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 | 甘家口的雨 蒲黄榆的风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1-11-14 11:00

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图。

“愿为人间送小暖”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一生创作丰富,尤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学也有深入研究和成果。他1948年进京后,随着工作和生活变迁,在京城辗转居住,在各居住地都留下不同的创作故事。10月19日,我们邀请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及夫人刘阳女士,带领“青睐”会员走访汪家数处旧居,了解并体察作家的创作轨迹和生活意趣。

当天的行走路线以交通便捷取径,未按汪家居住的顺序。从阜成路甘家口居所始,至虎坊桥经济日报宿舍止,历时三小时有余,我们跟随汪朗夫妇走访了汪曾祺生前的六处居住地。兴未尽而晚已至,会员们恋恋不舍地与汪朗夫妇合影,而后告别,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叶已经有金黄色了。

制图/袁国明

东单三条南侧

和花市河泊厂的旧居已无痕迹

汪曾祺50年代在北京住过两个地方:王府井东单三条南侧和花市附近的河泊厂胡同。这两处房子都已随着城市建设湮没,我们请汪朗先生在车上做了简单介绍。

东单三条24号是1950年代初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当时汪曾祺在北京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现在东单三条一侧早已改建成东方广场,汪朗说自己也弄不清具体位置了,只记得院子里有一座小洋楼,他们家住在一层西边的一间房里。

1950年代中期,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住到河泊厂胡同,也是单位分房。在河泊厂住的时间不太长,汪朗印象中,“是一个老四合院,家里住北房两间,挺宽敞的,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多年前汪朗去寻旧,依然记着那个家的样子,循着记忆转了半天找到院里,碰上一位老太太,警惕地问汪朗干什么。汪朗说是这儿的老住户,我爸叫汪曾祺。老太太恍然大悟地说知道知道,当年咱们是老邻居,你爸一回来就忙家务,你妈翘着腿读外文书。几年前再去寻访已经踪迹全无。几个闲聊的老人告诉汪朗,别找了,你说的地方就在脚底下,变成马路了,就是从台基厂到天坛北门的这条大马路。

汪朗回忆,在河泊厂居住期间父亲没有写太多东西,到现在还有点影响的是散文诗《早春》。那组诗后来“反右”时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罪状,里面有一句是:“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多年后邵燕祥曾经说,单凭这一句,汪曾祺就可以算诗人。还有一篇散文不是很有名,但当时也有点影响,名叫《下水道和孩子》,写的是河泊厂胡同修下水道时的所见所闻和玩耍的孩子,所见所闻的是汪曾祺,文章中的小孩子就是汪朗。还有《公共汽车》,写“我的孩子长大了要开公共汽车,我没有意见”,也是汪曾祺的亲身经历。汪朗说自己小时候上幼儿园都是老头(汪家对汪曾祺的称呼)接送,“他拉着我坐公交车,我就老想看司机,说长大要开公交车。他认为很好。父亲总认为什么都好,孩子想干什么都行”。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家里人主动退了河泊厂的房子搬出来,“母亲觉得再住着心里不舒服”。从河泊厂搬走后,汪曾祺在北京就成了无房户,汪家以后住的房子基本是夫人施松卿所在单位新华社分的宿舍。汪朗开玩笑说:“这是我爸的一个痛处,有时候我妈让他办点事儿,他一耍脾气,我妈就说:汪曾祺,你别狂,你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住的都是我的房子。我爸就乖乖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汪曾祺下放,夫人施松卿带孩子们暂住在国会街5号的门房里,“是一间小黑屋,四五平方米,只能放一个五斗柜,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我们四口人,我上小学,是长期住户,两个妹妹周末回来,就搭两个长凳、两块木板,把床加长一点儿,勉勉强强地睡下。”汪朗说,汪家四口在门房里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去了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甘家口旧居前汪朗讲得津津有味

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只留有一座大门

文昌胡同8号,汪朗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常住过,只回来探过几次亲。8号曾经是一所大院子,现在是9号。老房子只剩了一个大门,很高大。汪朗、刘阳夫妇站在门前仰望,一棵大槐树探出门楼,汪朗说,里边不知道什么样了。他回忆,过去院里三面是平房,北边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大概住了二十来户人家,有公用的厨房、水房和厕所。他们家和另一户人家构成一个单元,相互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汪朗清楚记得,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高自己一个年级,有一段早上五点多就诵读《歌唱祖国》,他躺在被窝里听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年上语文课时老师让背诵这篇课文,他不打磕巴地背了出来,因为早就听会了。

汪朗对父亲第一次回来探亲记得挺清楚:应该是1960年的春节,一大早他就到家了,穿得跟土猴似的,很兴奋地跟我妈说他的劳动情况,说在那儿冬天去公厕刨大粪。我妈觉得不可思议,说多脏啊!我爸说,没事,都是冰碴儿,一掸就下来了。

还有一年夏天汪曾祺回京找工作,停留时间较长。汪朗回忆:“我们家那时不开火,都在食堂吃。我爸回来时商店没什么蔬菜卖,就包茄子馅饺子,挺好吃的。我妈是个热心人,让他再包一次请同事来吃,结果砸锅了,煮出来一锅片汤,饺子全散了。我跟妹妹中午兴冲冲跑回家想吃饺子,结果吃了一碗片汤。爸妈他们俩还总结经验,说是面太差了,缺少黏性。”

这一段时期汪曾祺的创作较少,汪朗也很少听他说起写文章的事,但下放劳动积累的生活,无疑为他以后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他在张家口的经历也有一些经典作品,比如《七里茶坊》,写到了冬天刨冻粪的经历,有人认为那是他最好的小说。还有他在果园劳动时候写的《葡萄月令》,也是美文。”

汪朗坦言,自己也下过乡劳过动,干完活累得比狗还不如,没有任何想法,父亲却能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葆有对生活美的感受,而且用那么纯粹干净的笔触将其表现出来,实在是难得。“如果过得很顺心,写点美文也就罢了,他却是在累了一天之后写啊。”汪朗的感慨,也引起了会员们的共鸣。

国会街5号宿舍成了绿地

从文昌胡同步行,走到宣武门国会街5号。路上经过汪朗就读的小学石驸马一小,旁边是石驸马二小,原为一座郡王府,也就是现在的实验二小。汪朗告诉大家,自己对这里的胡同熟极了,小学同学都住在这一带,而新文化街原来叫石驸马大街,因为这里住过一位石姓的驸马,新文化街是后改名。他看到一个门洞,忽然转头问夫人刘阳:“这是咱们的少年之家吗?好像也变了。”原来他们都曾作为新华社子弟在里面吃住、学习过。“我们也几十年不来了,只是偶尔坐车路过。”

1961年底,汪曾祺回到北京,一家人随后搬回国会街5号的新华社宿舍,这次换了房间。“这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西结合式四合院。从大门进去是影壁,东南西三面是平房,北面是一座二层小楼。”汪朗回忆,“一进楼左右手各有一间大房,各住一户人家。上楼后左右手各有一个套房,也各住一家人。”汪家在楼上靠东的一个套间里,两间房,每间不到10平方米,全家人住在里间,“屋里横七竖八两三张床,外屋有一张写字的小桌子,一张藤椅,一个吃饭的方桌,几个凳子,还有一个书架。冬天生一个火炉子,下面有一个包着铁皮的四方形大托盘,防止炉灰落到木头地板上。”汪朗回忆。

在汪朗印象中,父亲在国会街5号未写太多东西,但京剧《王昭君》是在这儿写的,也是他从张家口调到北京京剧团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上演的时候,剧团要求汪曾祺把剧本的唱词、对白等用蝇头小楷写在玻璃纸上,以便打字幕。汪朗说:“过去演老戏只是唱段有字幕,对白是没有的。领导可能觉得他写字好,就把这事交给他了。他很认真,一定要到晚上九十点以后,街上没有车了才开始动笔,因为车一过那小楼的地板就晃悠。”

这无疑是精美的书法作品,一位摄影师观众看过演出对幻灯字幕产生了兴趣,专门来找汪曾祺切磋书法。“他这一段主要是写戏,我还在家里看过他写的《凌烟阁》剧本。”汪朗说,这个剧本没有上演,后来也找不到了。

汪曾祺爱聊天,没事就上附近的城墙,找早起喊嗓子的扯闲天,汪朗戏称为“瞎扯”。汪曾祺还爱酒,这事汪朗说起来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当年宣武门教堂外边有一排板房,一家小酒馆卖葡萄酒,汪曾祺常差儿子去买酒,用医院的输液瓶子,一买两三瓶,“那是很劣质的酒,但他也要喝。”汪朗笑着说,上中学时候,开始有卖白酒的。同学经常到他家玩,也认识老头。有一次同学很兴奋地找到汪朗说:我看见你爸从酒馆里出来了,屁股后头揣一扁瓶子,晃晃悠悠地好像喝多啦!把汪朗臊得不行。

现在此处也已改造成绿地,旧屋了无痕迹。几位旁听者听到汪朗谈到酒馆勾起了记忆,纷纷插话,“对,当年那酒才一毛来钱一两。”“是啊,一毛七的算好的。”大家听着笑起来,汪朗也笑道:“当年我爸也这样,认识不认识的都能一块扯闲天儿。”

汪曾祺的不少好朋友如朱德熙、李荣都到国会街来过。当时过一条马路就是烤肉宛,打回一盘烤肉,几个芝麻烧饼,有时候还有红豆粥,老朋友们就吃上一顿。

说到兴头,汪朗谈到有一次把北大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得罪”了。这种“不说之秘”更勾起了大家的兴趣,只听汪朗说:“因为朱德熙平时来得少,一般是老头去北大看他。那次放学回家我看见他来了,觉得挺奇怪,就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这一下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都不高兴了,把我骂了一狗血淋头,说我很无理,好像不欢迎人家。我说我是表示惊诧,不是不欢迎。我觉得特别委屈,大哭一场,以后再不说这种话了,挨过一顿骂就够了。”有会员问:“那朱德熙有什么反应?”汪朗答:“人家一点儿都没生气,那是有修养的人。”

北京京剧团有一段离这个家很近,汪朗记得“文革”初期有一次和妹妹去团里看过大字报,去了也没看出什么,却听见一声洪亮的咳嗽,随后看见父亲穿着黄色的破棉袄出来了。汪曾祺见到儿子很奇怪,问来干什么?汪朗说来看看你有什么“罪行”呀。汪曾祺说,那你看吧。转身就走了。汪朗回忆父亲当时境遇尚可,正在和别人抬运剧团冬天取暖的煤。

汪曾祺还重情调。国会街5号院里有两棵海棠花,开花时候伸枝到窗边,他会悄悄折两枝,插在家里的大圆口瓶里慢慢欣赏,闲时画上两笔。

“人家给他的茶叶,盒子是木头的,他在上面画很细很细的菊花,很有点意思,但早就没了,谁也没当回事儿。”爱搞小创作,不愿给生活留白,是儿子汪朗给那时父亲的注脚。

在甘家口阜成路居所住的时间最长

1965年底,一家人再次搬家,搬到阜成路南1楼5门9号。站在楼下,汪朗仰头向上数,“第4层,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家,也是我妈妈单位新华社的宿舍。”

汪家在甘家口住到1983年,其间曾参与《杜鹃山》等京剧现代戏的创作。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后,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小说作品《骑兵列传》《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也写作于此。

汪朗告诉我们,那时候家里共五口人,房子是小两居,南边一间大房,十三四平方米;北边一间小房,不足10平方,进门是一个小过厅,有厨房、卫生间。家里只有一张小三屉桌可以写字,放在小房间里。这里应该是父亲在北京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新华社分房当年很有意思,汪朗回忆,标准完全按照人口,“我们住的单元规定是四口人一个定额,我们家是五口人,多一口,就把我拨到楼下和一个三口之家合住。”汪朗形容当年觉得特别难受,很不愿意跑到人家去睡那一张床,能不去就尽量不去。这样住了两三年,1968年汪朗到山西插队,回来才不跟人家掺和,但经常在家打地铺,或者睡钢丝床。来亲戚更热闹,过道里、桌子底下横七竖八地打地铺,“也过来了。”汪朗说。

汪朗1978年通过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本来可以住校,但他愿意住在家里。大妹妹兵团病退回来,小妹妹在工厂上班,住得比较挤,也闹出不少趣事。

“我小妹妹三班倒,上夜班之前要在小屋子里睡会儿觉。那时候老头写东西有点上瘾,我小妹妹睡觉的时候他进不去屋,就门里门外地瞎转悠。一会就问‘几点了,汪朝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早着呢,你消停会儿’。他定不下来,等我妹妹一出门马上就蹿进去,把纸铺开开写。”汪朗形容那真是叫奋笔疾书。他开老爷子玩笑,说看老头没地儿写东西,就跟憋着蛋的母鸡找窝似的。后来家里人就叫老头“下蛋鸡”,汪曾祺开始不认,后来也跟着闹:“你们别闹啊,我憋着蛋呢,我要下一个大金蛋给你们。”逗得全家哄堂大笑,汪朗喜欢“这没大没小”的家庭氛围。

在甘家口,汪曾祺还写了大量有关居住地的文章,有小说、散文,也有旧体诗。

有一篇名叫《天鹅之死》的小说,汪朗记得清楚,写的是1980年前后玉渊潭飞来的两只天鹅被射杀的故事。汪朗读来感觉文风有些偏离父亲的一贯风格,显得感情过于外露。

汪朗回忆:“那时候玉渊潭公园不收门票,随便出入。老头有一段除了写检查,没有太多事,早上起来常去遛公园,大概他是亲眼目睹了这件事。他特别气愤,认为人们的向善爱美之心都被折腾没了。《天鹅之死》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写成的。”这阶段写的散文也多,好几篇都是遛弯时的偶得。“他没事就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闲扯,有遛鸟的,有养蜂的,有钓鱼的,从中获取了创作灵感。”

“青睐”会员与汪朗(前排右四)、刘阳(后排右二)夫妇合影

蒲黄榆路9号楼房屋尚在,他人居住

1983年夏天,汪曾祺一家人搬到蒲黄榆路9号楼,直到1996年年初,住了12年多。

刚搬来时,蒲黄榆路周边全是菜田,“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孤零零的三座塔楼,但在这儿老头算是住得比较舒心。”汪朗说,房子是小三居,总面积不到50平方米,舒心之处在于他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虽然还兼着卧室,也很小,但有一个书柜、两个沙发和一张比甘家口书桌大一点的写字台。

这一段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写下了大量散文。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取名自蒲黄榆和玉蜓桥,还有《榆树村杂记》。汪朗认为《蒲桥集》是父亲散文选本中最精当的。

这个地方也接待了不少文化名人。常来的有作家邓友梅和林斤澜,都是几十年的朋友,他们有时坐公交车来,有时也骑车。汪朗想起林斤澜骑着闺女的小轮自行车来,喝酒闲聊天。“林叔叔一喝酒就脸红,所以经常脸红红地晃晃悠悠骑着车走了。”

美籍作家聂华苓来过,台湾女作家陈映真也来过。朱德熙最后一次回国,汪曾祺办家宴招待,烧了个葱油芋头,朱德熙特别爱吃,平常不苟言笑的他吃高兴了,跟夫人说:“你不吃了吧?那全归我了。”便将盘子端到自己面前,吃了个干净。

汪朗还想起,那时候没有抽油烟机,厨房里只安了一个排风扇,时间长了沾满油渍。刘阳爱干净,经常在厨房忙着收拾。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看儿媳只顾干活,就叫:“刘刘,过来聊天啊,老在那儿干活,一点儿情趣都没有。”刘阳心里嘀咕:“聊天聊天,厨房脏得和猪窝似的,都没人管。哼!”等汪家再搬家,新住户住进来,很快对外宣称:汪曾祺文章写得真是好,他们家的厨房真是油腻多!

虎坊桥福州馆前街4号楼最后的日子

虎坊桥福州馆前街4号楼是汪曾祺生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从1996年春节后搬来,到1997年5月去世。

在虎坊桥汪曾祺的心境舒畅,但精力渐弱,画画较之前为多。他有了一个真正的书房,而且有一张大画案,是作协送给他的。他可以铺开画画,画的尺幅也可以大一些。但汪朗说,基本上画得好的画都没留在手里,因为老头有个特点,出的书舍不得送人,画的画随便送。“他还常主动送,比如第一次来找他约稿的人,他看着喜欢就说我送你一幅画吧。有时候我妈妈说,曾祺,送人一本书吧。他往往就一脸不高兴,得磨叽半天。”汪朗分析,他可能觉得画作就是一张纸加一点颜色,又是自己画的,不用太看重。送书谁知道你看不看呢。

汪曾祺画画还经常遭到“批判”,汪朗说,孙女和外孙女都认为他画得太不像了。有一次孙女到琉璃厂,发现一个工艺品的小鸟窝,两只小鸟站在窝边,很是形象。孙女把它买回家送给爷爷,还很认真地说:“爷爷,你的鸟画得太不像了,照着这个好好画啊。”汪曾祺乐呵呵地满口答应,把小鸟窝细心收到书柜里,但是该怎么画还怎么画。“前两年家里整理东西,那鸟窝还在。”汪朗说。

汪朗回忆父亲最后的日子,“身体不是太好,把酒戒了,但马上就萎靡不振。后来我们说想喝就喝点吧,宁可让他痛痛快快地少活点儿时候,也别窝窝囊囊地凑合日子。”

让人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在虎坊桥新居所,有了自己书房、好歹能够伸开一点手脚的汪曾祺,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汪朗感慨道:“他走的时候头脑还清楚,应该还能写一些东西。好在读者给了他认可,作为一个作家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是不错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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