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申聪被拐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申聪的父亲申军良已经于日前赶往广州参加庭审，此次庭审，申军良夫妇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赔偿金额约为481万元。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了解到，该案今日经过4个小时的庭审告一段落，法院并未当庭宣判。据悉，庭上被告人张维平再次确认了“梅姨”的存在，有被告人家属提交20万元赔偿请求谅解，但申军良并未领取。

申军良说，虽然儿子申聪在各方的努力下已经找了回来，但人贩子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害却仍旧没有停止，15年寻子路让他从一个年富力强的企业管理者，变成了身背巨债的中年男人，申聪失去了亲人的关爱，也失去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而这起案件的人贩子涉案的还有7个像他一样的家庭，有些家庭甚至已经家破人亡，再也无法复原。所以，他要亲眼看着人贩子服法认罪，接受到法律的严惩，给这9个家庭一个公道。

同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自今年1月起，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该行动将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对比核查、扎实开展积案攻坚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公安部希望民众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疑似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积极协助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也希望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主动到附近的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免费的DNA信息采集以及相关信息补充完善等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家庭团圆。

寻子15年成功后再赴广州参加庭审

这一次去广州，申军良没有开车，而是改乘火车。大约一年多前，他去广州与儿子申聪相认，为了赶时间，他开车一刻不停，用最快的速度从济南到了广州。而这次，他的心态放松了很多。

从济南到广州的交通路径，申军良再熟悉不过，从2005年到2020年，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申聪，他无数次在两地奔波，路上的颠簸在他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的皱纹。

15年来，他找儿子申聪，也找人贩子“梅姨”。也正是因为这15年来他的坚持，“申聪被拐案”才被社会广为人知，成了这个案件的“代名词”。

2005年1月4日上午，正在为儿子申聪即将到来的周岁生日而奔波的申军良突然接到家里的信息，孩子在家中被人抢走。住在隔壁的邻居趁申军良不在家中突然冲入，用药物捂住申军良妻子于晓莉的口鼻，并将其捆绑起来，在她的眼皮底下，将孩子抢走。

从此以后，申军良就开始踏上了寻子之路。为了找儿子，他放弃了企业管理的工作，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只能靠家人朋友救济。在寻子途中，他为了得到儿子的信息而被骗子诈骗钱财；曾在路上被人抢劫财物，却只是请求对方留下他的手机，因为那个电话是他找儿子的唯一联系方式。

在申军良寻子11年后的2016年，5名涉嫌拐卖申聪的犯罪嫌疑人落网。2017年6月，人贩子张维平供述其曾在2003年至2005年间拐卖9名儿童，其中包括申聪。这个消息曾经让申军良欣喜若狂。

但张维平交代，他拐卖申聪后，便将孩子交给一个被称作“梅姨”的中年妇女，然后在车站将孩子交易掉。由此，申军良将寻子的目标锁定在“梅姨”身上，可是“梅姨”至今没有落网。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拐卖儿童案进行一审宣判，五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年的判罚。

此后，为了找到儿子，也找到梅姨，申军良向“神笔警探”林宇辉求助，画出了儿子申聪和“梅姨”的模拟画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姨”的模拟画像刷屏网络，引发全民的关注。

随着该案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申军良感觉到儿子申聪离他越来越近了。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该案中的5名被拐儿童被陆续找回，得到这个消息的申军良倍感欣慰。

2020年春节前后，申军良接到广州警方的电话，告知他已经有了申聪的线索，待警方调查工作完成后，便可安排申聪与家人相认。那一天晚上，他久久无法入睡，一个人走到楼下，围着小区转了不知道多少圈，15年的寻子生涯就好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转。

2020年3月，申军良终于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与儿子申聪团聚，申聪也乐于回归原生家庭，从此申军良15年的寻子路告一段落。

失去工作一贫如洗 寻子15年的伤害无法弥补

拐卖儿童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命运转折，并没有因为孩子回到家庭而终止。

申军良的妻子于晓莉因为申聪被抢，患上了精神疾病，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家休息，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好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申军良的父母因为孙子被抢也遭受了打击，为了接济申军良寻子，本该颐养天年的两位老人一直在外打工赚钱，身体状况日益糟糕。

作为家庭支柱的申军良，肩负着寻子的重任。虽然儿子申聪回到了家庭，但申军良早已经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企业管理者，如今他只是一个脱离工作岗位十多年的普通中年男人。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做代驾早出晚归的谋生养活整个家。寻子导致的欠款至今还没有偿还，也成了申军良的一块心病。

被拐儿童申聪的养父母是农村打工者，申聪成了留守儿童，养父母家的爷爷奶奶尽管对他不错，但他却失去了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学习基础非常薄弱。跟随父亲申军良回到家后，转学的申聪成绩在班里总是倒数，虽然通过个人的努力，一年后成绩有所提升，但能否考上高中仍是让申军良夫妇担忧的问题。

申军良的两个小儿子，由于父亲常年奔波在外，聚少离多，也失去了更多的父爱关怀，始终生活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

人贩子拐卖儿童的行为，给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无法抹灭的伤害。

被拐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父母遗憾无法陪他成长

邓叔环的儿子也是被“申聪被拐案”中的被告人张维平拐走的，经历了17年才找回了孩子，但错失的17年光阴却无法弥补。

2004年8月23日是邓自和与邓叔环夫妇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切都和往常无异。中午11点多，邓叔环在出租屋里为在红海货场做搬运工的丈夫邓自和做午饭，2岁的邓云峰在屋门口啃甘蔗。

邓云峰一家所住的出租屋共有五层，他家住在一层，整栋楼里基本都是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很多人都相互认识，有些邻居还是邓自和在红海货场的同事，小孩也会在一起玩。

邓叔环说，起初云峰一直在自己的视线内，就在她去卫生间洗菜的几分钟里，危险发生了。待邓叔环把青菜端上桌子的时候，再喊云峰来吃饭，却没有了回应。

邓叔环找不到云峰，便给丈夫邓自和打电话，邓自和放下电话就骑车往家赶，在快到家的路边，见到了云峰的一只鞋子，邓自和意识到云峰可能是被强行抱走的，于是夫妇二人马上报警。

报警后，有人提起，在云峰失踪前曾和一位男子说话，这个男子就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张维平。当警方赶来，撬开张维平居住房间的门时，里面早已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睡觉的席子。

儿子被拐后，邓自和夫妇疯狂的寻找，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却没有任何线索。后来邓叔环的精神状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邓自和把她送回老家，自己留在广州，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找孩子。

这一找就是17年。尽管邓自和打工赚钱，但找孩子的费用仍旧让这个家庭欠了一屁股债。期间，邓自和在矿井中打工时还被砸伤了脚，邓叔环生小女儿的时候早产，这些都花了不少钱，也都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

后来，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夫妻二人从2012年开始回到老家，开了一家米粉店。生活慢慢平静下来，但夫妇二人仍然想念着云峰，每年邓自和都会去广东一两次，打探云峰的下落。

2017年，邓自和夫妇接到广东警方的电话，告诉他们张维平落网，邓自和夫妇高兴坏了，关掉了米粉店就奔向车站。“我们把第二天要卖的米粉都倒掉了，不管它了。”

但这一次，邓自和夫妇又失望了。此次只是确定了拐卖云峰的嫌疑人是张维平，但却没有云峰的消息。张维平在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交代，云峰被卖到了广东省紫金县。

庭审结束后，邓自和又去了紫金县，试图打探云峰的消息，但一无所获。后来每隔一段时间，邓自和就会去一趟紫金县，具体去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直到2019年12月，邓叔环接到了一个拜年短信，信息是负责案件的警官发来的，她预感到是小云峰有消息了，这次果然没有让他们夫妇失望，孩子确实是找到了。但由于疫情暴发，加上小云峰临近高考，认亲的工作推迟了8个月。

“我第一眼看到我儿子，他又黑又瘦，头发像稻草一样。”邓叔环说，由于云峰的养父母家对他疏于管理，云峰也是跟在奶奶身旁长大的，特别痴迷网络，经常熬夜打游戏，高考的成绩也不好还不到300分。

2020年9月24日，是邓云峰的18岁生日。“弟弟用自己积攒的生活费给云峰买了一副蓝牙耳机，姐姐给他买了一个卡西欧的手表，妹妹给他发了个红包。”这个破碎的家庭终于在16年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他已经成年了，跟我们相处的还好，孩子也很懂事，但我们错失了他成长的那几年，我心中是有遗憾的。”邓叔环说，这种亲情的遗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孩子在生活习惯和教育方面也失去了很多，如果跟在自己身边，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父亲寻子路上跳火车自杀 儿子找回后却拉黑亲生母亲

尽管有遗憾，还有寻子多年的精神打击和外债，但邓氏夫妇比起赵玉玲（化名）来说已经好很多了。赵玉玲的儿子2005年被张维平等人拐卖后，虽然如今也被找回，但整个家庭却再也回不去了。

赵玉玲的儿子被拐走后，他和丈夫像发了疯一样去找，但始终没有音信。由于生活的压力，夫妇二人只能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打工赚的钱最后也都扔在了寻子路上。

2008年10月，在又一次寻子无果后，丈夫提出回老家去，他们便乘坐火车往家走，途中丈夫突然跳车自杀。“当时一点征兆都没有，他就说回老家发展，我们以为他是找孩子找累了，想换个环境。”赵玉玲说，丈夫突然寻短见，也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后来，由于生计原因，赵玉玲改嫁，整个家庭在这一系列的变故后彻底粉碎了。

2019年的时候，警方通知赵玉玲，他的儿子杨嘉新找到了。但在跟儿子交流后，儿子杨嘉新却不愿意回到母亲身边，儿子的理由是，在四川老家住不惯。对此，赵玉玲也理解，毕竟这个家已经没了。

赵玉玲也想念儿子，有时候会给儿子打电话，没想到儿子居然把她拉黑了。“他从来没联系过我，都是我联系他，我也跟他的养父母联系过，他今年18岁了，成绩不好，我让他读技校，他不愿意，想要上职高，他不听，把我拉黑了，我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们也劝我说现在孩子大了，管不了他。我也担心他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只能先听他养父母的，等以后孩子步入社会了，再慢慢理解吧。”

寻子家庭希望严惩人贩子 申军良提出481万民事赔偿

对于人贩子张维平等人，赵玉环很坚定的回答，希望严惩人贩子，判他们死刑。

“我恨透了他们！”提起张维平等被告人，邓叔环说，自己很想亲眼看着他们被判死刑，一解数十年来压在心头的怨恨。但她也很纠结，暂时还不想让人贩子张维平死，因为如果张维平等人贩子被执行死刑，另外四个被拐走的孩子恐怕就更难找到了。

26日二审，两位尚未找到孩子的家长也跟申军良一起去了庭审现场，据他们介绍，张维平在庭审中再次确认了“梅姨”的存在，但没有提供更多能够帮助找到孩子的线索。他们两家人目前最大的心愿还是找到孩子。

对于“梅姨”的存在，申军良是确信的。而对于张维平等人贩子的法律制裁，申军良也思考过很多。在出发去参加庭审前的一路上，申军良看着脚下走了15年的这条去往广州的路。他更加下定决心，不会谅解人贩子。他觉得，人贩子给家庭带来的创伤太大了，只要法律严惩人贩子，才能以儆效尤。

这次，申军良随身携带着他寻子15年来的所有凭证——一摞摞厚厚的车票和各种开销的票据，还有妻子看病的单据。

此前在2018年该案一审时，申军良曾向法院提出过附带民事赔偿，但被法院以其无诉讼主体资格、依据不足等理由驳回。这一次，申军良和律师将再次向法院提请附带民事赔偿。

申军良、于晓莉夫妇的代理人刘长律师提出四点代理意见，其中包括认为一审量刑准确，应予以维持，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申军良代理律师刘长在代理意见中表示，被害人依法有权获得民事赔偿，其中被害人于晓莉治病和为寻找被害人申聪所产生的实际费用，均应纳入到“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范畴，并获得民事赔偿。申军良、于晓莉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问题，此案有证据证明物质损失的存在。

刘长律师提出，被害人申聪及法定代理人申军良、于晓莉均有权依照法律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于晓莉被捆绑、控制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创伤，医院诊断形成精神分裂症，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获得民事赔偿。申军良寻子的行为，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申聪人身损害和于晓莉病痛伤害的行为，也应纳入民事赔偿范围。此外，在申聪已经找到生物学父母申军良、于晓莉后，申军良夫妇以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申军良说，判决的这一天等了很久，昨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着儿子的照片和那一摞摞的车票，根本就算不清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的路，他想着自己15年来的遭遇，想着跟自己同病相连的4个家庭，还有另外4个仍旧没有团聚的家庭，一宿没睡。

实习生 闫书瑜 杨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