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一座被时光偷走的商场。上海的虬江路音像城，北京的东安市场，杭州的七堡百货……它们见证都市的繁华，目击往来过客的悲欢，经受时代的跌宕。最终，有的被彻底拆除，在城市的天际线中失踪，有的被迫转型，不复人们记忆里的模样。

最近完结的台剧《天桥上的魔术师》，则把目光落在了台北的中华商场。五家商户，九个少年，导演杨雅喆试图借此召回，消失的商场，失踪的伙伴，逝去的年代。

记忆裂缝：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

中华商场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容器。1961-1992，从建成到拆毁，不过短短三十年，却是不少台湾人重要的记忆地标。商场落成前，这里棚屋错落，是外省人可怜的栖身之所。而后，八栋三层建筑拔地而起，它们以古老的“八德”为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迎接崭新而多难的时代。

如果要用一句话描述《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组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上世纪八〇年代，中华商场的天桥上来了魔术师，不同的大人、小孩、青少年遇到他，都会看见内心的渴望、不足与不满，最后，他们因为魔幻时刻，创造生命中的奇迹。

似乎又是一个“大时代，小人物”的老套叙事，但事情并非如此。杨雅喆找到了准确打开故事的钥匙，那就是——记忆。

这个十集的迷你剧集，脱胎于吴明益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书里刚好也有十个故事，但改编并非亦步亦趋，杨雅喆保留骨架，重填血肉，重写故事。

吴明益的笔端，每则短篇都以回忆启动，文字平白，有意模仿追忆口吻。我们追随长大的商场少年们重返故地，忽而就懂得了那时候还不懂的忧伤，忽而就和那些闯进日常的奇幻物事迎面相遇。比如，厕所里的斑马，活过来的石狮子，透明的金鱼，舞动的纸人……吴明益和杨雅喆一定同意马尔克斯的说法，没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只有“真正现实主义”，魔幻飞升，无非是现实的一种。

相同的人物，在这十篇小说里穿梭往来。这一篇还是主角，后一篇就变成了龙套，就像这些人当年在中华商场里乱跑。但读着读着，我们就搞不清叙事者是谁，这篇的“我”和上篇的“我”，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吴明益说，“故事是黏土，是从记忆不在的地方长出来的。”这里没有纪实报告。吴明益的小说是对中华商场的“回忆”，而杨雅喆的剧集又是对小说的“回忆”。

所谓回忆，就是潮湿又暧昧，没有唯一的答案。鞋店的Nori、小不点兄弟，钥匙店的阿派（还有他的死党阿猴）、阿盖兄弟，眼镜店的小兰，书店的大珮、小珮姐妹，宫庙的特莉莎，杨雅喆移花接木，赋予了少年们更整全的故事线。

小说以大人的目光回眸往昔，剧集则以小不点的追忆贯穿始终，仿佛少年身体里住着个老灵魂，娓娓叙说那些“消失”。经过了大规模改写，为什么我们依然觉得，这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杨雅喆将裁缝店猫妖的故事，拍得如王家卫般迷离氤氲。又将小兰和阿猴那个《恋恋风尘》般的残酷青春故事，改成了《荼蘼》那样的人生AB面。而飘忽游离的魔术师，变成了每集固定的登场人物，并获得了比小说更明确的表意——人间菩萨。但万变不离其宗，杨雅喆始终抓住小说那句点题之笔：“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Nori消失了，特莉莎消失了，小珮和她的父母消失了……就连讲故事的人——小不点也险些消失。

消失，才让我们意识到曾拥有过什么？不想失去什么？

时代造像：八〇年代的死去活来

上世纪八〇年代，是中华商场“死”前的最后时光，也是整个南方岛屿的特别时刻，经济腾飞，社会开始松动，从戒严迈向解严。

柯裕棻说，“铁道还在的时候，任何一列西线北上的火车进入台北都心之前，都会先经过萧条的清代旧城艋胛，经过喧闹的日治旧区西门町南侧，经过叮叮作响的平交道，再经过中华商场的后面——这几乎是穿越近代历史的光阴序列……也因此，中华商场总是外地人最早看见的台北日子。”

剧组耗资1.5亿新台币重建了中华商场，杨雅喆能复活中华商场和上世纪八〇年代吗？最初的冲击来自第四集，没人想到，杨雅喆会将白色恐怖的阴霾，投向大小珮姐妹。大小珮和小不点他们，向同学贩售名为“笑刊”的政治讽刺漫画。而姐妹俩的父亲柴爸是隐没于世的读书人，念过西南联大，现在偷偷翻印着违禁书刊。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怖。在阿盖眼里，监视柴爸一家的秘密警察，仿佛马头人身的怪兽。最终，正是这些怪兽将柴家推向火海，大珮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而在小说里，这场大火无涉政治，更像是悲情的宿命使然。大珮失魂落魄回到学校，遭老师呵骂：如果早点举报家人，就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猛烈的教鞭抽打下，大珮抬头反问：老师会举报自己的父母吗？ 

不知大珮是否还记得她曾与妹妹读过的那首诗？彼时的她们尚不知，这些控诉时代的诗句，也成为她们命运的谶语：

天空为什么只有一种蓝/草地为什么只有一种绿/夕阳没有禁云朵游行/南方出生的焰火/不曾勒令北方沸腾的锅炉闷声/枪支却在五千年的暗夜响起/众神制作出一张没有梦的床/拔去羽翼/飞鸟才有返家的归期

此外，Nori的故事变成了一曲跨性别者的哀歌，特莉莎的故事则隐微传达着性侵少女的窒息。这些统统是杨雅喆的新编，而他的野心早在剧集的片头就昭然若揭。映衬着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一帧帧旧照浮现，宛如打开上世纪八〇年代的时光相簿：缅怀蒋经国逝世，股市交易所兴奋的脸孔，当街肢解孟加拉虎……时代的迷狂、眼泪与凶暴，呼之欲出。

批评的声音指出，杨雅喆将中华商场又拆了一次。上世纪八〇年代，何来如此明目张胆的性别霸凌，白色恐怖也早已变成虚弱的远景，禁忌读物惹不来杀身之祸。

杨雅喆说，“虽然活过了上世纪八〇年代，去过中华商场，常去佳佳唱片，但也不代表我有半点情怀，中华商场拆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一开始没有很想拍这个年代。”真正吸引他的，是“书中写到的小孩、青少年和失意中年人”。对导演来说，更重要的，或许不是为旧时代还魂，而是为今日造像，如何从中华商场的大人小孩身上，看见我们自己。

Nori这个樱花少年的故事，也是玫瑰少年的故事。特莉莎的故事，也是林奕含的故事。白色恐怖的故事，如果把它的内核理解为，对权力的警惕，免于恐惧的自由，那么，这也是今天仍会上演的故事。

政治，性别，权力，这些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议题。在杨雅喆这里，上世纪八〇年代，因为失真而死掉了一次，但也因为失真，又重新活过来。它就是现在。他们，就是我们。

文 | 淹然  编辑 |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