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震惊的普拉维克用无线电发射出最高等级的警报， 即三级警报，这就意味着整个基辅地区的消防单位都将立刻投入战斗。普拉维克同以往一样恪尽职责。“嗯，米哈伊洛维奇，我们接下来会很热。”普拉维克说道，为了表示尊敬，他称呼了列昂尼德·沙夫里的父名，“看来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工作了。”沙夫里立即明白了情况的严峻。“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回忆时说道。此刻是凌晨1点28分，距离爆炸仅过去五分钟。
普拉维克和他的队友跳下消防车，随即沿着三号机组的运输走廊奔跑巡查，设法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走道里找到一部电话，打电话却无人应答。终于，他们看到两个沮丧的技术员从四号机组方向跑了过来。“发生什么事了？”“哪里着火啦！”消防员迫切地问道。技术员也不清楚具体状况，但他们告诉消防员涡轮机厂房的屋顶可能着火了。普拉维克意识到这是个糟糕的消息，涡轮机厂房内不但有许多易燃物，还包括极其昂贵的设备，而且大厅与四台机组相连，火势可能会蔓延至所有的核反应堆。
普拉维克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他命令列昂尼德·沙夫里立即回到消防车上，并驾车前往涡轮机厂房。普拉维克本人继续留在建筑内，因为他试图了解更多事故相关信息，以便为下一步行动制订计划。沙夫里完全服从命令，他和另一位消防员沃罗基米尔·普里施切帕攀爬至涡轮机厂房的屋顶，这可不是个轻松活。他们身穿消防服，还要攀登12米长、每爬一步就摇摇晃晃的梯子。他们在屋顶上看到的可不仅是着火的景象。“当我费力地爬到屋顶时，发现部分天花板已经损毁，有的已掉落了。”普里施切帕数日后回忆，“在四号机组顶棚的边缘处，我找到了着火点。”他接着说道：“我试图靠近着火点灭火，可是屋顶不停地摇晃。我只好返回靠着墙体前行，沿着提供消防用水的管道，摸到了火势的中心，随后用屋顶的黄沙将其掩盖，因为我根本没法拿到水龙带。”
列昂尼德·沙夫里也记得他们成功灭火用的不是水。他说道：“屋顶上有消防用的水管，水龙带放在箱子里，我们试图用帆布水龙带去灭火。但屋顶有破洞，一旦我们浇水就会造成短路。我们就用这些水龙带去扑打火焰，用脚重重地踩。”与所有安全规章相反，消防员所在的屋顶上涂了一层沥青，这是一种极其易燃的石油产品。“顶棚的沥青已经融化了，在上面行走极其困难。温度高得很……哪怕再稍微高一丁点儿，沥青都会立刻燃烧起来。当你踩在上面时，根本不能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前面，这么做会把你的靴子给扯掉……整个屋顶上杂七杂八地散落着发光的、银色的碎片。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踢到一边，他们好像一落到哪儿，就会把哪儿点着。”沙夫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沙夫里和普里施切帕踢走的东西正是石墨碎渣和放射性燃料残片。这些放射性物质会辐射周围的一切物质，首当其冲的就是消防队员，因为他们既没有仪器去检测辐射水平，也没有合适的装备保护自己免受辐射危害。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如何扑灭日常的大火，如何进入充满浓烟的房间和建筑物。尽管他们的消防站就在核电站旁边，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解释过应该怎样应对核辐射污染。对于他们正在扑救的火灾与寻常火灾究竟有多么不同，他们其实知之甚少，更不清楚可能具有的放射性威胁。温度越升越高，沙夫里和普里施切帕脱掉了几件身上的普通制服。“温度高到连呼吸都困难，于是我们解开了制服，取下了头盔，把它们搁在一旁。”沙夫里回忆道。此时此刻，一群站在下面的旁观者正向他们欢呼致敬。在附近池塘钓鱼的人目睹了这一切，深感佩服。“他把头盔取下来啦！”其中一人呼喊道，“太了不起了，他是真正的英雄！”然而沙夫里和普里施切帕却对此浑然不知。
在普里皮亚季，负责城防的第六消防大队消防员瓦西尔·伊瓦坦科的妻子柳德米拉·伊瓦坦科被窗外的嘈杂声吵醒。和其他年轻的消防队员及其家属一样，瓦西尔和柳德米拉住在消防队车库上的寓所里。瓦西尔当夜值班，柳德米拉把头探出窗外，搜寻自己丈夫的身影。他正在那儿，准备上车。
“关上窗户，回去睡觉！”瓦西尔对着妻子喊道，“核反应堆着火了，我去去就回。”柳德米拉望向电站的方向，她瞧见四号机组上空火舌四蹿。她记得“整个夜空，火苗高蹿，黑烟腾腾，一切事物都被火光照亮”。
一辆辆消防车驶出了大门，奔着电站疾驰而去。瓦西尔的长官，23岁的维克多·科比诺克中尉全权负责这次行动。1984年，他从切尔卡瑟消防员培训学校毕业，比普拉维克晚了一年，他所指挥的是一支模范队伍。他的下属都和他年纪相仿，他也和大多数人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其中也包括瓦西尔。瓦西尔·伊瓦坦科是一名获奖运动员，曾荣获“杰出运动员”称号，比科比诺克年长两岁。他们两家人在一起过节，两位妻子也私交甚笃。他们当晚都要值班，因此现在都在赶往电站的路上。
科比诺克中尉在凌晨1点45分到达工厂，比普拉维克仅仅了17分钟。普拉维克正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涡轮机厂房屋顶救火，于是三号机组核反应堆大厅的顶棚成了新的重点，四号机组的爆炸将火势引到了这里。两座核电机组比邻而建可以节约成本，因为它们共用一根排气管和其他设施，不过现在它们的周边变得异常危险。科比诺克、伊瓦坦科和大多数队友一起将水龙带接到消防栓或位于墙体的取水管上，随后沿着建筑物外侧的楼梯爬上了屋顶。对于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来说，爬上近72米高的反应堆可是一项危险任务。站在三号机组的顶棚上远望，爆炸后的反应堆大厅的恐怖景象和底下不停上蹿的火苗一览无余。他们将水龙带固定在屋顶，与墙面的取水管相连，随即展开灭火工作。
普拉维克中尉很快加入到位于反应堆大厅顶棚的科比诺克及其队友中，而他的队友列昂尼德·沙夫里此时正奋战在涡轮机厂房的屋顶上。普拉维克现在可以腾出手帮一帮科比诺克了。地面上的人看见他沿着消防梯爬到了机房上，又从机房攀爬至三号机组的屋顶。排气管基座区域已变成了消防员的战场。包括伊瓦坦科在内，有的消防员正在用水龙带灭火，还有些人则忙于把石墨块从屋顶踢下来。这些核反应堆上的石墨块会通过辐射摧毁周围的一切，可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最担心的是怎样才能扑灭过热的石墨碎片在屋顶上引起的新的着火点。
当公寓的电话铃响起时，普拉维克的长官列昂尼德·特里亚特尼科夫少校正在睡梦中。值班人员告诉他，电站着火了。特里亚特尼科夫此刻正在休假，不过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他必须加入到在电站救火的队友中。所有的消防车都开走了，他打电话给当地警察，让他们给他派一辆汽车。警察同意了，于是特里亚特尼科夫在凌晨1点45分和科比诺克同时赶到了现场。他看见了受损严重的四号机组，看见了三号机组上正在蔓延的熊熊烈焰，火势之猛足足掀起了两米高的火舌。还有没有着火的地方？在刚到电站的最初几分钟里，特里亚特尼科夫做了一件和普拉维克一模一样的事——绕着电站边跑边检查周边情况。
在涡轮机厂房墙体附近他遇见了普拉维克手下的列昂尼德·沙夫里，他刚从屋顶上爬下来取消防水龙带。“电源线断了，它们会要了我们的命。”沙夫里对自己的长官说道。他指的是沿着刚才特里亚特尼科夫过来的方向，四号机组的断瓦残垣上挂着的破损的输电线和电源线。“嗯，它们要不了你的命，你还活着嘛。”特里亚特尼科夫一面应声，一面询问普拉维克的去处，他有些担心这个年轻的中尉。不过沙夫里的回答相当鼓舞人心。“事故发生时，无论队员间有任何矛盾，无论任何问题，全队队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随普拉维克。无人退缩！”特里亚特尼科夫回忆说。
当这位中尉和科比诺克的队友从三号机组的反应堆大厅顶棚上爬下来时，特里亚特尼科夫终于看到了普拉维克。普拉维克向特里亚特尼科夫汇报，屋顶的大火已基本被扑灭，但是显然前者的状况很不妙。“有七人和他的状态一样糟糕，像是病了。”特里亚特尼科夫回忆道。他发现附近有辆救护车，便命令普拉维克和其他队员一起上车。此时是凌晨2点25分。他们在屋顶上待了还不到半小时，如今却难受至此，直到此时大家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火造成的。普拉维克钻进救护车时，他托身边的人捎话给自己的妻子娜迪卡，让她关好公寓窗户。
救护车全速驶向了普里皮亚季医院。此刻还待在涡轮机厂房房顶的伊凡·沙夫里看见科比诺克团队的队员开始从屋顶上撤离，他们都感觉不舒服。瓦西尔·伊瓦坦科躺在屋顶的边缘，情况尤其糟糕。科比诺克的衬衣已破损，他移动缓慢，身体紧靠着墙面，在众人的帮助下他们降到了地面，随即救护车载着他们驰向医院。
当夜，普里皮亚季唯一的值班医生是28岁的瓦伦蒂·别洛克，他主要负责急诊：生病的孩子、需要救助的慢性病病人以及饮酒过量后摔出窗外的人。电站打来的电话很快响起。别洛克带上止痛药赶往了电站，他原本想着会救治一些烧伤人员，结果一个也没有。在科比诺克加入奋战在三号机组屋顶的队友前，别洛克撞上了他。“有人被烧伤了吗？”别洛克问道。科比诺克回答：“没有，情况还不明确，某些东西让我的小伙子不太舒服。”根据别洛克的回忆，中尉有些“焦虑不安，情绪激动”。
别洛克和科比诺克交谈后，消防员带来了一位18岁左右的年轻工人，他一直在三号机组工作，还曾走到了四号机组那儿。他抱怨自己头痛欲裂，深感恶心。别洛克问他之前有没有吃过或喝过什么。当日是星期五晚上，医生的第一反应是酒精中毒。男孩告诉他，自己没醉。与此同时，他的情况越发严重。他口齿不清，脸色苍白，口中反复念叨：“可怕！可怕！”他的嘴里没有一丝酒味。别洛克给他服下两片迟缓药，在西方叫做安定，又叫氯丙嗪。
很快更多人被带到了别洛克面前，电站全体操作员——所有抱怨头疼、咽干和恶心的人。别洛克也给予他们同样的治疗，然后用救护车将他们送往医院。紧随其后的是消防队员，他们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直到别洛克将消防员也送到医院时，他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致电上级，要求配送碘化钾，这是用于保护甲状腺免受辐射侵害的药。他们起初有些怀疑，直到看见了别洛克送来的第一批病人，他们才送去了药品。很快，大家都确信他们正在处置的是放射性中毒。可是，谁也不知道辐射值究竟有多高。
别洛克开始努力回想他在医学院学习的关于辐射的知识，所学有限。然而，即使是电站操作员也未曾察觉到危险。被带到别洛克面前的人一直呕吐，可是他们不愿承认发生了什么事，只说自己呕吐是因为受到了惊吓。他们羞于被别人瞧见自己呕吐，于是他们一感到难受就跑到建筑外，如此一来其他工人就看不到他们了。特里亚特尼科夫少校能继续战斗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把加固物运至三号核反应堆的屋顶。此刻是凌晨3点30分，他也出现了自己一小时前送去医院的那些消防员曾有的症状——恶心和呕吐。这回轮到他被送往医院了。
直到此时此刻，列昂尼德·沙夫里和伊凡·沙夫里两兄弟还在电站奋力救火，他们的幼弟彼得·沙夫里也加入了战斗队伍。列昂尼德还在涡轮机厂房顶上，伊凡和其他消防员一起被派往三号核反应堆的屋顶上，顶替已撤离的普拉维克和科比诺克团队。彼得已和另一位没有当值的长官一起赶到现场，实施救火。彼得赶到厂房时甚至没顾得上穿上消防服，他听见哥哥列昂尼德的声音，他正喊道：“把水龙带给我，这里没有！”他所用的水龙带已被融化的沥青烧坏。“我立即脱掉鞋子，穿上呢靴，把帽子扔进了车里。”彼得回忆说，“我把两根水龙带夹在胳膊下，爬到了梯子的顶端。我的全套保护装备只有一双靴子！保护措施无关紧要——阻止火势蔓延可是争分夺秒的呀！”
新的水龙带终于运到了涡轮机大厅的屋顶上，然而无水可用。此时已经断电，原本向水管供水的给水系统已失灵了。彼得·沙夫里在现场做出了一个决定——利用附近冷却池的水来灭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的身旁是一副末世乱象——爆炸使得水泥块、玻璃碴、石墨渣、燃料棒碎片四溅而起，落满一地，这些障碍物如地狱魔鬼般挡住了消防车前往冷却池的通道。“我在消防车前奔跑，那里没有灯光；到处都是碎片残渣，我像兔子一样左跳右闪，消防车尾随其后。车轮还是被刺破了，我用双手把金属棒从车轮上取了出来，用脚把它们踢到了一旁。随后手上开始脱皮了，金属棒是放射性的。”彼得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终于成功来到了冷却池旁。水被运到了涡轮机大厅的顶棚，火势得到了控制。
接近早上7点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沙夫里兄弟被允许离开受损的核反应堆。一直在三号核反应堆顶棚灭火的伊凡被救护车送走了。他觉得口中有些甜味，几乎难以站立。列昂尼德自己从涡轮机大厅屋顶上爬了下来，但是他在呕吐。连最后赶来的彼得也感到不太舒服了：“我一直干呕，感觉身体虚弱极了，腿像棉花做的，根本不听使唤。”他最想要的就是喝水。他走到水龙带旁，喝了一口，立刻感到舒服多了。“你在干什么，这是脏水！”一位队员说道，他指的是这些水都来自冷却池。彼得答复说，这些水看上去很干净。“这些水被辐射污染了，我明白，可是我不喝上两口的话，好像就会跌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彼得回忆道。他将为自己所喝的这两口来自电站冷却池的污水而付出惨痛代价——他的消化系统严重受损了。
另一位与彼得同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队员是佩特罗·赫梅尔。与彼得一样，赫梅尔也有亲人参与此次救援行动，他的父亲赫里霍里是切尔诺贝利市消防队的一名司机，是在普拉维克发出三级警报后，第一批赶到电站的消防队员之一。佩特罗·赫梅尔是第二消防大队的官员，原本要在早上8点接替普拉维克及其队友。他赶来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普拉维克已被送往医院了。“我登到厂房顶上，四下勘察。屋顶已完全损毁了，确实还有火苗，虽然并不高……他们把消防水龙带递给了我……不一会儿，我成了唯一留在屋顶上的人。我通过便携式无线电台询问该怎么做。他们回答‘等待换班’。”于是，他留在那里，并不确定自己究竟还要等多久，他匆匆赶来工厂时把手表落在了家里，不过他事后会知道这可怕的真相——分分秒秒性命攸关。
佩特罗·赫梅尔待在屋顶时，他的父亲赫里霍里·赫梅尔当夜大部分时间都在涡轮机大厅附近的墙体前奋战。他目睹普拉维克爬上消防梯，随后他得知普拉维克和特里亚特尼科夫都被送到医院去了，此刻，他不禁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儿子。他确信佩特罗也会被召至这儿。早晨7点，赫里霍里和他的队员接到了撤离岗位的指示，碘化钾也配发给了他们，赫里霍里开始向旁人打听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有人答道：“佩特罗·赫梅尔作为接替队员给带到那儿去了。”赫里霍里的心沉了下去。
“那儿”指的是受损的核反应堆。“我想一切都结束了，完蛋了。”他后来这么说。赫里霍里被要求脱下服装，然后去洗澡。直到他做完这一切，才看到自己的儿子。“我来到街上，四下环顾，天色已亮，一切都能看清了——我瞧见了我的佩特罗身穿大衣，腰系防火带，头戴帽子，还踩着皮靴，他穿着全套制服走了过来。”“你在这里？爸爸。”他向自己的父亲问道，随后被带去清除可能附着的有害物质。赫里霍里一定觉得自己就像是尼古拉·果戈理笔下目睹着自己儿子奥斯塔普接受酷刑的塔拉斯·布尔巴一样，奥斯塔普在自己要被处决前，冲着人群喊道：“爸爸，你在哪里？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赫里霍里拒绝离开这里，一直等到他的儿子被带去洗澡。佩特罗显然病倒了。他事后这样回忆：“我在洗澡时感觉糟透了，我走了出来，父亲在那儿等着我。‘你感觉怎么样，儿子？’当时，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只听到‘挺住’两个字。”
在普里皮亚季第六消防队车库上的宿舍里，柳德米拉·伊瓦坦科在自己的丈夫瓦西尔凌晨两点前离开后就一直睡不着。她正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孩子即将出生，但不仅仅是这些。她感到有些不对劲——消防车还没回来。“凌晨4点、5点、6点……”她记起往事时说道，“我们原打算6点去他的父母家种土豆。”直到早晨7点，她才得知瓦西尔没有回来，他在医院里。她冲到了医院，但是进不去——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只允许疾驰而过的救护车飞快地开进开出。警察命令人群远离救护车。
柳德米拉深感绝望，她找到了一位自己认识的医生。“她从救护车里出来时，我抓住了她的白褂子。‘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妙，他们都这样。’”柳德米拉苦苦乞求，医生最终还是同意了。“瓦西尔身体浮肿，气喘吁吁。”柳德米拉回忆道。她几乎看不清瓦西尔的眼睛了，她问自己的丈夫她能做些什么去帮助他。“离开这里！走开！你怀着我们的孩子！”瓦西尔虚弱地说道，“快走！快离开！保住孩子！”柳德米拉记得医生告诉瓦西尔和其他人是毒气中毒，不过他或许知道是辐射中毒。对于瓦西尔和其他消防队员而言，意识到这一切已为时过晚，然而，一旦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就希望灾难不要波及自己的家人。他们已把火扑灭了，但是对于辐射他们却无能为力。情况已然失控了，辐射开始摧毁他们的身体，破坏周围的环境。
普拉维克的父母亲等着儿子来帮他们干农活，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可是一无所获。当听到儿子在普里皮亚季的医院时，他们立即冲到医院去看他。普拉维克透过窗户叫他们立刻骑上摩托车，带上他的妻子娜迪卡和女儿娜塔卡，尽可能地给娜塔卡多裹上几层毯子，把两人送到远离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娜迪卡父母那儿。他们照普拉维克说的做了。离开公寓前，娜迪卡在桌上留了一封信给普拉维克，告诉他自己和娜塔卡身在何处。他们的浪漫情史主要由信件维系，这将是唯一一封没有回信的情书。
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