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两会，长期关注女性权益保护的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带来了《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建议》，她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增加男性带薪陪产假时长。

蒋胜男认为，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不能只关注育龄女性，需要配偶、职场和社会提供更便捷、低成本的辅助育儿环境。

北青报：目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降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胜男：一个国家发达程度越高，高素质人群工作时长和工作投入度就越高，必然会侵占这部分人群生育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现实中也有一些障碍，比如很多人工作时长可能不止八小时，对工作和生活的精力分配就会受影响。生育是育龄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的，不只是由女性来承担。

夫妻双方如果没有足够的育儿时间和精力，社会没有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辅助育儿环境，幼托幼教机构稀缺、昂贵、不规范，这种情况下，如果生育一个孩子，可能让育龄女性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如果女性认为不是自己想要再生一个，而是丈夫和家庭想要她再生一个，但所有负面影响都由女性来承担，这个事情对她弊大于利，她是不愿意做的。

所以，生育意愿降低根源不在育龄女性的思想上，在于她的配偶能不能提供更多时间和精力分担育儿任务，职场和社会能不能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辅助育儿环境。不解决这些问题，只往女性身上施加压力没有用。

北青报：各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包含延长产假、陪产假等，您对此怎么看？

蒋胜男：我带来了《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建议》。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中央开放了三孩政策，目前各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这些政策中就包含了延长产假、陪产假，新增育儿假等规定。

目前产假和陪产假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增加女性的假期，这加剧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使得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育儿假作为新增的假期，各地标准差异较大，且大多数未考虑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只规定了子女3周岁内可以享受育儿假。

实际上，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60%，育龄女性大部分都需要参与劳动。就业女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她们在进行生育规划时，必不可免地需要考虑到生育对工作机会和状态的影响。女性产假与男性陪产假天数存在巨大差异。长期以来，女性的产假都超过98天，各地略有差异。去年放开三孩后，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政策进一步延长了产假，陪产假也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各地产假范围大概是128天-190天，而男性陪产假在7天-30天。虽然出于身体恢复和哺乳需要，女性的产假应该高于陪产假，但原本的98天左右产假的设置已经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去年各地新政策中新增的产假进一步加大了产假和陪产假的天数差异，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巨大差异，加剧了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了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另外，各地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多见于《女员工劳动保护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各省市的假期天数、细则都有差异。这导致同一企事业单位不同地区的员工享受到的产假及陪产假有所不同，产假的差异能达到2个月，陪产假也能有21天的差异。目前增加育儿假的地区，范围在每年5天-15天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

北青报：新的人口政策下，您对改善产假和陪产假规定有何建议？

蒋胜男：建议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考虑到各省各地在经济、人口状况上有着差异，可以在整体国家部署的前提下，给予有特别需求的地区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在国家统一规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后，给予特别地区一定范围内增设奖励假的权限。

二是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天-42天。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目前的产假实质上默认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天-42天，这里参考了女性的产褥期是42天，正是非常需要配偶照顾的时期。

三是产假分为强制性产假和弹性产假两部分。综合考虑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不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及实力差异、职业女性个体对生育的不同诉求，建议将产假分为强制性产假和弹性产假两部分。例如国家规定128天的法定产假，这部分产假期间的工资像目前的产假一样主要由社保基金支出，另外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本单位的弹性产假政策在员工手册等内部制度中明确。企事业单位可以将产假作为一项福利量力而为，员工也可以在择业时自行选择符合自己预期的单位。

四是育儿假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体天数应考虑家中子女数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编辑/赵红信
校对/王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