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鬼吹灯》系列小说作者天下霸唱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新作《大耍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目前口碑不俗。该作耗时五年完成，展开上世纪80年代天津人原汁原味的社会生活画卷，被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评价为“一部亦庄亦谐、且俗且雅的当代话本体长篇小说”。

这一次，天下霸唱显然想挣脱《鬼吹灯》的印记。以人们熟知的《鬼吹灯》系列为参照来阅读《大耍儿》，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如果说《鬼吹灯》的成功在于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套嵌现实和特定义理，用符合逻辑的解释力，贯通超自然、超历史的怪力乱神。那么，《大耍儿》的写作冲动或来源于激情逆推。天下霸唱寻访一些天津老大哥的江湖往事后，热血沸腾。《大耍儿》的写作逻辑，接续了《鬼吹灯》的外部“包壳”，即封闭性的现实框架：每部怪谈冒险和玄幻惊悚故事，开启与暂告段落，都会回归生活真实。

《鬼吹灯》的叙事类似花瓣结构，《大耍儿》则想减掉所有花瓣，单纯保留花蕊，现实是框架，也是内核

不管西部昆仑还是西南古滇，无一例外是异域。《鬼吹灯》延续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以来的西方访仙传统，也依托对古时巫蛊、幻术的暗黑想象。这些都是异位空间的吸引力。但故事人物还是回归现实此在，无论插队下乡，还是海外生活。天下霸唱沿袭了魏晋笔记、唐传奇、明清志怪最爱的主题：人生如梦，梦醒皆空，写出幻想对现实的侵扰。甚至，《大耍儿》若真与《鬼吹灯》并接，未尝不可，胡八一和墨斗本是“同代人”。

《鬼吹灯》的叙事类似花瓣结构——现实如同花蕊，是叙事“根据地”，从此延伸出每一部的玄怪幻象，又回返现实。天下霸唱以现实与幻想归笼术，企图为恐怖想象增加一种“拟真”和VR体验。《大耍儿》则想剪掉所有花瓣，单纯保留花蕊，现实是框架，也是内核。质实与落地，对作家也许是不小挑战。极致想象力或许会遮蔽不足，因为天马行空，总会分散读者注意力，提高中枢兴奋度。

《鬼吹灯》把一种“游戏化的体验文学”发挥到极致，就像通关打怪，充满眼花缭乱的道具、装备和探险历劫。

《大耍儿》则具有社会问题小说色彩，叙事中综合了心理小说、成长小说的内在推动，在时空上显出现实主义的延展性。文艺作品的问题意识，乃各代际文学的共同探寻。这让我联想到王朔《我是你爸爸》，就早已关注到欺凌问题、亲子关系和教育心理。辍学的问题少年，校外的劫道儿，完全是衍生的系统症候。尽管作家无意探讨，文学也不提供方案，但小说从客观上挖掘了少年暴力的心理机制：对强者的盲目崇拜，虚荣炫耀的“好面儿”，对成年男性气概拙劣模仿，对社会生存法则一知半解。

小说就像对武侠的戏仿，对江湖的少年派理解、降维性改写。原有江湖门派纷争，虚无缥缈的奇门秘笈，都落地成街头打打闹闹。天下霸唱把天津卫的码头文化、生存法则，交代得头头是道。可以说，少年的成长与代价，是在血肉里逐步理解的。这类似都梁《血色浪漫》式记忆书写，家国时代记忆，从青春荒唐的追述开始。主人公墨斗本是老实孩子，却有英雄情结，羡慕“玩闹儿们”(混混们)的派头气质。被人欺凌后，一心雪耻吐气，走上和各派大耍儿的混斗之路。

墨斗一路走来，被人告发，历经两次劳改，重回社会，后来晓得与李斌之仇怨，乃是小人暗中挑拨。跌撞沉浮，仍不忘江湖情义恩仇。小说的叙事时间始于1980年代初，作家以间接经验，却写出亲历者的熟稔老成。1990年代，故事落于尾声，“大耍儿们”老去，不合时宜，透出一股子悲慨与感伤。它聚合了所有武侠元素：结怨复仇、争斗任侠。只不过，天下霸唱有意屏蔽武侠中泛滥的美人柔情。“情感线”在玩闹儿的世界里，大多缺席。

作家把话本说书技艺完全内化，又有不简单的创新改动。说书人也是小说人物，叙事者的全知和限知完全叠合。这灵活、讨巧的视角，既可事后诸葛一样对情节追述评价，又随时可像古典通俗小说，采取悬念、后话与各种“不表”。这无疑是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它造成小说里时态的跨越：一种过去未来时诞生了，人物将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在追述中穿插未来的当下，是已知结果的回忆。在考虑结局的前提下，重估过往事件的意义。这是颇为难得的叙事态度，是大多通俗小说不大有的内在反思。墨斗的故事呈现出双向性，前半段是追逐之陷落，后半段是自赎之成长。从这个层面看，《大耍儿》是街角社会史、物质生活史、心灵成长史的统一。

功能化角色、类型化题材和连续性叙事，是天下霸唱拿手的“三驾马车”，也是《大耍儿》和《鬼吹灯》相承之处

通俗文学有没有什么必备助推器？在我看来，答案是功能化角色、类型化题材和连续性叙事。它们像“三驾马车”给故事保驾护航。所谓严肃与通俗的分野，绝非高下之分。换言之，有水平很差的纯文学，硬在那儿杵着，装实验、先锋和品位；也有品相很高的通俗小说，把类型题材写成充满气象的世界，雅俗通吃。“三驾马车”是天下霸唱拿手的模式，也是《大耍儿》和《鬼吹灯》相承的地方。通俗，常在阅读效应上凸显。《大耍儿》各章节气息连贯，对应阅读的加速度，靠传奇性的快感接续。这是连载小说形式的必然结果：强烈的因果、导向与串引模式。

此外，人物铁三角般稳定结构，又形成功能化角色，分配属性。读者可能记不清《鬼吹灯》完整漫长的故事线，却能记住：胡八一、胖子、shirley杨。有主心骨的善作敢为，就有小跟班的胆怯与谐趣，充当喜剧性的气氛，对冲了阴森恐怖。这些人物大多如古典小说一样，描写像评书艺术的“开脸儿”，勾勒并给定确凿的形象性格。《大耍儿》里墨斗、小石榴、李斌等人，也因鲜明的人格，形成稳定性和行为的逻辑因。

从《鬼吹灯》到《大耍儿》，只是题材的转向，作家坚持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写作定力。在玄幻里历险，与青春期的以武犯禁，本质上同向——都保持与现实准则的某种疏离。你又能觉察作家的隐幽反讽性：边缘圈子也存在义理价值，道德准则。换言之，小说的娱乐性背后，有道德的劝谕感。这体现为打斗时的节制，知深浅，知分寸，讲是非，讲因果。痛恨恃强凌弱，也讲情义忠诚。越是大耍儿越得讲理，要靠处事的口碑，说和平事儿。《鬼吹灯》中摸金“技术”里，也讲究戒除贪婪的不取，活人与亡灵的契约。

《大耍儿》的突破性，也许更多在于语言本身，是对书面“文学性”的进一步消解弱化。全面口语日常化，是说话语言对书面语言的绝对压倒。它不再是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而是作为生活现象的现实主义。这是纯文学常有意拒绝的倾向——他们往往采取与日常的异在感，技术化处理，“有隔”地转化为另一种现实。天下霸唱用街角生活，街头伦理，鸡皮蒜毛的小人物春秋，硬是撑起了市井世俗生活史的“门楣”。

这种小大之别，以微观视野对社会有机体进行供血的终端化分析。他写出生猛野性的时代痕迹，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津门的生活气象。细节是成就小说现实感、可信度的核心。阅读小说，要分清哪些细节是“长上去”的，哪些细节是有意“做旧”，搞些老元素“接上去”的。这如同鉴定瓷器，不能单靠冰裂纹、铁锈斑，火石红这些痕迹判断真假。小说的时代性也一样，一定是整体气象、模样气息真不真、对不对。《大耍儿》的语言细节，正说明作家下了功夫气力，试图整体性还原，而非简单植入时代痕迹。

《大耍儿》成就了一个烟火漫卷的天下霸唱。有点儿“老油条”的玩闹语言，有点儿武侠的故事遗产，一言不合斗斗打打，正是少年冲动和故作老成交织的天真。作家把稚嫩气和江湖气，揉合得很是不错。尤其颇为道地的时代、地方语汇，土话俗语，让小说自然、贴面儿，不端着。它让我想起京味小说的生气，在市井里扒拉小人物、写出大气性的作品。谐趣里有真诚，痞气匪气又包裹热血感动。它是一种单纯的复杂，却百感交集。

文/俞耕耘

来源/文汇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