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与露丝的浪漫爱情故事荡气回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海难中，竟还有六名中国幸存者。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幸存者被送至纽约港口。其他人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只有这六个中国人的经历被刻意抹去，甚至，他们的求生经历还被诋毁报道。此后的一百多年，泰坦尼克号相关的记载中几乎不见六人的踪影，世人也从未得知他们获救后的去向。

幸运的是，现今，这六位幸存者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被提及和忆念。经过长达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时的调研工作，纪录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试图还原一段缺席的历史，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国幸存者“正名”。影片将于4月16日（本周五）上映，由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罗飞导演，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主创团队希望借由此片告知世人“泰坦尼克号留下来的不应当仅仅是爱情，还有六个被抹去的中国幸存者”。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中国幸存者片段

露丝获救灵感来源于最后被救的中国幸存者

作为纪录片《六人》的监制，卡梅隆在日前的影片首映式上专程发来了视频，他透露说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露丝趴在门板上等待营救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现实中被救起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中国人FangLang（方森，也叫方荣山）的故事。

而且詹姆斯·卡梅隆还在《泰坦尼克号》中，拍摄了中国幸存者的这一情节，只是在1997年上映时被剪掉了。2012年“泰坦尼克号”海难百年，3D增补版上映时，这个镜头得以被恢复。

据考证，泰坦尼克号上共有八位中国人，六人侥幸生还，其中一人搭上了一艘救生艇，另外四人找到了客轮右舷最后一艘破损的救生艇逃生，而FangLang抱着一块门板漂浮支撑了四五个小时被14号救生艇救起，他是泰坦尼克号上最后一位获救的人。

六位幸存者中，FangLang的资料也是最多的，在当时多位幸存者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这位FangLang，有记载说他在被冻得失去意识前，浮在门板上，并把自己绑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一片残骸上，被发现救了上来。二等舱幸存者夏洛特·科列曾回忆说，他们看到海中漂浮的FangLang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我们朝他大喊，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在救生艇指挥官罗威与乘客们把FangLang拖上船后，五分钟内他就恢复了体力。后来，14号救生艇决定返回救人时，由于FangLang做过船员，看到有人不会划船，就自告奋勇帮忙划船。“他见身旁的水手累到划不动桨了，就主动把水手推开拿起桨划起来，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罗威也说：“……如果我还有机会搜救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六次。他像个英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将露丝救上船的军官原型人物正是这位哈罗德·罗威，他是沉船泰坦尼克号上的五副。

詹姆斯·卡梅隆对《六人》调研团队、制作团队献上敬意：“长达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时的调研工作，这是一部我深感荣幸参与其中的影片！”卡梅隆希望观众和他一样，在看完《六人》后，为泰坦尼克号上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而感动：“《泰坦尼克号》应该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提及何以邀请到詹姆斯·卡梅隆担任影片监制，导演罗飞透露，起初困难重重，他们不知如何才能与卡梅隆取得联系，后来多方辗转和卡梅隆的律师团队及经纪团队联系，给他们发了邮件，结果一位律师看到电子邮件后告诉了卡梅隆。卡梅隆导演当时表示，自己很早就关注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对这部纪录电影怀有浓厚兴趣，他邀请罗飞团队面谈。

随后的合作就变得简单多了，卡梅隆对《六人》提供了无偿帮助，他联系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版权方，帮助他们得到了在纪录片中使用影片片段的授权，做完这些后，还问罗飞：“还有什么我能帮助到你吗？”导演罗飞说：“团队预算有限，如果没有卡梅隆导演的帮助，这些电影片段的版权就是天价。”

《六人》的调查工作从一张三等舱船票开始

《六人》的导演罗飞(ArthurJones)是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曾拍过纪录片《海神号事件》《阳关三叠》《高考2020》之《高考前,我发烧了》等。

罗飞讲述说，计划拍摄《六人》是在2015年年初，当时刚拍完一部纪录片，老搭档施万克提议，拍一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罗飞当时还很好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后来他跟住在上海的朋友们聊天，发现他们也从未听说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的事。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就撞到海中冰山，2小时40分钟后沉没，1502人葬身海底，700多人生还，这些幸存者留下很多故事，他们的后代会经常骄傲地讲述家中长辈曾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而六位中国幸存者却在获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让罗飞感到好奇。《六人》首席研究员施万克也说自己拍摄这部纪录电影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他的700多个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他们的故事，唯独这六个中国人没有后代提起过他们的故事。”

《六人》的拍摄难在资料调查上，因为能找到的资料太少，主创和研究人员就像是探案，需要利用一切可用的蛛丝马迹以寻找结果。

施万克透露，他们的调查工作是从一张船票开始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有关泰坦尼克号的亲历者（包括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历史资料。当年泰坦尼克号船东白星公司的老板布鲁斯·伊斯要求登记每位上船的乘客，所以今天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查到这八位中国乘客的基本情况：他们都是男性，年龄在24岁至37岁之间，职业都是海员。

这八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张三等舱船票上，这八位中国人登上泰坦尼克号，原本是计划去纽约后，再去另外一条船上打工。当时华人在外国轮船上都是干最脏最累环境最差的活——锅炉工。整天为锅炉加煤烧火，住在锅炉房的煤堆旁，舱内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上，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为了节省成本，当时船务公司喜欢招华人船员，一张三等舱船票，票价56英镑9先令11便士，可供八人使用，工资只有同样工作的白人船员的五分之一。

船票上只是简单的八个英文拼写的名字，但是《六人》的研究团队却在每个名字上要联想出很多名字，因为有的名字可能是音译，有的可能就是小名，例如“阿林”，还有的人可能因为笔迹不清，导致名字出现几种可能。

这简单的八个名字，让研究人员猜测出了几十个名字，对于中文名如何写，更是多种猜测。研究人员依据这些可能的名字进行大量的调查，他们还上网查找所有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资料，在各种论坛上“寻人”。施万克说：“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些中国人的后代，因为其他700多位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国游客都有后代，他们都能很骄傲地说出来：‘这就是我们家里人的故事’，但只有这六个中国幸存者没有人说过：那是我爷爷，那是我爸爸……”

后来，在一个论坛的帖子下面，他们看到一个回复说他是一位中国幸存者的后代，研究人员想与这位发帖者联系，却发现这个ID已经不再使用，研究人员就根据这个人的ID，猜想了各种可能的邮件名称，发邮件过去，幸运的是，在众多发出的邮件中，他们居然得到了回复，被告知他是FangLang的后代，由此揭开了《六人》第一位后人的神秘面纱。

为了探访这六名幸存中国人的故事，《六人》摄制组的十几名成员在四年多的时间调查走访了中国北京、台山、香港，英国伦敦、南安普敦、布里斯多、利物浦，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简斯维尔、纽约，加拿大多伦多、剑桥、哈利法克斯等20多个城市，查阅了大量的报纸资料，走访了许多档案馆和资料馆。制片人罗彤讲述说，当时剧组结束了台山海边最后一幕的拍摄，整理素材时发现很重要的素材卡丢失，拍摄团队回到海滩，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小小的素材卡，结果高度近视的导演在一个被沙滩掩埋的小小的树叶下面找到了这个素材卡，这种“冥冥中的注定”，更加坚定了制作团队要将这段尘封了百年的历史向更多观众展现。

中国幸存者曾被扣上“贪生怕死、懦夫、偷渡客”的帽子

这六位中国幸存者，获救后被送至纽约，随后不到24小时内被驱逐出美国，他们乘坐“Annetta”号调头返回大西洋，向南驶往古巴，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海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人生的一道小坎坷，他们在经历了如此的颠簸后，非但没有受到应得的礼遇，还被西方媒体污名化报道，在之后的百年间颠沛流离，隐姓埋名地度过余生。各种“贪生怕死、懦夫、偷渡客”的帽子被扣在他们头上，还被杜撰成了“中国人不守规矩、狡猾、狡诈”的证据。

《六人》监制詹姆斯·卡梅隆道出了六位中国幸存者遭遇的不公：“他们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当时的美国不再向中国人开放，这种排斥只针对中国人，这些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要被美国驱逐出去。”六位中国幸存者的遭遇，正是美国在1882年至1943年实行的不公正的《排华法案》的缩影。

六位中国幸存者劫后生还，可是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抹黑，有说他们假扮成女人，上了救生艇，有说他们是从甲板跳进救生艇里去的，还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还有说法是其他乘客都非常“绅士”，让老人、女人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而这些中国人却不顾这些，抢先上了救生艇并藏在座位下面……在当时种族歧视的背景下，这些中国人的幸存，并非是机智或者幸运，而是依靠种种手段。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中国青年不顾妇女儿童的自私自利。

在这种污蔑之下，国内的《申报》在1912年4月22日也登载：“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帕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申报》是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尽管1909年已卖给该报华人买办席子佩，但一份报纸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不会因创办者离去而立即中断。该报接连数日对海难的“同步”报道多采用船上英国人的故事及英国人的视角。

为六位中国幸存者正名

然而，在一百年后，真相终于被揭晓，泰坦尼克号的700多名幸存者中，头等舱生还率62.2％，二等舱生还率41.5％，三等舱生还率25.2％，等级制度一目了然，而且这些幸存者中，男子占了一半，英美男子又占了其中一大半；最早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七只救生艇里，几乎全是头等舱的男女乘客，且大多空了一半座位。

《六人》的调查也证实，这六个中国人得以生还，是靠他们自己的坚韧和幸运。八名中国人，六位幸存者，这么高的生还率，也成为当时西方媒体抹黑的一个原因。《六人》的研究显示，这些中国人都是渔民出身，水性好，加上从事锅炉工这种苦活累活，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当然要比船上的达官显贵要好很多。此外，当时这几位中国人正在靠近船头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了他们最先看到灾情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施展自己技能逃生的机会。

至于被说成是假扮女人，导演罗飞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体型小，且留着辫子，在当时慌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让一些白人误解。

而那些“不顾老人女人以及偷偷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等指控，则更是无中生有。《六人》剧组做了一个实验，还原当时救生艇上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人登上的是最后几艘救生艇，和之前的救生艇不同，这几艘船是在船头船尾悬挂的小型简易救生艇，座位有的是用纸盒子叠成的，所以不存在他们可以躲进底下的情况。因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这六名中国幸存者是通过打扮成女子和躲在座位底下蒙混获救的。而且调查发现，救生艇上还有空位，但当时救生艇周围并没有妇女或者孩子等着上船。

导演罗飞表示，据他们调查的证据显示，这六名中国幸存者当年应该是和其他一些男乘客一起，在顶层甲板等妇女和儿童先乘救生艇离开后，才登上最后一艘有座位的救生艇。施万克也说，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展现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懦夫行为，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理应和其他幸存者一样被记录、被流传。

一百多年来，关于六位中国幸存者的这段历史不曾被提及，但人们却不该忘记，这不仅是六名中国幸存者的遭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依旧值得人们正视和反思。

令人遗憾的是，这六位幸存者留下的资料并不多，大部分后代对他们的父辈经历都所知甚少，对此，罗飞导演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非常内敛，对于经历了泰坦尼克号海难，他们不觉得是什么大事件，值得向家人大讲特讲；二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活了下来，而伙伴却去世了，“这件事情不值得炫耀。”

但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这六名中国人作为第一代移民，一生中经历苦难颠沛流离，但是剧组联系上的他们的后代，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罗飞说：“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些人的后代，他们特别欢迎我们来确认他们先辈的身份，为他们正名。”而在影片的尾声，五副罗威的后代与FangLang的后人相见，100多年的时光，在这一刻，终于没有缝隙地拼合到了一起。

罗飞导演说，纪录电影《六人》在现实中并没有结尾，“这只是开始，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引起更多人对泰坦尼克号、对那段历史和有关人士的关注。”

供图/子漪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