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至20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将在长沙举行，该论坛系博鳌亚洲论坛推出的第三个全球专题论坛。

据悉，从经济发展与安全的角度成立专门论坛平台，在国际上尚属首次。论坛下设二十余个分论坛，将聚焦维护“一带一路”安全、全球生态安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等议题共商共议。

针对前述个热点话题，政知君对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进行了专访。

中国保护措施仍未跟上“走出去”的步伐

政知君：目前中国的海外利益大致是什么情况和规模？

金灿荣：近些年，我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很迅猛，发展速度比预期要快，人、财、物都在“走出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海外有约280万中国留学生。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国，约有300万中国工人在世界各地（海外）进行工程建设。同时，我国还有约700万商人在海外经商，仅在非洲都有100多万，其他地方就更多了。总的来看，目前中国有超过1000万人长期在海外学习、生活、工作。而短期赴海外的人数规模，中国同样堪巨。新冠疫情暴发前一年，2019年中国的海外出游人数位列全球第一，达到1.69亿人，差不多比排名的第二美国多出将近1亿人。

另外，中国的海外资产也很多，一部分是金融资产，一部分是固定资产。有数据披露，我国央企在海外资产约有8万亿元，民间数额并不明确，但一定也不少。

政知君：最近巴基斯坦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恐袭事件，您如何看待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

金灿荣：需要承认的现实是，我们人、财、物大量而快速地“走出去”了，但确实面临着保护措施跟不上的问题。

三四百年前的欧洲人进行对外贸易时，采用的是“三管齐下”的模式。先依靠军事力量占领土地甚至殖民，然后是商人、传教士介入。而我们国家目前是“单兵突进”的模式，主要是企业自主地“走出去”，所以其他的保护措施有些跟不上。

另外，我们整个学界为保护中国投资、中国利益提供的合理建议也不足够，往往还是将以西方主导的行为框架作为学术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走出去”

政知君：既然保护措施仍未完备，中国必须要“走出去”吗？

金灿荣：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具体而言，从“一带一路”倡议来讲，这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选择。

首先，“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有经济上的需要。中国制造业GDP已位列世界第一。疫情前，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32.4%，相当于美日德韩之和，也就是我们一家相当于排位第二到五位国家之和。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很强、产能充足，可国内市场毕竟有限。为解决市场饱和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就需要“走出去”。

同时，“一带一路”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需要。一直以来，全球财富还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这里面发达国家占据中心。但是发达国家只占世界各国的20%，80%的国家还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都有着发展愿望，但是国家发展总是需要前提的——政治稳定、基础设施等，这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的基础。

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无疑可以为他国解决基础设施上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国有供给能力，“一带一路”便孕育而生。加之中国一以贯之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带一路”是一个惠及发展中国家，多方共赢的倡议。

再有，是中国的战略需要。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际上是需要承担起帮助他人的责任，同时也需要获得国际认可。

多举应对海外安全威胁

政知君：针对安全困境，我们是怎么应对的？

金灿荣：面对前面提到的诸多困境，国家当然也正在想办法应对、改善。

第一，我们进行投资时候越来越注重评估安全情况，相对更加慎重。据我个人观察，现在许多“一带一路”的大项目的拓展越来越稳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三年发展势头是很迅猛的，但从2018年开始逐渐向平稳过渡，更多聚焦完善原有的项目。当然，这和2018年开始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等也有关系。

第二，在投资新设项目时，引入更多国际投资。例如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工业园区项目，有意识地拉取马来西亚投资，这两个国家文化背景相近，互相也更了解一些；由于欧洲企业对于在非洲建设项目更加熟悉，因此我们在非洲的项目也常常会引入欧洲投资。

第三，技术性地也在进行一些尝试，比如成立跨国安保公司。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派出内部人员雇佣当地人员进行安保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商业性办法，比如华为会为海外派出人员购买高额的人身保险，在遇到绑架之类的事件时至少可以寻求更多方面的帮助。

第四，国家的海外安保力量也有所铺垫。公开报道显示，解放军官兵曾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训练。那么如果当地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提供给咱们的选择也会多一些。

国家也一直在强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软实力，长远看这对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权益也是很有帮助的。

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政知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我们为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金灿荣：全球治理从前都是西方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这样的局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从西方主导走向了中西共同治理。中国从此前的资源接受方转为资源供给方，全球治理资源变得更加充裕。目前，基本在所有的全球问题上都有中国方案，这对于全球治理当然是积极的、有益的。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有一个显著进步，体现在由于中国的介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发展资源可以得到一定保障。从立场平衡方面来看，中国始终都不忘为了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其争取更多利益。坦率地说，从前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更多的是为了维持国际稳定，而中国确实是为了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还是有显著区别的。

政知君：能不能举例详细谈谈？

金灿荣：以应对气候变化举例。中国作为大国，向世界做出碳中和、碳达峰承诺的同时，也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

人类近代以来的工业活动确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理应控制、节制。可目前全世界有80%的国家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环境应对措施“一刀切”，一些国家的发展或将更加无望。因此中国坚持上述原则，不光是为了维护中国利益，同时也为了维护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碳排放总量最大。并且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强、生活水平高，也理应在气候、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

来源/政知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岩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