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人口基数看，地处大别山东南麓的安徽潜山，一个以山为名的县级市，全市仅50多万人，近年来先后走出了3位院士。2020年高考，全市有7人考上清华、北大，已经殊为不易。
相较之下，该市还有一个以水为名的村子——逆水村，称得上“神奇”：只有3500多人，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相继走出29位博士，54位硕士，近300名本科生（均不重复计算）。
外人将逆水村称之为“博士村”。事实上，这一“封号”由来已久，多年前就有相关报道在网络上四处流传。这段时间，因为一条博士村“盛产”高学历人才的短视频极速传播，又把它推上了“热搜”的风口，乡村教育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近年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长，乡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但不能忽视的是，城市化进程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冲击也在显现，一些昔日辉煌的乡村学校，如今因为生源流失，徘徊在被撤并的边缘。
这一背景下，逆水村赓续40多年的教育“神话”，让人看到了现实的另外一种可能，乡村学校的复兴之光兴许就蕴藏在此。在逆水村，能否探寻到乡村教育的成功密码？我们带着深深的疑问上路，从省城合肥驱车潜山市区，再换乘当地的车辆，历时4个小时，穿越大山的层层怀抱，一路蜿蜒、急转，终于来到了沐浴在冬日暖阳下的宁静村落。
大山是公平的，有着慈爱的一面，也有着严酷的一面。逆水村距离县城60公里山路，位于两县交界，尽管交通不便，但是森林覆盖率达到80%，处在“三富之地”的核心区域，山清水秀，土壤富硒、富锌，空气富含负氧离子。
在当地村民的普遍认识中，自然条件孕育了逆水村人的聪慧禀赋以及吃苦耐劳的宝贵品质。那些博士、硕士无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人生的根脉还扎在这里。
逆水村与生俱来就有一层神秘色彩，自然法则似乎在这里被改写，因为山势的强行阻挡，造就了河水自东向西流的特殊地貌，该村也因此得名“逆水村”。
群山的阻挡，未能让祖祖辈辈的村民低头，反倒在他们身上激发出“逆水行舟，力争上游”的倔劲。直到今天，不少人家的中堂上还挂着“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的条幅，时刻勉励后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年过八旬的储浩川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带领村民改变集体命运的人，也是乡村教育的“恩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村支书的他就提出，面对“七山半水两分田”的贫瘠土地，唯一的出路是多栽树、栽好树，有了好生态，才有村民的铁饭碗。
储浩川大胆拿出4000元的家底承包荒山种树，不久赶上了全国各地大办乡镇企业的好时光，成立了一家村办林业企业，定位林产品深加工，开办纸制品厂，产品畅销全国。不少村民还记得逆水村一度的繁华，当年来自天南海北的大货车排队停在村里，等着纸品装车运出大山。
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教育注入了“第一推动力”。因为贸易，逆水村人第一次走出大山，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在接待四方来客、走南闯北跑市场的社会交往中，仅有初中学历的储浩川看到了这里与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敏锐地意识到振兴乡村教育迫在眉睫，由此，他的事业重心开始由“植树”向“树人”逐步转变。
逆水中心小学的原址是由祠堂改建而成。上世纪50年代，学校坐落在河对岸，师生出行困难。校舍破旧，也没有像样的操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决定将小学搬迁至村里的中心地带，储浩川带头响应，捐出30万元，解决了土地征迁费用。作为村办企业的当家人，他又果断拍板，村小学生的学费、杂费、教育附加费全由企业埋单；此外，民办老师的全部工资，企业来承担，标准达到全县最高。
在捐资助学的道路上，储浩川为村里的后辈立下了标杆。逆水中心小学原校长储昭益说，“从逆水出去的大学生，不仅仅是考取功名，更想着反哺桑梓，一些成功人士捐款捐物，帮学校修大门，建幼儿园。”
他的学生储柏青是一名身在外地的企业家，从1996年开始，每年定点捐助5到10个村里的孩子。储昭益说，一人有困，众人帮，即使在过去的年代，逆水村也极少发生因贫辍学的事，因此确保了教育基数。“走出一名大学生，往大里讲，是为国家作贡献，对小家庭来说，等于踏上了脱贫之路，也减轻了政府压力。”他说。
“从小到大，身边从没有孩子考上高中，家里不让读的情况，如果想考硕士博士，家长东拼西凑、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一位逆水村走出的博士分析，这也是该村高学历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
1998年，逆水村中心小学搬入新址，储昭益担任首任校长。此后几年时间，村小持续扩招，每个年级都达到了6个班的规模。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念书，储浩川设立个人助学基金，村里的孩子，考取大学奖300元、中专奖200元、高中奖100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
“教育经费虽然有限，但再苦再难，对老师的奖励还是舍得的。”储昭益回忆，当时学校根据全县统考的成绩对老师进行奖励，奖金由学校和储浩川的企业共同分担。“1995年，自己工资每月才100元出头，一位数学老师拿到的奖金就高达1000元”。
“这一切都是为师生树立榜样，让大家看见，只要努力就能得到社会、学校、家长的认可。”直到今天，储昭益提起那些视生为子、视教如命的同事仍感动不已。“据我所知，至少有3位老师，都是太热爱教学和学生，最终倒在了讲台上”。
汪令贵老师来自沙畈村校，教授语文和数学，工作兢兢业业，长期患有肝炎，一直带病工作。储昭益带着校领导多次劝他去医院治疗，但这位老师舍不得离开课堂，放心不下自己的学生。2002年，他病情恶化，实在坚持不住，住进了医院，可惜再也没有回到讲台，离开了他深爱的学生。
据储昭益介绍，上世纪90年代，曾经连续两年，潜山全县统考，逆水小学的平均成绩拿下全县第一。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校的教学质量比城里很多小学都好。
1988年出生的汪静姝博士来自逆水村，正在重庆理工大学任教。她回忆，小学时，有一个同学几天没来上课，座位一直空着。老师走了20公里的山路，前去家访。原来该生家里有人受伤，需要他在家照顾。老师没有责怪，连续一周时间，晚上步行前往学生家义务补课，帮他跟上进度。“中间隔着一座大山，来回要走很远的路，老师毫无怨言，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她感慨道。
正是这些舍命燃烧自己的“乡村红烛”，擎起希望的火束，代代相传。逆水初中副校长汪节胜任教30多年，也曾多次受过村里的“重奖”。不过，更让他享受成就感的是，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尾，遇到每一位村民，都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感受到亲切。很多脚上带泥的普通农夫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大学生，有的已经在中央部委工作，有的已经任职于国际机构，他们都曾是自己带过的学生。
汪节胜说，村民遇到插秧、上梁、婚庆之类的大事，都会把老师请到场，奉为上宾，一起见证分享这个家庭的欢乐和荣耀。
在村民眼中，老师的地位最高，往往在家族议事中也拥有至高的“话语权”，作为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汪节胜说，有时邻里之间的矛盾，老师去调解很管用。“他们朴素地认为，老师的话一定要听，因为孩子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一个村民组，家家户户都是大学生。有的人家，一户好几个博士。”汪节胜说，在逆水村，村民不比吃穿比孩子学习的民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孩子，他们之间形成了“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学风。
汪静姝记得，人生的第一个“对标”是自己的表叔操云甫，他也是村里最早走出的博士之一，如今已是中科院的软件专家。父亲一直拿表叔的例子教育她。现在汪静姝返乡时，又会现身说法，勉励自己的弟弟妹妹考上理想的大学，继续提升自己。
她至今还感谢当年“老对手”储根柏的砥砺，第一次记住对方的名字是在逆水中心小学举办的数学竞赛上。“他是第一名，而我成绩不佳，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中时，汪静姝和储根柏同校不同班，但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初三第一次月考，储根柏年级第一，汪静姝第二；第二次月考时，二人位置“互换”。二人长期交替占据前两名，一直暗暗较劲。
高中时，他们又在一所学校，每次公示全校排名前20名，二人都在其中。2004年，他俩双双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同步读完了本硕博，同学十几年，最后也都选择投身科教事业。
“在学习上，同学、亲戚之间不仅相互竞争，也相互勉励支持。”汪静姝通过线上沟通，指导自己的表妹和表姐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她的带动下，一位非名校出身的亲戚，考取了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在读博士。这样“传帮带”的案例，在村里比比皆是。
逆水村出来的博士、硕士几乎都在本村小学接受第一站的启蒙。2017年，凌节春调入逆水中心小学担任校长时，眼前的校园已是今非昔比，教学楼不仅是全村最好的建筑，比起城区学校也毫不逊色。
这里硬件设施完善，教师队伍逐步壮大，并且人心稳定。学校本部目前有155名学生，23名教师，其中大部分是近年分配来的师范专业毕业生，而且一半来自外县。
在逆水村这个高山村，青年教师如何能留得住，干得稳？2016年以来，潜山市结合境内山区、畈区交织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积分调动”的管理办法，给包括逆水村在内的偏远乡村的老师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向往城区生活是人之常情，与其把他们“强堵硬留”在农村，不如搭建公平公正的制度平台，实现有序流动，不仅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也能通过流动，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全市学校师资配置更加合理。
“过去想调到城郊去，大家习惯性想到‘找关系’，现在则是凭积分，你不要急，积分达到了，自然有机会。”凌节春分析，积分管理办法要求，山区学校必须干满5年才能申请调动，像逆水中心小学这样的山区学校，干一年就有1.2分，而普通学校只有1分，这也是对山区偏远学校教师工作的鼓励。
“此外，教师的评优、获奖在积分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旨在鼓励他们立足岗位多出成绩，推动青年教师的进步。”凌节春说，“当然，教育部门还要对各校的调动指标进行整体规划，避免同一学校多人调出，影响教学质量。”
“相比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目前更为现实的是环境留人。”潜山市教育局局长石敬忠也是乡村教师出身，深知坚守山区的不易。他曾听闻，一位毕业生刚刚到校，第二天一早就给校长打电话请辞。“可能是生活不适应，安居才能乐业，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给他们家的温暖”。
这件事情让石敬忠内心酸涩，为此他要求教育部门狠抓教师周转房工程，一定要优先解决乡村老师的住宿条件，真正做到“一切资源向乡村倾斜”。目前在潜山，35平方米的周转房，卫生间，洗漱池……正在成为乡村教师宿舍的标配。
逆水中心小学教师储咏松任教30多年，他从未想过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逆水村。依据安徽省现行的相关政策，在乡村连续任教30年，申报职称可以不再受到学校指标限制，他于2020年顺利评上了副高职称。此外，像他这样的老师享受到的乡村工作补贴，每月加起来能有千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切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政策导向，促使潜山教育系统出现了教师“回流”乡村学校的现象。“据我所知，就有好几个老师主动从城区学校调到了乡村学校。”潜山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储成杰说。
近3年来，潜山市新招和新调的450多名教师，90%以上分配到了农村学校。无论在哪里，流动的机制激发出他们的活力，乡村教育有了更蓬勃的生命力。
在逆水中心小学六年级教室里，师生人手一块iPad，90后语文教师殷文灿每节课教授新知识时，都会习惯性地用上智慧教学系统。通过智慧课堂，中心小学的优质课程还可以向村小“直播”。墙上的大屏，手中的小屏，师生目光来回转换。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在逆水村已成为历史。
“十三五”期间，潜山市把智慧学校建设纳入民生工程，2020年以来，优先覆盖贫困偏远地区及山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建设54所智慧学校，这让山区孩子抢先一步享受到教育技术的红利。
“在传统教学以书本、纸笔为主的基础上，智慧教学更具直观性、动态性、交互性，更能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提高教学效率。”殷文灿和学生一道，逐渐度过了智慧教学的适应期。她发现，“课堂上27个孩子个个都有劲头，现在连字迹都变得工整了。”
“老师不能再一味地灌输知识点，不能再局限于课本，要带着学生一起体会课文背后的深意，结合山村孩子生活环境的实际，多介绍当地的文化知识。”殷文灿坦言，智慧教学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本领恐慌”的紧迫感与日俱增，“现在连村小的老师都积极参与教研活动，相互学习的氛围已然形成。”
新的时代，教研活动必须走出去，不能关在山里闭门造车。逆水初中校长李向东介绍，外出开展教研活动，出行、住宿等方面费用较大，学校尽力给予保障，所有活动经费都向教研倾斜，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每年市教育局也都针对小规模和乡村学校下拨专项经费，2020年就给了我校17万元”。
不过，对于逆水初中这样只有16名老师的“小学校”来说，有的学科只有一两名教师，教研缺少氛围和规模。为此，该校充分利用“国培计划”线上培训平台和智慧教学的资源库，组织老师线上学习，同时采用“片区教研”的形式，与周边学校联动，各校轮值主持，“抱团”开展活动。“先将老师分批次送出去听课，具备一定基础后，再将城区学校的名师挨个请到学校指导，面对面交流。”李向东说。
“刚来一年的英语老师在全市英语优质课大赛上获二等奖；一位老师被推荐到安庆市参加班主任基本功大赛；2019年在全市考评中，近40所初中，逆水初级中学排在第11位……”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李向东心里明白，乡村教师付出了成倍的努力。
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不过每逢开学得知生源流失时，所有坚守逆水村的教育人心头都会掠过一丝失落。这份失落，不仅体现在老师的教研中，“规模”的掣肘也一直是乡村教育的“隐痛”。发展教育，不能没有适度规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乡村中学的“萎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山区表现尤甚。只剩下80多个学生的逆水初中，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李向东做过粗略统计，学校所辐射的3个行政村范围内，大概有三四百户，父母在外打工，大部分孩子跟着父母在外面读书。“留下来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家庭困难的比较多，我校就有30多个学生，过去曾是贫困户”。
依据安徽省的统一政策，省级示范高中“指标到校”，逆水初中每年分到固定的指标让在乡村学校排名靠前的学生拥有更大的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让李向东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经常听到重点高中的老师反馈，“虽然进来的分数有差距，但是山里的孩子后劲足！”
事实上，对于乡村教育人来说，他们并不在意，学生最后是从哪里考出去的。教育就是一场接力赛，所有老师都是参与者、贡献者。
“不管学生是在哪里就读的，即使是在城里上的初中，只要能从这片土地走出，我们都感到自豪。”李向东所迫切希望的是，“相关部门能否搭建一个常态化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博士、硕士常回来看看，把成功的经验和人生感悟分享给家乡的孩子。”
如果非要问，逆水初中有什么教学成果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那可能要属校园女足了，它的战绩算得上逆水村的又一个“神话”。
还是从人口基数的角度看，只有80多人的学校，女生大概占到一半，其中一半被选到20多人的足球队，挑选空间非常之小。
但是这样一支在篮球场上训练出来的乡村校园女足，2018年获得安庆市中小女子足球联赛季军；代表安庆市参加安徽省校园足球联赛，获得第7名的好成绩；2019年又捧得安庆市中小女子足球联赛冠军。
“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可都是规模两三千人的大学校，开展足球运动多年。”该校唯一的体育老师兼足球教练方金润一个劲儿地重复：“只能说，我们的孩子能吃苦、不服输，人家的女孩子舍不得踢足球，我们的家长特别支持。”
“足球不仅是体育，更是一项品格教育。”这也是方金润的深刻体会，他见证了这群女孩子的蜕变与成长。2016年，他首次带队参加安庆市的比赛，面对紧张的比赛气氛，女足队员们有些“怯场”。她们呼吸急促，动作僵硬、变形，结果三战二负一平，排名垫底。孩子们哭成“泪人”，围着方金润表态：回去一定好好练！
方金润向外校的老教练拜师求教，一边制定训练计划，一边在网上找来视频，看比赛，学技术。学校起初没有训练装备，他就地取材，想出了很多土办法：从食堂找来生火用的木棍，绑成绳梯，训练队员的灵敏性和反应力，把体操垫铺在水泥地上练身体对抗，对着垃圾桶练习射门精度。
重返赛场的铿锵玫瑰令人“生畏”。有对手感慨，“她们身上像装了铁一样，撞都撞不动。”方金润清晰地记得，一次比赛中，一名主力队员受伤，鼻子里都是血，躺在担架上，还不忘拉住他说，“不要换人，我还能上！”
“足球运动让孩子更得懂规矩，更团结，他们明显懂事了、长大了。”方金润介绍，每年暑假，有一半时间集中到校训练，早上5点半起床跑步，学生从不叫苦叫累。学校还专门安排老师，为他们义务补课，确保学习成绩不掉队。5年来，女足队员或是考上了省示范高中，或是考上了县里的定向师范生。
尽管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在校园女足队员身上依然能够看到逆水村人不变的精神传承，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生阶段，一个人的成功都绕不过品格的支撑。安徽省野寨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徐富贵感慨：“在品格教育上，城乡学校都站在同一起点，品格教育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有效手段，对农村学校来说，尤其重要！”
他所在的学校是潜山市最好的省级示范高中，同样位于大山脚下，绝大部分逆水村的学子，都在这里完成最后一站学业，从而踏上人生的跳板，一跃飞出大山。在他看来，当下优质教育资源都在向大中城市集中，单纯从知识获取来看，农村孩子并不占优势。“但对于山区孩子而言，养成品格教育的‘素材’和有利条件可能会更多”。
比如，在逆水村，孩子从小上山下水，接受大自然的陶冶，帮着家长做家务、做农活儿，养成勤劳、勇敢等良好品质。“有些东西不能和大城市比，但是有一点，我们的老师完全可以做好，就是把孩子的品格培养好，除了尽力做好知识传授，要狠抓品德教育，这会让孩子终身受益。”他说。
“品格教育是‘做’出来的，把说教转变成体验。”徐富贵介绍，野寨中学持续7年探索品格教育，潜山市教育局已将该校的成功经验在全市中小学推广，通过“德育微行动”“品格青年评选”等活动载体，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我们就是要让孩子知道，教育不是为了逼着学生考高分，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家庭和国家的命运”。
“这些年来，众多案例证实，集中精力抓品格教育不但不会影响学生成绩，反而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在石敬忠看来，潜山教育在新时期“独辟蹊径”的探索，其实是对教育本真的再次回归。当年逆水村的孩子，正是沿着这条“品格之路”走到了成功的彼岸。
到这里，我们的追寻暂时告一段落。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是大部分逆水村学子完整的教育路线图。沿着这条线路，我们向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博士村的奥秘究竟何在？”略有遗憾的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是某种特殊、甚至神奇的单一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逆水村的教育现象其实并没有神话，也没有什么可供快速复制、推广的秘诀，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缩影和样本，它是众多教育人和一届届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成果显现。
当然，我们无法割裂历史，回望身后的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文化厚土，孕育出进取向上的文风家风，营造着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泽被后世。在这里，山水生态与传统文明完美融合，让耕读中国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编辑/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