经是谁。人类的权力斗争说白了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剧作家和前总统，曾当着奥地利领袖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面做了尖锐的发言，说：“那些害怕直面自己历史的人，很有必要为自己的眼前局势感到害怕……说谎永远无法把我们从谎言中拯救出来。篡改历史不仅不能捍卫自由，反倒会毁了它……只有真相才能把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信史正是捍卫自由的武器。

（三）

美国历史的撰写很长时间内是为了迎合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新教徒的利益。我父亲一八九〇年代成长于齐尼亚，一座位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在那里生活着大批德国人、爱尔兰人和黑人。有一天，我父亲问他的父亲——从小自德国移居美国，视卡尔·舒尔茨（将军、政治家和改革者）为偶像——为什么教科书上把英国描述成美国人唯一的祖国?我的祖父讽刺地说，显然唯一值得一提的德国人是“在独立战争中站错了队的黑森雇佣兵”。爱尔兰人和黑人在教科书里表现更差，而唯一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非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看不见的人（和女人）”。

教科书以盎格鲁中心主义为主导的部分原因是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好坏，美国文化受英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确实要超过其他别的因素。无论爱憎，恰如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所言：“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历史进程中，重大决策往往都是由白人男性基督教徒做出的。”否认这一或许可悲但几乎无可辩驳的事实等同于篡改历史。但是历史也可以通过掩盖美国白人统治的丑陋面而被篡改，比如对后续移民的冷酷歧视，对非白人少数族裔的野蛮种族主义，以及编造伪善的神话。

编造神话的开端最早可追溯至帕森·威姆斯关于华盛顿的传记。随着盎格鲁中心主义叙事的神话逐渐展开，美国人在那个时候把矛头对准了曾经的自己——英国人。反英主义在缓慢地消逝，尽管目前的理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阴谋仍在继续，但美国白人新教徒，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亚当斯家族到二十世纪的洛奇家族，自始至终都是反英主义的急先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国组织大肆宣传“英国的愚弄使美国陷入挣扎”等说法，对美国教科书中的亲英言论穷追猛打，恰如三十年后新一代爱国猛士猛烈抨击亲苏宣传一样。学者们被指控贪图英国的钱财，与之密谋将共和国带回帝国时代。亲英书籍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地方遭到严格的官方审查。威斯康星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俄勒冈州甚至通过了“纯洁历史”的相关法律。

1927年担任芝加哥市长的威廉·黑尔·汤普森支持麦考密克上校反英色彩浓郁的《芝加哥论坛报》，他借这次骚乱大做文章，誓言“如果英王乔治胆敢踏上芝加哥的土地，一定会照着他的鼻子来一下子”。我父亲在其著作《美国历史新观点》中讲过一句异常讽刺的话，“乔治五世的钦差向‘前一个世纪伟大的反政府主义者、反叛者乔治·华盛顿的坟墓’致敬”。发现《新观点》一书在芝加哥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里出现，汤普森就“上述引文公然抨击神圣的国父”而对这本不知名的读物及其无足轻重的作者大加挞伐。汤普森的一位追随者，斯波特·赫尔曼，他是一位达蒙·鲁尼恩式的人物，试图把这本有“叛国之嫌”的书从公共图书馆中清理掉。令人沮丧的是，斯波特只能给自己买一本，然后用熊熊燃烧的爱国火将之烧成灰烬。

作为早期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汤普森不仅决心要“制止一切对美国英雄人物的诽谤行为”，还要亲眼看到爱尔兰、波兰、德国、荷兰、意大利以及其他族群出身的英雄得到公正的对待。鉴于统治集团珍视自己那套逻辑自洽的神话，致力于排除其他群体反向证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尊严，于是，人们往往通过以赛亚·柏林曾经详述的方式来宣传甚至是夸大神话，即强调本族在美国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尚未获得认可的重要贡献。

（四）

有鉴于此，各族群聚居地发展出一套补偿性的记载。在群体的怨恨及骄傲心理驱使下，这类记载经常屈服于柏拉图式的“高尚谎言”的诱惑。哈佛大学杰出的爱尔兰裔美国学者约翰·文·凯莱赫教授对爱尔兰移民的案例提供了略带讽刺口吻的佐证：

我对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文字历史的早期了解，是从那些天主教小杂志或者波士顿报纸周日版上的文章得来的。它们大多篇幅短小，但文风浮夸，称当时大陆军里76%都是爱尔兰人，乔治·华盛顿的许多密友都是修女和神父，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说是从纽约阿尔帕卡的弗朗西斯·P. 梅格海根阁下——一位铸铁念珠大制造商那里获得的灵感。

这恰恰就是凯莱赫教授所谓的“总有一个爱尔兰人在脚踏实地地工作”的美国历史叙事。

不过，这样的族群沙文主义言论大多仅限于内部自娱自乐。即便是像波士顿及其周边这种爱尔兰政客在学校和图书馆的董事会占主导的地方，爱尔兰人也从未想过把他们自己的“补偿性历史”变为当地公立学校的课程。随着爱尔兰人在美国数量增多，凯莱赫回忆道，虔敬主义的小文章开始从波士顿出版物上销声匿迹。他在1960年写道：“现在即便是3月17日11每年3月17日为圣帕特里克节，是纪念爱尔兰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的节日。随着爱尔兰移民不断进入美国，美国从1937年开始庆祝该节日。前后也很少见了，我好奇现在究竟谁成为了大陆军的主体。”（答案很可能是黑人和犹太人。）爱尔兰天主教徒被选为总统，这是一种爱尔兰移民被美国最终接受的信号，把爱尔兰人从需要自我振奋的局面中彻底解放出来，正是那年春天，凯莱赫对爱尔兰人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那些最开始处在社会底层的族群，一旦获得认同，往往最终又都成为盎格鲁中心主义规则的捍卫者。1990年，佩吉·努南，聪明诙谐的爱尔兰裔美国女作家，曾担任美国第二位爱尔兰裔总统的御用写手，敦促称：“我们不该用一个族群自己的丰功伟绩来引导移民，而应通过讲述一个伟大的统一神话来明确作为美国人的梦想、特点和特殊历史。否则，如果我们讲述历史时被现代思维中强迫性的怀疑主义所主导，被那种欠考虑的不屑所支配，那么我们将不再是美国。”

近年来，没有人比艾伦·布卢姆教授更强烈地谴责学术上的反传统主张，这位犹太裔美国学者著有《美国精神的封闭》。他写道，“我们习惯于听到开国元勋们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印第安人谋杀者、阶级利益代表”，他批评这些揭露者“削弱了人民对美国原则和国家楷模的真实性或优越性所怀有的坚定信念”。

揭露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没什么好兴奋的。如果能提出任何有力证据，又会有人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对先前的揭露行为表示反悔。比如英国历史记者保罗·约翰逊甚至可以把卡尔文·柯立芝塑造成英雄。换言之，历史恰恰是在不断地修订与反修订进程中得到发展的，正如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所说的那样：“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争论。”

节选自《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