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26日晚，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日辞世，终年85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察，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

2010年起，史景迁作品系列中文版由理想国推出，目前已推出12本。该书中文版由历史学家郑培凯、鄢秀主编。这套丛书中文版的发行，离不开主编和译者们的努力。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

史景迁来华：历史让我有一种亲切感

2014年，史景迁曾来华访问，当年3月，一场“我们为什么写历史”的主题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史景迁讲到自己对从晚明时期到清代早期再到对于康熙皇帝的广泛兴趣，以及之后对于中西方文化贸易交往活动的关注，并以《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改变中国》《洪秀全——上帝之子和他的俗世王朝》等不同阶段的作品，向读者介绍了其研究旨趣的发展变化。

“我为什么写历史？历史能够让我更加深入地探索过去，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是不可以去探索的。”讲座中，史景迁讲到，“也许我们会搜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也可能让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总是与过去相连，历史对我来说，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而历史资料有其脆弱性，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的话，就应该保持清醒，历史总会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看到未来。”

活动中，史景迁讲到，自己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国家、社会、个人、孩子和夫妻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总的来说，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清醒，注意到一些边缘性的地方，来保持一种好奇心。此外，我还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全球文化传承。”

学者郑培凯：每写一本新书，史景迁都会开辟一个新的书房

历史学者郑培凯师从史景迁，对老师的研究和写作都很了解。谈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郑培凯说，史景迁最会写的史学的方法是就是在叙事上特别高明。“写任何东西，他脑子里都好像进入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西方历史、文学的底子很深厚。他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

郑培凯讲到，老师写书时有个习惯很有趣：“他经常写一个计划，有的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他就会开辟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又是他的书房——他最多是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的时候到那个书房。”

在教学和写作中，史景迁会不断观测读者的兴趣。“他从他的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知道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一本书。他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郑培凯说。

学者姚大力：史景迁是“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谈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历史学者姚大力曾用“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形容史景迁，“回忆一下史景迁写作的将近六十年，美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中，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有点像走马观花。”尽管不断转移战场，姚大力谈到，一以贯之的是坚持去讲故事。“史景迁很早就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而是去讲故事。”姚大力说。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史学家”一定是西汉的司马迁，虽然史景迁的汉语名有“敬仰司马迁”之意，但是姚大力讲到，一方面史景迁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带有很强烈的讲故事的特征，他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叙事性的同时，他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史记》中有些地方没有真实性。史景迁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可是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

姚大力谈到，史景迁认为自己与司马迁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的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史景迁曾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与此同时，姚大力强调，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是突破了曾经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认为，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

从历史写作的意义上，姚大力讲到，史景迁对历史细节非常看重，“能激起史景迁入迷一样尖锐反应的，是那些能够让人触目到的、与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各种历史细节。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做起来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他的成功尝试之所以可贵，道理也在这里。”

他所做的是激发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

姚大力谈到，史景迁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他的期望是美国学校里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学生读过这本书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姚大力讲到。“作为历史写作者，他想做的从来都是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而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药物作用部位。”姚大力说，“这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参考资料：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 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

《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知依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