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期《火种》《革命者》《山盟》《日出东方》《中国脊梁》《典藏1921》等一系列献礼建党100周年主题出版物的相继推出，“上海出版”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回望百年筚路蓝缕历史征程奉献了丰富生动的读本。这些作品既有刻画革命先烈精神成长之路，也有回望百年前社会文化思想的积聚突破，更汇聚了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涌现的英雄人物群像。身处当下的读者，能够通过这些作品重温历史浩荡洪流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历程，初心不改，矢志前行。

塑造精品力作，勇攀文学高峰，是每个写作者心中的远大目标，如何塑造融入当代文化气息的红色题材经典，也正在许多写作者和出版人的思考与探索之中。而回看“上海出版”过去孕育的红色经典，或许能够为当下红色题材写作及出版提供一些启示和经验。

在今年多个致敬建党百年的红色经典书单中，作家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被反复提及，它描写了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役，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红日》之所以从当时众多同类军事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有较好的刻画，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真实而又可信，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存在的局限。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推广宣传与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2年，吴强从军队转业到上海，至1956年，他完成了八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与人物简表，之后他前往南京完成了这部作品，在为作品征求修改意见时，老作家巴金和傅雷提供了许多想法和建议。最终这部作品由中青社于1957年出版面世，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将其改编为电影，成为影史经典，连环画版则于1978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多年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9年推出最新版《红日》，重现红色经典的时代风采。

在另一些红色经典的出版过程中，可以看到更多属于上海出版人的独具慧眼与立意格局。被老作家魏巍称为“我们的女兵”的作家菡子，曾在朝鲜战争前线工作了八个月，为上甘岭战役与黄继光写过通讯篇章。晚年在沪居住时，她提出可组织出版一些反映革命女战士风采的图书，知名出版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前社长江曾培回忆说，当时这一具有创新性的选题，立即被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支持同意，并将作品定名为《女兵列传》，由于可纳入值得书写的革命女战士较多，出版社决定以丛书的形式一集一集推出，作家丁玲为丛书写了纪念向警予的文章，曾克、严金萱、茹志鹃等有着革命经历的作家叙写了自己的故事。江曾培表示，这套丛书先后推出三集，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成为具备革命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献。

让江曾培记忆尤深的另一个出版故事发生在编辑张森与军旅作家黎汝清身上。1986年，张森前往南京向黎汝清邀稿，获悉后者正在以皖南事变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已经与一家北京的知名出版社联系，但对方还未答复。知此消息后，张森当即与江曾培讨论此事，力争获得此书在上海出版。1987年，黎汝清完成六十多万字的文稿，张森立即取回上海编辑部审阅，江曾培回忆说，当时编辑部看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部结构恢弘、内容深邃的作品，不仅突破了作者原有的创作水平，也打破了当时军事小说、历史小说创作的某种胶结状态”。然而为了精益求精，这部作品并未立即出版，出版社邀请黎汝清来上海改稿，在延安饭店闭门修改，多次与编辑交流后，黎汝清进一步完善了《皖南事变》的创作。修改后的《皖南事变》集中聚焦了这场“事变”中人与历史的纠缠，在创作视角上进行了很大的开拓和突破。之后，责编张森将书稿排版校样，第二次请黎汝清来沪住进延安饭店闭门看校样，如此在作者与编者双方稳妥细致协力下，《皖南事变》正式出版，赢得广泛好评和历史性的赞誉。读完校样后，江曾培还陪同黎汝清前往武康路巴金先生的住所拜访，离开时，黎汝清表示，与巴老交谈让他“受到了一种文学精神的熏陶”。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修晓林告诉记者，上世纪像《战火中的青春》《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过程中编辑都有深度参与，例如《铁道游击队》的出版与完善，离不开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元化先生、责编刘金与作者刘知侠之间的反复沟通。而他也感慨，大多数编辑都是在背后做着默默无闻事无巨细的工作，却很少为此留下文字记录。

仅仅是如此一小部分被记住的上海出版人身上的故事，也足够让当下的我们意识到，精品力作的出现背后少不了开放视野、坚持品格的出版编辑精神。借用一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先生的话来说，编辑生就一颗“编辑心”，长了一双“编辑眼”，有此“心眼”，路路皆通，再联系到巴金先生说的“把心交给读者”，如此才可能在任何时代，发掘从红色题材、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写作的突破点与闪光点，为这座城市的出版口碑添砖加瓦，与作者一起打造经典精品，回馈时代与读者大众。

文/郑周明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