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最后，安然带着弟弟走在马路上，她面临的那个选择困境真的是困境吗？作为男性的我在思考，当代中国电影如何完成女性书写？如何传递女性困境？

安然，是这部影片女主人公的名字。她处于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因为想要个男孩，便让她装瘸。谎言被揭穿后，安然遭到了父亲的痛打，这也成为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家人的重男轻女让她一心独立远离家庭，但一场车祸，父母双亡，给她留下了一个很少见面的弟弟。最终，在选择抚养弟弟和实现自己到北京读研的理想之间，她犹豫不前。

影片中的安然，个性强硬，试图与家庭、家族决裂，沿着自己的人生规划在这个世界闯荡。她不依靠父母完成学业，可以坚定地卖掉名下的房子；她不仅可以放弃父母替她选择的职业，而且敢于硬怼“权二代”女医生；她为了事业可以毅然决然与拖她后腿的男朋友分手；她少了一些所谓的“女人味”，短发、长裤、素颜……

作为独立个体，安然是一个具有反叛意义的“中性人”：她反家庭、反性别、反权力；但她又渴望家庭，希望能够得到家庭的承认，得到亲情的慰藉，不管是她在男友家中的表现，还是在父母墓前的告白，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时，她也渴望爱情，渴望有一处情感归宿，所以当她遇到挫折，便在屋顶上向男友倾诉，以寻找一份依靠。因此，强硬的安然又是软弱的，中性的安然又是女性的，脱离家庭的安然又归属于家庭。

由此，一个二律背反的安然诞生了，背后是严肃的现代性话题：个体的身份认同。这不是只有女性才会遇到的窘况，所有今天独立存在或者试图独立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都遭遇这样的困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身份的模糊就意味着任何选择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只要这个选择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选择。或者说，不是个体被时代所吞没，而是个体掌握了自己在时代里生存的法则。就如电影结尾，安然选择了要回弟弟，并带着他开启了另一段选择的道路——继续给弟弟找抚养人家，还是离开弟弟去闯北京，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带着弟弟去闯北京……

但很遗憾的是，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引起了争议。

影片把安然遇到的成长问题全部呈现为男权社会下的男女对立。家庭“重男轻女”的根本原因是延续血脉、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及相应的宗法观，这也是影片中朱媛媛扮演的姑妈“长姐若母”的历史原因。安然所在的这个家族，对于女性是忽视甚至压榨的，而姑妈就是最好的见证，牺牲了一切，完全没有自我。在当代社会的视角里，安然脱离这样的家庭甚至背叛家庭是必然的。

除了家庭本身的生育观问题，编导创作者在影片中展现的“男女对立”，也大大削弱了安然的自主选择性，逼迫她不得不离开。本片中，所有的男性角色都被“阉割”或者扭曲变态：安然的父亲强迫女儿装瘸，事情败露后殴打女儿；安然的姑父偷看她洗澡；安然的舅舅固然有善良的一面，但大部分时间里是个渣男；安然的男朋友是个妈宝男，怯懦毫无主见；撞死其父母的大货车司机，不敢承认饮酒驾车，逃避责任；一个子痫孕妇的丈夫在关键时刻不顾妻子的安危选择“保小”。

反观安然接触的女性则都要“优秀”得多，她对家庭残存的美好记忆是童年母亲为她洗头；她最信任的亲戚是姑妈；即便是跟她吵架瞧不起她的女医生，也为子痫孕妇的遭遇流下了眼泪。

上述种种情节设置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是当它们被集中在一个故事里，还能给剧中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吗？即便安然的舅舅也会偷偷去看她死去的父母，即便弟弟对姐姐说“我只有你了”，但这些情节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很难支撑安然作出一个否定自己当初决定的选择。而这也大大削弱了本片作为女性电影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应该是斗争，而是能够冷静地思考女性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独立发展，以及如何正视男性、与男性共存。

安然能否真正地实现“安然”的选择，她是否真的有选择权？故事给她的机会并不多。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女性生活的现实，看上去有的选，实际上没的选。

文/水满则溢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