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从煤矿走出后,我把“根”留在了那里
上观新闻 2021-11-10 09:51

把音量调大,打开助听软件,周梅森递过来他的手机:“对着这问,声音大一点。”

这位高产且勤奋的江苏作家回忆,儿时成长于赤贫的年代,三天两头生病,加之得过两场肺结核,打多了抗生素,听力也就渐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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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电视剧《突围》正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播出,这部聚焦国企改革的现实主义剧作,正是改编自周梅森的新书《人民的财产》。

书中虚构了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等国企干部的形象,其中既潜藏着周梅森对矿区生活的记忆,也延续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近日,在南京他的家中,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作家周梅森。尽管与《人民的名义》一样,《人民的财产》里的故事也发生在虚构的汉东省京州市,但周梅森本能地反对“续作”一说,他强调作品之间的独立性。

周梅森说:“影视剧可以工业化生产,这是行业的特征。但我是编剧中的作家,不是文化商人,我不生产系列的工业产品。如果把《人民的财产》冠为《人民的名义2》,只不过是把《人民的名义》又卖了一遍。”

17岁当工人,把“根”留在了煤矿

第一次在《收获》杂志发表作品后,周梅森走进了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家协会,一眼便觉得眼前的“爱神花园”很眼熟。年少时的周梅森随父母生活在徐州贾汪煤矿,在介绍矿区历史的陈列馆中,就有一张“爱神花园”的照片。因为这栋花园洋房的旧主人,便是“煤炭大王”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

这是煤矿与文学一次巧合的邂逅。从煤矿工人到作家,周梅森觉得,自己从煤矿走了出来,但把“根”留在了那里。他创作的每一本有关大型国企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贾汪煤矿的所见所闻。《人民的财产》也不例外。

上观新闻:为什么说《人民的财产》是您一生最想写的故事?

周梅森:社会主义国家有个特征,即拥有大量国有企业。从央企到地方国企,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是我们的“国之重器”。我从小生活在国企的环境里,徐州贾汪煤矿是我当年生活成长的地方。所以第一次在《收获》发表作品,走进上海作协,就觉得很熟悉。我后来走出煤矿,1979年调到南京文学杂志社《青春》当小说编辑,后来又当了专业作家,再也没回去过。

但我走出来后,“根”留在那里了。我写的几乎每一部作品,涉及大型国企的,都会与我所在的贾汪煤矿当时的状态有关。比如《国家公诉》里写到了破产的情况,《人民的财产》里写到三个师兄妹。很多煤矿的景象、人物不断在我眼前闪现,我总觉得应该写出来。近几年,一桩又一桩大型国企的腐败案件爆发,引起了我深究的兴趣。真正写了小说,是在2016年,李路在拍《人民的名义》,当时钱也找到了,缺口堵上了,我除了看看回放,没有别的事。

上观新闻: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还有劳模,就是当时在矿上,您身边的人物?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这个题材,我20年前就想写了。我14岁起,就在煤矿半工半读,一天工资9元钱。后来17岁就在煤矿当工人了,接触到了一批小伙伴,他们很多人的父亲都在煤矿事故中去世。这件事在我青年时期的记忆中非常深刻。只是什么时候浮出水面,变成艺术形象,需要契机。包括我看到很多国企的腐败分子,有的是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有的靠科学发明,凭着一己之力走上岗位。他们初心在哪丢掉了?国企应该是造福全体百姓、造福国家的经济载体。所以政治层面的思索,加上个人经历,变成了这部作品。在我看来,《突围》不是反腐剧,也不是政治剧,是政治经济剧。

上观新闻:《人民的名义》直击反腐,《人民的财产》关注国企改革,都有很尖锐的成分。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里林满江腐败了,在一把手腐败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生态是值得探索的,因为干部的“逆淘汰”形成了。他根本不会把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利益当回事。写林满江这个人物,确实太过瘾了。国企高管怎么能有私人飞机?这是一个大奸商专门买了送林满江到香港看病的,他撑了三年,就为了当省长。这个人物对权力的贪恋已经到了令人不齿的程度,这是我塑造出来的一个很典型的人物。

上观新闻:《人民的名义》大获成功,会给新的创作带来压力吗?

周梅森: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总是在寻找,总是在创造。作家本质上不能接受电视剧工业化生产和套路的重复。因此写《突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一部案件推动型的作品。

有人说《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名义2》,我也很反感这个说法。我写《我主沉浮》时,虚构了汉江省。到了《人民的名义》,因为隔了十几年,变化太大了,被迫又虚构了汉东省、京州市,把我的人物活动装进去,很顺手,不需要构想太多。不然一部小说要虚构一个省,人家会觉得作品很虚假。我必须尽可能地有一个稳固的舞台,让我的人物演出悲喜剧。

像巴尔扎克,用一辈子讲故事

比起在象牙塔里写作的作家,周梅森的人生经历异乎寻常地丰富。他做过煤矿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房地产生意,也炒过股票,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从14岁那年读到《巴尔扎克传》之后,周梅森便始终是巴尔扎克的信徒。在他看来,作家是一辈子用笔讲故事的人。

上观新闻:您说最欣赏的作家是巴尔扎克?为什么?

周梅森:我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对文学的爱好始于14岁时看到的一本《巴尔扎克传》。这本书改变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巴尔扎克的信徒。巴尔扎克曾经在拿破仑像下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一直激励着我。巴尔扎克是一个介入生活的作家,一辈子经商想发财,但没发财,最后写出了一部《人间喜剧》。我也对现实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天然的敏感。

上观新闻:您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

周梅森:我十四五岁就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可能当时连3000个汉字都不认识,但写了20万字,不简单。当时在煤矿,纸张要过蜡后才能包炸药。我就在没过蜡之前,在切下来的边条纸上写。

从1971年到1979年,8年时间,我写了几个电影剧本,3部长篇小说,一个字都没发表。连邮局都认识我,大老远就喊,周梅森又退稿了。那时候即便发表,也没有稿费。但是天生爱写作,没办法。

80年代,那是文学最好的时期。当时有个评论家,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某机关,他没去报到,后来到作协做了一辈子穷作家。我集中读书时期是在《青春》文学月刊,在那里当了五年编辑。后来也读书,但比较实用主义了,比如写某一部小说涉及的历史、资料,就去找来读。这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其实在煤矿时也如饥似渴地读,但没有好书。《百年孤独》读了好几遍,《永不掉队》也是那时候读的,写到了《人民的财产》里。杂志社有个资料室,看书很方便。

上观新闻: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不仅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也做过房地产、炒过股票,这些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启发?

周梅森:我1996年到徐州挂职,做市政府副秘书长,开始有意识地了解政府组织是怎么运作的。在写作中对这一块了如指掌,都与这一年挂职有关系。后来90年代在南京禄口,初生牛犊不怕虎,盖了80多栋别墅,非常难卖,一直到2000年后才打包卖完。好在我没借款,没赚也没赔。现在想想,幸亏我提早上岸了,没有把房产梦做下去。

可能也和我从煤矿出来有关系,在事业上比较想干。比如说,有这么几部电视剧,都是我独自投资的。《国家公诉》是我全额投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合作拍摄。《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个人投资的。到了《人民的名义》,我就只做编剧。《突围》开播时,我的另一部电视剧《大博弈》关机。《突围》开播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第二天就飞青岛关机了。

我只编自己的作品,不放心给别人编剧。我把小说作为提纲,有人物、有故事,这就是提纲,剧本做起来就很顺。

上观新闻:在写政治小说之前,您早期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比如《沉沦的土地》等。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周梅森:我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沉沦的土地》,写的是民国时期的煤矿,主要以它的大气、深沉和角度的新颖取胜。这个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对我写作风格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我的一系列作品都带有这种悲壮的、悲凉的色彩,从矿山几部曲,一直到《黑坟》。后来我也写过一系列战争小说,我和莫言的写法不一样,都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非议。1985年,我和莫言参加过同一个军事文学研讨会,就有老同志批评我们,当时我是唯一一个非军人作家。然后到了《人间正道》等政治小说这一阶段。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种追根究底的现实主义的写法。有人说是天赋,我说没受过文学训练,我可能有点天赋,但主要还是勤奋。

上观新闻:从《人间正道》开始,您开始转向政治小说创作,这是出于怎样的契机?

周梅森:写《人间正道》,是因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我。他叫李仰珍,原徐州市委书记,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这个市委书记让我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官员的奋斗牺牲。于是我就开始关注他们,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想到了很多东西,都借着《人间正道》,把它写出来了。写出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了。

对社会现实,不能装作看不见

比起其他城市,南京的梧桐树显得分外高大。从1979年调到南京工作后,周梅森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除了南京,他对上海也不陌生,认为上海是他主要的文学阵地。关于创作,他主张文学干预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保持“在场”的姿态。

上观新闻:您一直生活在南京,南京给您怎样的印象?

周梅森:我从1979年到南京,就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因为这个城市非常包容。年轻时到这里,南京的热让我印象深刻,披着湿浴巾在风扇下吹,才能凉快一点。除了热,别的都很好。而且南京的文化氛围也很好。南京的作家也很潇洒、独立,各自写自己的作品,风格不一,但互相尊重。如果不是南京,我可能活得不会这么自由。

上观新闻:您说上海是您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

周梅森:《收获》发过我4部中篇,3部长篇,分别是《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中国制造》,《小说界》也发表过几篇。

《人间正道》出来后,拍成了电视剧,巴金看到了,每一集都要看。因为岁数大了,他的女儿李小林就把片子录下来,第二天给他看。不了解的地方就叫小林找书念给他听。小林打电话给我,说我爸就看你的剧,让我赶紧送书过去。巴金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发《人间正道》?还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中国制造》。我很震撼,巴老当时90多岁,还关心国家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之后,才有《收获》3部小说的刊发,我很感谢巴老。

上观新闻:您曾说,身为作家,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您也长期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自觉的意识?

周梅森:我生活在一个赤贫的年代,我的人生道路,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这代人对改革开放充满了感情。生于这个时代,我的创作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一个时代一定要有一批作家“在场”。

上观新闻:怎么理解作家的“在场”?

周梅森:这个时代,总要有一部分作家,关注我们的改革开放,关注这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的作品总是面对社会现实,也总是面对很多尖锐的问题。我写《人间正道》,引起几十名官员联名告状的风波,我不认为他们都是坏干部。像《国家公诉》也修改了800多处。我一直深深扎根在生活中,对经济生活深度介入。这些对我的创作都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一不留神你就被抛弃了。

上观新闻: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如何总结自己的艺术观、文学观或者说文学审美?

周梅森:对批判现实主义始终不渝的忠诚与主张。早年我在矿区听民间艺人讲故事,后来我用我的笔讲故事,现在又用影视影像讲故事,我的一辈子就做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文/上观新闻记者 张熠

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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