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一首《社会主义好》奋发激昂，用浑厚的旋律、朴实的歌词把人们带回了热火朝天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8年，李焕之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指挥群众唱歌（李大康供图）

《社会主义好》由霍希扬作词，李焕之作曲。李焕之长子李大康记得，父亲曾撰文回忆过《社会主义好》的创作经过。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掀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学习和讨论热潮。当时，在中央歌舞团创作组工作的霍希扬专注于歌词写作，李焕之则是团里的艺术指导，此前，他们有过很多合作。两位老搭档商量，应该有一首歌唱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歌曲。很快，霍希扬就交出了歌词，李焕之的谱曲也进行得相当顺利。

《社会主义好》完成后，李焕之把它分别寄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1957年8月，《北京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好》，在群众中迅速传唱开来，中学生和大学生特别钟情这首作品，到1958年年初，《社会主义好》已经火遍了全国。李焕之本人也带着这首作品走进了群众当中，1958年，他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教唱《社会主义好》，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里指挥群众演唱。1964年，在巢湖的水利工地上，他也带着大家唱起了这段昂扬的旋律……

1964年3月，李焕之在安徽巢县亚父公社连圩工程兴修工地，慰问演出后指挥社员们齐唱《社会主义好》（李大康供图）

谈及《社会主义好》的艺术风格，李焕之曾说，他希望采用一种“刚健而明亮”的曲调。1943年，李焕之在延安参加新秧歌运动时，特别喜欢一段活泼通俗的民间音调，突出了其中的“mi”和“sol”两个音，“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旋律脱口而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则唱得更加响亮，“人民地位高”用了向下的跃进，低回的唱法比声嘶力竭的高喊更动人。“反动派被打倒”充满了义愤之情，短促的节奏延续到“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一句，饱含对反动派的蔑视和嘲讽。“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先在高音上多做停留，充满号召的力量，然后用斩钉截铁的方式表现人民群众保卫、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定意志。

“父亲说，1946年创作的《民主建国进行曲》（后改名为《胜利进行曲》）是他歌曲群众化的第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好》是这个探索的延续。”这些歌曲缘何能广为流传？在李焕之看来，他“初步体会到，要用群众的语言表达群众要说的话”。

不管歌曲还是器乐作品，李焕之都擅长运用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从1938年到1945年，李焕之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了七年，为艺术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比如，家喻户晓的《春节序曲》中，那段温情美好的双簧管慢板，就取材于陕北的民间小调《二月里来打过春》。闹秧歌时，大家跳累了，老伞头在人群围成的圈里暖场子，打着旱伞载歌载舞。1962年，在家中接受采访时，李焕之就学着老伞头唱了起来：“紧打锣来慢打鼓，唱一阵歌儿跳一阵舞……”直到现在，李大康还清楚地记得这段歌词和父亲当时兴致勃勃的情形。

1999年1月2日，李焕之80岁生日时，李大康（右）与父亲聊一些过去的事儿（李大康供图）

在李大康的记忆里，父亲为人相当低调，“不问就不说”，以至于一些有关父亲的事情，他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李大康是业内颇具声誉的录音师，1982年，代国歌恢复采用田汉为《义勇军进行曲》所作的原词，并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李大康参与了国歌重新录制立体声版本的工作。编辑和工程师对他感慨道：“你父亲为国歌编配的伴奏太棒了！”李大康愣住了，他竟从没听父亲提起过。回到家中，向来低调的父亲听到他的疑问，才讲起了背后的故事。早在1950年，出于“情不自禁的热爱”，李焕之就在钢琴上摸索与《义勇军进行曲》匹配的和声语言。1951年，李焕之参加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赴欧洲巡演，有些场合需要演奏国歌，于是他第一次为国歌编配了管弦乐伴奏。此后，李焕之又几次修改。1954年，面向全国征集国歌伴奏时，李焕之的版本从众多的稿件中脱颖而出。

1958年3月，李焕之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教唱《社会主义好》（李大康供图）

探索，是李焕之终生秉持的精神。“我特别注意，在手法上写得平易近人而不单调，亲切悦耳而不平庸，为交响乐如何才能做到群众化、民族化进行一些探索。”李焕之曾这样说道。李大康参加工作不久时，一位老工程师听说他的父亲是李焕之，突然就来了精神。原来，1960年，这位工程师曾为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的第一次春节联欢会担任现场转播，联欢会的开场节目就是《春节序曲》。“太好听了！一听到这首曲子，就想起了在家过年的情景。”工程师说，“以前我就是不喜欢交响乐，听不懂，那次听过《春节序曲》，一下子就改变了我对交响乐的看法。”

“虽然运用的是西洋乐队、西洋技法，但父亲特别注重民族音乐。”曾有一段时间，乐坛中有人只重西方交响乐，却轻视民族音乐，李焕之坚定地表示，两者必须平起平坐。这种“注重”，李大康也在传承着。从事录音工作四十余年来，李大康录制的箜篌与箫组曲《清明上河图》、李泰祥《台湾幻想曲》等作品分别获得过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奖大奖、法国戛纳唱片展大奖等重要奖项。“怎样在音响上把中国作品录得更好、在韵味上让听众更喜欢”，是他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回答的问题，“录制西洋交响乐，我们并不比别人录的差；要录中国音乐作品，他们比不过我们”。

建党百年之际，《社会主义好》再度回响于中华大地。听着熟悉的旋律，李大康脑海中有时浮现出两个瞬间——一向不爱夸耀自己的父亲，也有偶尔“得意”的时候。其中之一是关于《黄河大合唱》。作为冼星海的学生，李焕之曾数次指挥《黄河大合唱》，“到底有多少次，根本数不清，但唯独有一次，他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观看《黄河大合唱》，指挥正是李焕之。当“那么你听吧”的朗诵结束，李焕之手势一下去，一百多人的合唱团“咳哟……”的呐喊喷薄而出，吓得美国军人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每每提到这段往事，李焕之都会嘿嘿一笑。另外一次“得意”是1957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李焕之指挥北京青年业余民歌合唱团演绎了四首中国作品，其中两首都由他编配。这一次，合唱团捧回了金质奖章，中国合唱首度在国际上斩获大奖。

1951年7月至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团在东欧巡演时，李焕之担任指挥（李大康供图）

深厚博大的家国情怀，始终奔流在李焕之的音乐里。究竟什么样的歌曲能得到一代代人民的喜爱？从父亲身上、从《社会主义好》中，李大康似乎能找到答案：“能够传唱的好歌，我觉得无非有两点：曲调是人民大众熟悉的朗朗上口的音乐语言，歌词是百姓们想说要说甚至是憋不住的心里话。” 

文/高倩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