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雨天很美，《纽约的一个雨天》则一言难尽。

三个月前，伍迪·艾伦满86周岁。他的代表作《安妮霍尔》和《曼哈顿》完成在40多年前，早翻篇了。他的满城风雨的丑闻，也被忘得差不多。他的创作欲望比他的作品和丑闻都顽强，只是，八旬老翁的创作力跟不上他的创作欲了。老气横秋的自恋，是无可奈何的衰老的痕迹。即便他找来年轻漂亮的“甜茶”，让他在电影里成为“世界上的另一个艾伦”，然而故事里的20岁的盖茨比仿佛是世故的老灵魂偶然穿越到一具小伙子的身体里，老年男性文人的偏见和自得成为弥漫在电影里的气体，散发着生命力流逝以后的陈腐气味。

《纽约的一个雨天》后面的《里夫金的电影节》不至于如此不堪，很大程度是因为男主角华莱士·肖恩是个长相滑稽的老人，艾伦总算不再利用年轻男演员来给自己贴金，并且，肖恩真诚、内省且充满智慧的表演，挽救了艾伦跑火车的陈词滥调。而《纽约的一个雨天》落到提摩西·查勒梅和艾莉·范宁头上，不知道电影和演员之间，哪个更倒霉。

1979年的《曼哈顿》里出现了纽约的雨天，男女主角在中央公园约会，被突来的雨赶进博物馆。20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仍是雨丝风片的纽约，男孩在中央公园的音乐钟楼下，等到他真正心仪的姑娘。在艾伦的电影里，40年的时间被折叠，1979年，40出头的他拍那个时代东海岸知识分子眼中“此刻的纽约”，2019年，80岁的他拍的是被他的记忆和乡愁层层包浆的“1970年代的纽约”。

盖茨比和阿什莉20岁，这对小情侣是纽约附近一所文理学院的学生，两人要在纽约城里过周末，起因是阿什莉以校报记者的身份约到了某文艺片导演的专访。仅仅这段情境交代，就能体会艾伦是多么脱离了当代美国大学生和年轻人的日常——连录音笔都没有、带着笔记本的面对面采访，这可太古老了。

大概率没有20出头的年轻人会认为《纽约的一个雨天》的男女主角是自己的同代人、同辈人。盖茨比是户口在上东区的公子哥，对第五大道沿线的豪华酒店如数家珍，知道在哪家酒店的哪层套房能俯瞰中央公园的景致。这样的男孩衣品是极好的，懂得在法兰绒衬衫里面衬高领贴身毛衣，外套是威尔士格纹的羊毛西装，搭配细条灯芯绒吸烟裤，布洛克鞋擦得锃亮。阿什莉是亚利桑那州暴发户银行家的女儿，小地方的好人家养出来的规矩姑娘，要时髦但不懂经，白衬衫配松石绿的圆领羊绒衫，搭上灰绿格纹细百褶短裙，如果忽略灾难的酒红色网纹长袜，倒确是嫩生生一颗水葱。怎么说呢，这样一对小情侣站到中央公园的林荫道上，一看就是年代剧的场景。不用质疑艾伦懂不懂纽约，他当然懂，没几个人能比他更爱、更懂纽约，只不过那是1970年代的纽约。

过去的十年里，在《遭遇陌生人》《魔力月光》《咖啡公社》《纽约的一个雨天》和《里夫金的电影节》这些电影里，艾伦进入静止和停滞的状态，循环诉说着身体和才智双重衰竭的老年人对鲜嫩青春的渴望，无论不正经的一树梨花压海棠，或是追忆逝水年华，情欲叠加怀旧的滤镜，是为了抵抗走向坟墓的恐惧。有时候他诚实一些，承认自己不可救药地老了，比如《遭遇陌生人》《魔力月光》和《里夫金的电影节》，另一些时候他无法克制功成名就艺术家的虚荣和特权，让炙手可热的年轻男演员扮演平行时空里青春仍在的自己，《纽约的一个雨天》就是这样。

不用苛责查勒梅和范宁的表演，两个傻乎乎的年轻人除了茫然地奔走在雨中的纽约，还能怎样呢？盖茨比和阿什莉并没有获得自由呼吸的机会，他们分别充当着艾伦那些形而上和形而下想法的容器，两个漂亮的工具人。傻白甜的小镇姑娘误入东岸电影圈，看到志大才疏的导演编剧那些不能说的家务官司，稀里糊涂被衣冠禽兽的男明星揩了油，黄粱梦醒在中央公园的林荫大道被分手。至于清高浪荡的公子哥，在大都会名利场里长大的他自认为早早看穿一切，旁观了小女友初入浮华世界笨拙扑腾，峰回路转地放弃幻想，认清现状，终究是妈妈（的钱）最好，青梅竹马的妹妹最亲。要说对上东区豪奢阶层和东岸电影圈的洞见，那是不存在的，《纽约的一个雨天》里层出不穷看似清醒的刻薄玩笑，不过是重复着艾伦过去在电影和专栏文章里念叨了又念叨的“意难平”：他不是含着金汤匙的人，他不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被眷顾的人。也不是不悲哀的，他80多岁了，仍然持着局外人的耿耿于怀，挖苦他不属于也融不进的这样那样的“圈子”。

艾伦的趣味和偏见都越发地固定了。前两年他的自传出版时，《纽约时报》的一位女性书评人不掩饰愤怒和厌恶，直白地写道：“如果你因为疫情而没抢到超市的卷筒纸，不妨把艾伦的这本自传当厕纸用了，他写的每句话都应该被冲到抽水马桶里。”真相就是艾伦长久地用“知识分子的清醒”掩盖他的男性沙文主义，掩饰他是顽固的厌女者。一旦女演员的个人魅力和表演能力不足以找补，老年艾伦写了又写的女性角色就是爱说教的老男人眼里女人的刻板模样——要么有胸没脑，绣花枕头一包草；要么心机欲女，拿身体换身家。

毕竟，艾伦是快90的老年人了，他就像生活在真空的泡泡里，悬浮在时间之外、时代之外。在他的小世界里，他恐惧着生命力和创作力的消退，为此自怜，这足以蒙蔽他的视线和感知。他把自己沉淀多年的趣味和偏见精雕细琢，做成类似博物馆陈列品的存在，接受崇拜者的膜拜，他甚至从没想过，他的种种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如今已然被视为“陋俗”。《纽约的一个雨天》，就是这么件怪尴尬的展品。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文/柳青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