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陈尚君:名相冯道的政事与文学
文史知识 2021-11-06 21:00

冯道(882—954)能诗,诗名为政声所掩。他出身清寒,持生廉俭,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馀年,肯定者赞其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是乱世中难得的名臣,因其享年七十三,恰巧与孔子同,当时有引为比较者。进入宋代,学术文化氛围改变,他被斥责为无耻之尤者。一女嫁一夫,一臣事一君,皆应守节忠诚,他居然跨越五代,任相四朝,服事过的皇帝居然有十二位,臣节何在?廉耻何在?起冯道于地下,似乎他也无从辩白,中国历代的道德审判集矢于他,至今似仍难宽恕。然而,如果理解冯道所处的时代,读懂他的内心与追求,他当然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他为国家民族克尽了自己的责任。

冯道字可道,姓字取自《老子》第一章,意思明白。据说曾有后生当着他的面读“道可道”这一节,也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于是读成“说不得,可说不得,非常说不得”,是当时人编的段子。

冯道是瀛州景城(属今河北)人,其地属幽州所管。冯道出生时天下已乱,到他弱冠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没有家族背景,从耕读自强,二十多岁开始第一段经历,于唐哀帝天祐(904—907)中,为刘守光幽州参军。刘守光凭借其父刘仁恭的势力,大乱中割据今河北、京津一带,暴虐而无远见,骤起而称帝,很快败亡。冯道因此改而依附击败刘守光的河东政权,也就是后来称为唐庄宗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是一位文人气味很重的君王,能攻守,善表演,每战则冲锋在前,灭梁更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冯道在河东,得到庄宗赏识,军府文书皆交给他起草。时军务繁忙,冯道一力承担,且遇庄宗意气风发时,敢直言进谏,获得充分信用。同光元年(923)庄宗灭梁前后,以冯道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这年冯道三十二岁,已经步入高层文官队列。

据说冯道七岁就能诗,曾作《治圃诗》,仅存两句:“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莫教锄。”是说整治花圃,怜惜花草,不敢有任何伤害,只有掉落地下的残花,才让扫除,不到霜后,不锄杂草。宋人《陈辅之诗话》(《类说》卷五七引)认为“仁厚天性,全生灵性命,已兆于此。”也就是说,他对花草如此,在他执政期间,尤其将保护生灵性命,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可从两句诗中见到。

然而很不幸,冯道偏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对此认识很清楚,更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拯救时代与民众,始终当作自己的责任。宋人曾引录过他的两首咏怀之作,不清楚写于何时,但清晰明白地宣示他的人生态度。第一首是《偶作》:“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敎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冯道看到危机四伏,时事艰难,但他不主张因时事不可为而悲愤伤感,相信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前程在于各人的作为。他仅是一个文人,坚信天下剥久必复,早晚会出现救民于水火中的英明君主,更相信在任何时候,道德都没有远离时代,只要自己心中存有善念,即便身处虎狼群中,也可以全无畏惧。这里,看到他对自己生存环境险恶之认识,恶人环绕,虎狼争雄,不是理想社会。但他以吉人自比,相信自己心中(方寸)没有恶念,在虎狼群中也无所畏惧。

第二首是《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与前诗立说完全一样。官场谋身,困穷与显达皆命中注定,何必老是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坚信所做一切都是于国家民生有益的好事,个人之前途得失可以完全不加计较。天道轮回,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冬去春来,冰消花开,乾坤运转,万物常新,这就是天理。不要埋怨时代,不要埋怨命运,努力实践,多做好事,天道酬勤,天道酬善,一切都会应验不爽。

以上两诗,大约可以看到冯道的人生准则,他似乎对此坚守终生。

如果不算刘守光,唐庄宗是冯道服事的第一位君主。庄宗夺天下可称英雄豪杰,得天下后如何治理,显然有些仓皇失措。他喜欢表演,本来不是坏事,但治国而信任伶官,就出了大问题。他听闻蜀中君臣玩乐,举兵伐蜀,迅速获得的胜利,让他完全迷失,先后处死了权臣郭崇韬与名将朱友谦,激起河北起兵反叛,他也死于乱兵之中。冯道在庄宗时因父亲去世,归乡守丧,恰好遇到岁灾,他将所得俸馀,全部散发乡里,自己所居仅草屋而已。大约也因为这样,他躲过了庄宗末年的动荡。

唐庄宗像

继任者是明宗李嗣源。他本是庄宗父亲李克用的义子,比庄宗年长甚多,军功尤著。庄宗怀疑功臣,李嗣源在河北拥有重兵,不自安而举兵向阙,接续庄宗称帝,是为明宗。明宗出生沙陀,文化不高,求理甚切,在位八年,是五代治理最安定富乐的时期。明宗即位之初,就询问:“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并称许:“此人朕素谙熟,是好宰相。”这时冯道恰好服阙归朝,不久就入相,官称是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冯道任宰相后服事的第一位皇帝。

明宗在位,屡遇丰年,天下富足。明宗上朝,经常向冯道询问民间之事。冯道与明宗的对谈,留下许多记录。如一次讲到国家安定更应“日慎一日”,即不可有丝毫懈怠,冯道举例说:“臣每记在先帝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殆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以道途走马来作比方,山路险峻,因此而加倍小心地控驭马辔,但到平地,不免疏忽,反而出事了,以此告诫明宗,太平时节为政更要小心谨慎。天成四年(929)八月某日,明宗问冯道:“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农业丰收,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如果歉收,谷物价贵,百姓不免因此而挨饿,天下丰收,谷物价贱,农民也不免受到伤害。聂夷中是唐末一位不太有名的诗人,他的这首《伤田家》,却写出农家的艰辛。一般来说,每年蚕丝上市要到农历五月,秋谷成熟要到八月,可是农民为了借钱度过艰难的冬春之间,二月已经将蚕丝低价卖出,五月就将秋谷卖出,其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诗的后四句,诗人希望君主关心民生,不要老是追求奢华的生活,更多地应该关心流离失所的农民。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冯道利用机会,告诉明宗下层生活的艰难,将白居易的愿望变成事实。据说明宗听后,很受感动,称赞“此诗甚好”,马上让侍臣录下,经常讽读,以为警诫。

长兴四年(933)明宗病重,没有处理好传接程序,导致长子秦王从荣异动被杀,次子宋王从厚继位,是为闵帝,相对闇弱。养子李从珂从岐下起兵,夺取帝位,是为末帝或废帝,闵帝败死。这期间,冯道一直在相位,也担任明宗的山陵使。末帝入京,冯道率在京百官迎其入立,历来最为人诟病。似乎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谁当皇帝毕竟取决于实力,不是文臣可以左右的。

末帝时,冯道复归朝为司空,遭遇明宗女婿河东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向阙,末帝败死,后唐亡。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是为晋高祖。冯道再次送往迎来了一番,晋高祖也对他信任有加,他官居首相,职位是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够显赫的。

晋高祖像

后晋之建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向契丹称儿皇帝为代价,取得胜利。天福三年(939)九月,晋与契丹互加徽号,且确定以宰相为使。北方寒冷,生活艰苦,加上契丹不守信用,多有反覆,宰相如赵莹、桑维翰皆不愿前往,兵部尚书王权也以老病辞。据说分厅堂吏征求诸宰相意见,冯道索纸书“道去”,是主动承担。也载高祖告冯道:“此行非卿不可。”冯道没有推辞,且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立即准备起行。

从《旧五代史·晋高祖纪》的记载,冯道使契丹,是九月出发,次年二月返回,前后接近半年,所到又是契丹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冯道为首相,名气很大,契丹主甚至想要亲自郊迎,为臣下所阻。契丹给冯道充分礼遇,让他与契丹国相同列,赏赐也极其优厚。冯道其间曾有诗谢契丹主:“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这里“牛头”指契丹冬季渔猎所获的大鱼,“象笏”句则见契丹不将他见外。上京的祁寒让他怎么也无法适应,将所得赏赐,都换成了薪炭,用以取暖。自云:“北地寒,老年不堪!”这一年他五十八岁。契丹主也赏赐锦袄、貂袄及羊、狐、貂衾各一。他每次入谒,将四件袄衣全部穿上。夜宿客馆,则覆三衾方能入眠。曾作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夜盖三衾怕露头。”契丹主想将他留在北朝,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仅告:“两朝皆臣,岂有分别?”一切随顺。

到次年春初,终于放他南归。这时后晋已经迁都汴州,冯道作诗五首,写北使感受,仅有一首保存下来:“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他将自己的奉使,看成为国不顾身家性命的壮烈之举。天子指晋高祖,临行前以酒送行,认为此行成功与否,关乎国家安危。双节则指此行分别册封契丹主及太后以徽号,担负两重使命。颈联两句,以北荒冬雪与汴梁春花作比,写北国生活之酷寒,和回归晋京的喜悦。兔苑用西汉梁王典,代指汴州。最后两句,说晋之使团一行,因此行而亲如骨肉,但也难免有人身死北国,掩骨荒沙,增加无限伤感。

今人一般认为晋高祖割地称臣,有辱国格,在当时实力对比之下,也属无可奈何之事。就冯道来说,将此行看作系国安危、生死以之的事情。完成使命,令他释然。

晋高祖在位六年馀,以屈辱忍耐处理与契丹之关系,所幸相安无事。到天福七年(943)高祖去世,从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少帝即位不久,听信谗言,将冯道罢相,出任同州节度使,是为外守。同州在长安以东,是关中重镇,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同州的重要性不如唐时。冯道在同州时间不长,其间有一个小故事。《五代史补》卷三载,同州夫子庙经乱破败,有负责酒务的小吏愿以家财加以维修。冯道将此事交给判官办理,判官性滑稽,在冯道判后书一绝云:“荆棘森森遶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羞惭也大难。”杏坛是儒家讲学之所在,破败而长满荆棘,历任儒官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酒务是收取酒税的小官,地位较低,当时视为俗吏。判官是冯道的助手,他觉得长官不问,让俗吏修庙,实在很丢面子,意思是冯道应对此负责。据说冯道读后,面有愧色,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修庙。《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二说事情在冯道出镇南阳时事。冯道在同州年馀移镇南阳,不知二说何者为是。

冯道守外期间,晋廷与契丹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晋少帝不甘忍受契丹的逼迫,听信几位亲信的妄言,与契丹交恶,直至兵戎相见,导致契丹占据汴京,后晋灭亡。这时冯道方自南阳被召至汴。契丹主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此时德光已称帝,会同年号已发往各州使用,几乎要建立新的中原王朝。冯道无力改变于此,只能随顺,以他与契丹主之交好,尽力救护。次年春德光病重,裹挟晋臣北归,冯道也北行到常山,因偶然的变故得以逃脱。他南归汴梁,刘知远已经建立后汉政权,授冯道以太师。

后汉立国仅四年,是冯道悠闲而愉快的岁月。其间,他写了一篇自我表扬的长文《长乐老自叙》,叙述平生荣业。其中写道:“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佑。”他认为自己无论为人之表里如一,为家为国都尽到了责任,虽然历经艰险,几蹈不测,两度陷蕃,所幸能始终为善,终获天佑。这里,看到他世俗虚荣的一面,但人生有为,至老有成,报国报家,得享高龄荣华,沾沾得意,当然也都可以理解。

冯道晚年,备受尊崇,但也做了两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后汉隐帝刘承祐,感到大权旁落,诛杀权臣杨邠、史弘肇,激起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的反抗,率军攻破汴京,隐帝被杀。郭威希望冯道能推戴自己,但冯道就是没有反应。郭威无奈,只好借太后的名义,议立刘知远侄子湘阴公刘赟。其时刘赟在徐州,冯道被派往迎接,临行他问郭威:“公此举由衷否?”郭威指天为誓。冯道接到刘赟,返程到达宋州,方知郭威玩了一次与后来陈桥兵变一样的游戏,已经自立为帝,追杀刘赟的兵马,早就等在宋州了。刘赟败前,对冯道说:“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冯道助暴为虐,只能默然以对。

周太祖时,冯道仍受尊崇。待周世宗即位,恰逢北汉刘崇入侵,世宗拟亲征。冯道表示反对,原因是“陛下纂嗣以来,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世宗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世宗看到北汉的阴谋,认为如不给以痛击,必然长无宁日。历来论政温和的冯道,此时突然变得激动而亢奋。世宗说:“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是说唐太宗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冯道说:“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太宗英明果决,你不要轻言模仿。世宗说:“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冯道说:“不知陛下作得山否?”言下之意,你比太宗差远了。引起世宗大怒:“冯道,何相少也?”你不要以为年纪大,资格老,就可以轻视新立的皇帝。世宗是周太祖续配柴皇后的侄子,太祖无子而得继位,他的经历和身世显然都不被冯道看好,因此有这样一段争吵,这里看到冯道对世宗能力的忽视。冯道早年有诗“须知海岳归明主”,他一生都在盼着明主的出现。世宗虽最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的能力与气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推许为最得理想君主的气象,可惜冯道没有看出来。

周世宗像

两个月后,冯道去世。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说所作文章篇咏编于家集,《宋史·艺文志》著录其集六卷、《河间集》五卷、《诗集》十卷,都不传。今存其诗完篇不足十首,有两篇颇为有名。一首是《赠窦十》:“燕山窦十郎,敎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窦十是窦禹钧,其五子仪、俨、侃、偁、僖,皆擢进士第,后为名臣。冯道写诗祝贺,认为父亲教子有方,五子皆得成名。诗很简净而有精神,表彰窦禹钧之成就,也包含美好祝福。以后流传《三字经》中“窦十郎,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就据冯诗改写。但《册府元龟》卷七八三录此诗作“澶察窦郎中,于家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很可能是初稿。另外还有一首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见于南宋以后记载,真伪无法判断。所谓祸从口出,闭口少言,自是官场名言,倒也符合冯道的人生体悟。

对冯道的评价,《广卓异记》卷五引《五代史》云:“冯道三入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岁,所得之寿,所终之月,皆与孔子同,但先孔子一日。”与孔子相比,自属不伦。《册府元龟》卷三一〇云:“道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置,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这是宋初几年所修《周世宗实录》附冯传的史臣赞,这里的冯道接近于政治与道德完人,是五代政治的中流砥柱。但宋太祖末修《旧五代史》时,已经提出了他的操守问题:“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谓之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乎?”可以看到宋人政局稳定以后,对于臣节问题之重视。百年以后,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更将其提到礼义廉耻所不能容忍的高度,加以显斥:“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这里看到欧阳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冯道的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你做过什么,只要你对皇上不忠,就该一票否决,表达的是宋人在全盛时期的道德追求,至于冯道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能做什么,就完全不加考虑了。

俗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为执政之有效贯彻,必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这是一般常识。冯道从入仕开始,事实上经历了六个时代(含刘守光称帝与契丹入汴),先后服事的君主多达十二人(刘守光,唐四帝,晋二帝,契丹主耶律德光,汉二帝,周二帝),具体事实均见前述。以女子从一而终的立场说,他应对哪位皇帝始终如一呢?就五代各朝的实际运作来看,朝政之运作与王朝之更迭,似乎都在不同步间运行。后唐灭梁,对梁的官员尚有处罚与甄别,政权稳定后,多数仍接纳留用。后唐以后各代,则君位的去留取决于谁更能掌控禁军,新君的核心成员多用幕府旧人,涉及军政人事的更迭与重大政治转向,都由君主与其核心幕僚决定。如庄宗之有郭崇韬,明宗之用安重诲,晋祖之重桑维翰,皆是。至于朝廷之日常运转,如朝会之礼仪,地方官员之选派,赋税之征集与分派,宫殿道路之营筑,则由宰相负责,六部随班,九卿尽职。后唐以后四朝,皇帝如走马灯般地轮换,政府则始终运转正常。重大变化发生,百官不过跟着宰相迎接一下新君而已,新朝仍须运转,各官仍安其位可也。可以看到,即便唐末帝与晋高祖之极端对立,新朝建立以后,对前朝的人事极少加以惩处,清泰朝的显官多数仍保留待遇,得以善终。军事决定君位,宰相运转朝政,明白晓事的宰相则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权限所在。《旧五代史·冯道传》中有一段记载很可说明一切,“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事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天下是皇上打下来的,涉及军事进退,国家安危,仍请皇上决断。宰相仅在中书按规矩办事,中书有偏颇失职我负责,涉及军事问题则决不发言,一切皆听圣断。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冯道对权力边界的清楚认识,决不越雷池半步。当然,王朝兴亡,皇帝负全职,无预宰相事,也可以体会。这是五代的特殊情况,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立场来要求冯道。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0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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