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引争议的扇 摇出古代生活的绰约风姿
文汇报 2021-12-25 09:05

明代唐寅《玩月图》成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热播古装剧《风起洛阳》近日因一把道具团扇引发抄袭争议。此扇源于剧中一幕大婚的场景,女子着红装,执喜扇,用以障面。其设计者是当代一位民间设计师,足见扇之美跨越千年,经久不衰。

扇子在中国古代历史生活中,经由一系列时空的流转与艺术角色的演变,逐渐脱离了“秋扇见捐”的季节限制。今人对扇面进行图案设计,大抵源自古代扇面绘画的传统。纵观中国历代画作形式,有起笔落墨间纵横捭阖的挂轴式全景山水,逸逸然展现出了崇山峻岭、江奔泉涌之势;也有落于斗方、册页等方正格局之上的怡人寸景,或疏落或细密的数笔,绘的多是怪石嶙峋、梅竹几枝、堞戏鸟啼。在此之外,偏偏有一种不规则外形的载体自宋代开始成为了绘画笔墨的新形式,并在之后历朝历代中不断演变其审美意涵,这便是——扇子。

古代文人最重器物之雅,希望借扇面彰显自己的艺术才华与生活品位;而高雅二字又恰好是一些民间百姓所追求的生活境界。因此,扇面书画乃至扇子制造在不同人群的诉求下生出了丰富的表现形态。今时今日,其面貌之异、种类之多,均上承古代生活美学之遗风,仍让今人为之心动。

美人袅袅,执扇在手;轻摇生风,君子文雅

“扇”之一字,以羽为底,让人想到“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翩翩郎君形象。周瑜头戴青巾,羽扇微摇,面对曹操八十万雄兵镇定自若,于谈笑间尽显大将风度。三国时期,正是魏晋风格流行的时代,士人偏爱峨冠博带、羽扇纶巾。而“羽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扇子形式。其于汉末盛行,取禽鸟的半翅做成,以竹签或金属丝穿翎管编排成形。《湖州府志》中记载,我国公元前就有制作鹤翎羽扇的传统工艺,力求禽羽润泽如锦缎,富于光彩精致。而生长于江南水乡富饶土地的水禽,便是极佳的供羽来源。即便清代乾嘉年间,每年二月仍有制扇者分赴淮扬、湖广等地采集各色禽羽。时至三月之际,“长衢夹巷,春风比户,名流韵士,竞握招凉”。

若说中国古代传统生活中,有何物件是摒弃了明显的男女性别意向的,扇子便是其中一样。自羽扇之后,扇子的制作材料与形式更丰富了起来。隋朝之前多用绫绢,至隋唐才开始出现纸扇。此时期的扇子除羽扇外,多为团扇、纨扇之类,均不能折叠。唐代《簪花仕女图》中,在画家周昉平铺列绘的表现手法下,立于仕女身后的侍女显得身形小巧。她梳着十字相合的发髻,仅以简单的红缎带束起。手执长柄团扇,扇面绘渐层晕染的红色牡丹,赋彩牡丹叶所用的绿亦是淡雅,显得雍容而不浓艳。画中时节似是春夏,长柄的团扇高高举起,亦可遮阳。画中女子们的举手投足间皆显露出优越富足,呈现出中唐时期贵族人物慵懒闲适的生活状态。《招凉仕女图》绘于宋末元初,同样以女子为画面主人公。与唐代仕女略显丰腴的体态不同,图中二位南宋女子轻盈纤弱,身姿窈窕,眉眼低垂间笑语盈盈,相偕漫步于庭院之中。二女各执一短柄团扇,用以避暑招凉。而因画面朱砂多已脱落,画面总体较显黯淡朴素,扇面图案已不可识。

相传汉成帝妃子班婕妤失宠后,作了一首《怨歌行》,诗中以合欢团扇比喻自身,从“出入君怀袖”的依依不舍,到“弃捐篋笥中”的秋扇见捐,道出了宫廷女子失去君恩的凄惨处境。在唐代诗人笔下,团扇亦多与幽冷孤寂的深宫图景相联系:杜牧笔下“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月色清凉,王昌龄笔下“且将团扇共徘徊”的孤眠不寐。同时,这也暗示了当时女子“团扇不离手”的生活状态。团扇在古代女子的手中,除了春夏遮阳纳凉之外,亦常用于障面。只此“障面”一用,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含蓄矜持的东方女性之美。试想,一位窈窕淑女远远地自桥上而来,身着一袭淡色长裙,雾鬓风鬟,明眸皓齿,眉眼盈盈处,垂首浅浅一笑。还未及让人看清她的容貌,她便已执了一柄工笔绘山水的团扇,掩去大半面容,只露出鬓边斜斜簪着的一朵芍药。娇嫩的花瓣掩映在乌发之间,随着微风轻颤。若是细看,那团扇的青绿竹柄仿佛触手生凉,衬着她的纤纤柔荑,更显肤白胜雪,令人心头如春水乍破,无端泛起层层涟漪来。

在近年来的国产古装电视剧中,也多见到团扇的身影。《延禧攻略》中的富察皇后,常执一柄绘着火红石榴的团扇,暗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锦心似玉》中的罗十一娘,所持团扇素净清雅,更显该角色的端庄秀丽;《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明兰在新婚之夜以团扇遮面,既象征了对美满生活的希冀,又显示了旧时传统礼节下女子的自持。但是,扇子因实用性与其不鲜明的性别归属,并不只是女子的专属物。对于古代文人雅士而言,扇子可用于招凉避暑,遮风障尘,同时也是随身饰物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境界中,君子所伴之物,不只为了日常生活所用和满足悦目欢愉。文人追求物之美,更求在物上彰显自身性情,并借此滋养品格。

宋朝时期,扇面书画风气盛行,由此形成团扇扇面艺术创作的高峰

在《簪花仕女图》上,侍女所持的团扇扇面绘有牡丹一朵,可见唐人就已为团扇绘画做饰,但其时仍未脱离扇子的实用物限制,扇面画未成为独立的艺术表现类别。唐画年代久远,留存稀少,文献中也未见关于扇面画的相关记载。这种现象在宋代则发生了质的改变。众所周知,宋朝统治者们对水墨绘画尤为偏爱,数位帝王都擅书法丹青。北宋徽宗年间,自创瘦金体的帝王赵佶曾作一幅《枇杷山鸟图》,并在清朝为乾隆皇帝所收藏。宋代邓椿在《书继》中写道:“郑和间,徽宗每有扇画,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由此可见宫廷绘扇之风自帝王兴始。

从水墨画的总体发展来看,宋代画家所使用的材料工具,较之唐代更为讲究,下笔力求工整细丽,虽无唐代的重彩大气,但更显精致清雅。彼时既有大格局的中轴线构图山水画,代表作大抵如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亦称“立碑式”构图;同时,与前朝更侧重于展现历史人物、宗教信仰的宏伟壁画不同,宋朝开始大量出现立轴、长卷、册页等便于把玩的画作形式,多绘山水自然之景。而便于携带、又常常示人的团扇扇面,也逐渐成为宫廷画家与文人雅士展现书画造诣的绘画形式。加之尺幅较小,所绘题材趋于多样,更富于人文情怀的抒发与世俗趣味的描绘。

纨扇的扇面绘画虽在徽宗时引得宫中众人纷纷效仿,但流传至今的宋代扇面画却是南宋时期所作颇多。如《奇峰万木图》上的旧题签显示为北宋时期的院画家燕文贵所作,但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是南宋李唐所作,或是南宋初期受李唐影响的画家绘制。此扇画面恰如其名“奇峰万木”,近景主山只露山巅之上向两侧与前方开面的岩石,以横斜皴擦的笔法表现出岩石的质地与凹凸层次。山峰上松杉葱郁,间或夹杂几株深墨密点的树木,显出树丛的远近层叠、高低参差。远景高山相列,浓淡有致,左侧群峰耸峙,仿若悬浮云间;右侧层峦叠嶂,竟似深远无穷。整体染色颇淡,用笔较为柔和,学者认为与李唐《江山小景卷》颇有相似之处。

一开始,大多数宋代画家绘扇面,只是将山水画缩小,或取一山水景的角落,从立轴移至扇面。旧题签为张训礼所绘的《春山渔艇图》,以青绿设色山水,描绘春日里的溪山风光。远山缥缈绵长,近处古松苍翠繁茂,桃花点点娇嫩。江溪之上横着一小舟,渔夫高举双手,攥住栓系渔网的竹竿;江岸边上筑着一茅舍,背靠遒劲苍松,面向溪水汤汤,掩映于山石之后,正是宋式住宅常见的“三面环景”式布局。此扇面工笔写意兼备,设色精细,细腻柔美中蕴藏着几分高华气度,营造出一幅恬淡安逸的景象来。

南宋的扇面画就好似其时的生活建筑一般,比之于前朝,尺度逐渐缩小,工艺日趋精细,倾向关注“一角”小景。《青枫巨蝶图》便是经典之作,成片的嫩绿枫叶与硕大的赭黄蝴蝶在画面对角两相平衡。画中物皆以细线勾勒,下笔如游丝,轻巧而灵动。设色清淡却对比鲜明,在枫叶之绿与蝴蝶之褐间,点以瓢虫之红,清新中又显跳脱,不落俗套。相传为南宋吴炳所绘的《出水芙蓉图》更是细腻精妙,莲花花瓣饱满,几近没骨,却尽显轻盈之姿。花蕊丝丝分明,末端渐红,纹理清晰精细。此番布局大气,设色清雅,全无绿叶映红花之俗,足足绘出了莲花的“濯清涟而不妖”。

纵观宋代文人所绘的扇面画,仍是偏重将扇面作为小品水墨画的表现形式。画中用笔之工细,设色之高华,显示出画家是将扇面悉心当做绘画作品看待的。宋代扇面流露出的静谧幽深之美,便恰似宋词婉约,藏在执笔转腕的起承转合间。笔尖轻触,绢丝微弹,水墨渐染,即便方寸之内,容纳的也是青山绿水般高远清净的心境。透过小小一方扇面画,叫人忍不住遐想那个审美风格宁静而沉滤的时代,文人高悬书画于厅堂,内造园林于庭院,假山堆岩壑,流水润花木。人们抚琴焚香,烹茶观画,饮酒听雨,好不风雅快活。

明清时期,折扇成为文人品位和才情的显示

宋元时期,世人认为折扇经由外邦传入,所以使用折扇的人并不多,相传自明朝永乐年间日本进贡之后方才逐渐流行。《杖扇新录》中记载:“明代永乐中,朝鲜进撒扇,士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妇女皆用团扇,惟乐女用撒扇,今年妇女都用之”,由此可知,明代的折扇经皇室推广,民间模仿制作。在初始阶段仅有歌舞女伶使用,其后方普及于市民阶层。正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凉友招清风”一句描述出了扇子的特性与读书人的雅意。明清时期盛行的折叠扇,不仅用于招风纳凉,也完全成为了文人士大夫象征自身身份的装饰品。

伴随着团扇与折扇的扇面先后成为文人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及多种绘画尺幅的变化,绘画载体的尺寸与绘画表现的关系也逐渐进入画论体系之中。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道:“盖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则多高远,是以能大者,每每不能小;能小者,每每不能大”,明言绘画的尺幅大小不可同景兼容。至于同为小尺幅绘画表现形式,画家为何选择扇面而不是斗方,一来因为扇面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二来扇面艺术已建立起自身与其他绘画形式有所区隔的审美指标:简笔写意。按照古代的生活习惯,使用扇子依照季节不同而有差别,大致是初夏用折扇,中夏用团扇,盛暑用羽扇,天气凉爽时再改用团扇或折扇。折扇本是“动摇风满怀”的袖中雅物,扇面的艺术性日渐为人们所关注,也是因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品味和才情显示的缘故。

文人画扇,大多是书画皆擅,山水、花木、湖石乃至人物均可入扇,卓越的文人画家无一不工,如文徵明、仇英、唐寅、沈周等人。流传后世的扇面画不仅画面精美,且数量繁多,可见其时文人士大夫对折扇之歆羡。明代陆荣在《菽园杂记》中极言折扇因形制小巧,可“卷舒自如”,十分便于随身携带,也适宜即兴创作,扇面的开合更为扇面画营造了渐进式的欣赏效果。正因于此,折扇的流行将扇面画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融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扇子一跃成为文人交游唱酬的社交工具。

艺术史家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中,全面解读了文徵明冠以艺术之名的生活社交,以及覆盖明代宫廷与民间多方交杂的社交关系,将艺术家文徵明放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角色还原。在明中期“尚物”的主流风气下,文徵明的才情也是毋庸置疑得到艺术史认可的。他将扇面的艺术创作加以创新,偏爱扇面题诗,结合书法与辞章,首创性地让扇面成为了诗词的载体之一。与扇面绘画的不同之处在于,扇面书法的表现尤需经营布局位置。文徵明习惯用“一长一短”的布局方式,行距统一,稀疏有致,使得书法扇面呈现出了一种节奏韵律之感。同时,每个字结字平稳,粗细错落,连笔流畅,笔断意连。只见扇面的章法韵致,便仿佛见其人的温润儒雅之貌。

在今天,若是到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景点旅游,也不难看到“现场扇面题名”或“现场画扇面”的场景。摊主多是一位手摇折扇、以不羁文人形象示人的男子。游客上前报自己的姓名,他略做思索,大笔一挥,以游客的姓名做藏头诗,洋洋洒洒便在纸扇上写就。但若论此扇价格几钱,则不仅是作诗与写字的价,还得看扇子的材质、做工和品质,有不同的价位可供选择——这也是源于古代的旧规。明代永乐至清朝的书画行规大抵是:扇面一尺作两尺,泥金加倍,大青绿则再加倍。在此时期,抛开文人雅士的阶层,当折扇进入市民生活,所承载的生活流行基调则发生了转向。红金扇、乌油描金扇、红戏画扇等都是民间制扇手艺中的精品,苏州的水磨玉骨扇更是上等佳品。水磨玉骨扇采用“老矾面”工艺,配洒金、仿古等扇面,以适应水墨作画。扇骨则用浙湘两地的冬季毛竹,纹理纤细而色泽沉厚。柄部的造型更是多样,有燕尾、葫芦、玉兰等一百二十多种。水磨扇骨还可能附有雕刻与镶嵌,钉眼多用水牛角。民间不多接触儒雅之士,因此多靠奇技巧艺与珍贵材料彰显自身地位的不同。同时,扇面绘画也转向为符合民间大众喜好的题材,如吉祥主题、艳丽山水、工笔仕女等。到了清代同治年间,甚至出现了南北的扇面画风景差异,南边多绘西湖景致,北方多用津西杨柳青,与现代南北地区旅游景点所卖商品的差异类似,别有趣味。

文/韩长君(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弓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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