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赴武汉的高铁上，84岁的钟南山闭目小憩的照片，令万千国人落泪……这一幕，呈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中，阐释着什么是英雄。

除了钟南山 ，还有都贵玛、黄文秀、王成、聂耳、田汉、雷锋……当《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聚焦于他们时，尤其引人关注。

一方面，在泛娱乐化的信息时代，少有一档文化节目，能像《故事里的中国》这样，专注于价值生产，而非娱乐生产。

另一方面，《故事里的中国》真正做到了“接地气”。从第一季看，因将李白烈士、作家路遥、战斗英雄杨子荣等时代英雄的故事，全面、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赢得观众一片赞叹。在豆瓣上，网友们给第一季打出了8.6的高分，一位网友评价道：“好节目，不拖沓，有质感，哭成狗。”

显然，《故事里的中国》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范本，值得深入讨论。

从狄德罗到博马舍的“艰难一跃”

 与以往讲述英雄的电视栏目不同，《故事里的中国》采取的是“折射”的讲述方式，除了采访英雄亲属、同事之外，加入了英雄塑造者这一独特的叙事角度。

比如第一季，在讲述作家路遥的故事时，主要讲述者是《路遥传》的作者厚夫，以及路遥原创兼编剧的电影《人生》的男主角周里京，畅谈他们对路遥的理解；第二季在讲述“国家的孩子”的故事时，将《静静的艾敏河》的创作者们也请上舞台；而第二季在讲述国士钟南山的故事时，不仅采访了他的儿子、同事，还关注了话剧《钟南山》的排练、上演过程，以及主创们的理解。

一般认为，直接胜于间接，直给胜于“折射”，采用这种讲述方式，会不会有隔阂感？其实，这背后是从狄德罗到博马舍的“艰难一跃”。

狄德罗是伟大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作家，被视为“正剧”的开山鼻祖，他最早提出“严肃、正派的剧本”这一概念，认为戏剧不仅属于美学，还具有道德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改革戏剧本身的意义不大，关键在对人、对社会重新塑造。他认为，“正剧”应是理想社会的范本。

狄德罗的观点堂堂正正，他意识到戏剧不能只是取悦观众，应承担提升观众道德敏感的责任。可遗憾的是，狄德罗按此原则创作的《私生子》《一家之主》等却不太成功，因为说教太多，观众看不懂。

博马舍则在《论严肃戏剧》中提出，“感动”与“教化”并不等同，如果观众对剧中人物无感，就不可能实现“教化”，剧作者不能只关注道德高度，还要关注激发观众道德所需要的条件。所以，博马舍主张剧种融合、手法融合、观众与演员融合。在他看来，能把观众拉入具体情境中，就是最好的“正剧”。

 每个人都想扮演“更好的自我”

 表面看，从狄德罗到博马舍的“艰难一跃”似乎很容易，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非易事。比如很多电视栏目、影视剧追求“逼真”，在尽可能还原细节，这恰好违背了“真实不等于逼真”的原则，尚未达到狄德罗的认识水平。

“真实”永远不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退回过去，与当事人的感受完全相同，只能“感同身受”。“真实”是理解意义上的真实，其根本在“理解”。

还是以《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讲述国士钟南山的故事为例，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下，钟南山的事迹已人人耳熟能详，不论怎么讲述，都会让一部分观众感到重复，“太熟悉”取缔了叙事张力，没有“好奇、惊异”，故事就不再成为故事。

然而，节目主创人员另辟蹊径：

其一，大众眼中的钟南山是熟悉的，但大众对儿子眼中的钟南山、学生眼中的钟南山却是陌生的。

其二，大众了解钟南山，却未必深入了解钟南山，脱离具体情境，“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这儿”背后死生之重的意味，就可能被忽略。用话剧还原这一情境，能提醒人们：在你看过的地方，依然有风景。

其三，深入了解不等于共情，没有共情，榜样就只是榜样。《故事里的中国》通过专业演员的演绎，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更平滑的沉浸式体验环境。

艺术的力量在提供人格模板，让观众走入其中，自觉扮演一个角色，“正剧”才会转化成一种精神力量。人类的情感结构、认识结构天然是戏剧化的，我们化妆、穿漂亮衣服、修饰发型、健身等，恰恰因为想扮演“更好的自我”。人类需要角色中，帮助观众达成这个体验，是所有“正剧”都面临的挑战。

《故事里的中国》将英雄的扮演者们请上舞台，正因为他们不是英雄，而他们的专业又是扮演英雄，正好可以作为观众与英雄之间的连接点，使“共情的传递”成为可能。

显然，《故事里的中国》通过将“新闻真实”与“舞台真实”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博马舍的“正剧理想”——用融合赢得感动，用感动达成教化。无怪乎观众们会评价道：“通过舞台剧演绎经典真实事件，这又是一个舞台剧爱好者的福音。”“做得太棒了，节目内容棒，采访棒，演员表演也棒。”

 人性是丰富的，英雄也是丰富的

 在观念上实现从狄德罗到博马舍的“艰难一跃”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手段，即：找到好的“中国故事”易，解决“如何讲好”的问题难。

《故事里的中国》的表现可圈可点，其最突出的一点在于：聚焦于人。

故事的主题永远是人，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讲好“中国英雄”。英雄的面向从来不是单一的，除了自我牺牲、勇于奉献外，还需要性格逻辑和扎实的细节，如果变成“事迹+日常”的堆砌，就会让观众觉得千人一面。而无法提供有趣的人格样板，观众就没有了模仿对象，就不能把自己代入其中，通过想象，去完成未发生的故事情节。不能忽视这种想象，它是道德实践的重要方式，为“教化”提供了落地的可能。

为讲好具体的“中国英雄”，《故事里的中国》采取了多视角、散点透视的方式。表面看，不同的声音各有各的主题，从结果看，却总能聚焦成一个多声部、立体的讲述。每个英雄都不是“困难—努力—成功”式的、简单的线性人物，而是复杂人物，他们在不同场景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比如李白烈士，在对敌斗争中意志坚定，但对妻子、对孩子，又温柔多情；比如作家路遥，他对自己刻薄、狠心，对朋友却又慷慨大方、两肋插刀；即使是国士钟南山，在父亲面前，也像个谦虚的学生，父亲对他的报告不满意，便直接摔回，让他重写……

《故事里的中国》讲述了许多中国英雄，但每个人都不一样，诚然，他们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可他们却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生智慧，不同的行为处事风格。

人性是丰富的，这决定了英雄也是丰富的。把握住丰富性上做文章，才能匹配读者日渐丰富的欣赏趣味。

 仰望精神之贵，表达崇高之美

 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韩愈提出的“三原则”（不平则鸣，文以载道，文从字顺）已经过时。但从具体实践看，“为艺术而艺术”并未使艺术获得“自性”，反而走向了娱乐化，变成“为娱乐而艺术”。

要突破这一巨大的文化困境，“正剧”责无旁待。《故事里的中国》告诉我们，在今天，“正剧”依然有力量。事实证明，人们并不反感“正剧”，而是反感僵硬的演绎方式。在今天，“正剧”要更多关注形式创新、内容创新，要遵循审美标准和受众心理需求。毕竟，传统“正剧”面临的主要冲击是不同价值观的挑战，而现代“正剧”还面临着“娱乐化”的围剿，它不仅要契合观众的深层需要，也不能忽视浅层需要。

仰望精神之贵，表达崇高之美。与《故事里的中国》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更贴近现实，更贴近平凡，比如钟南山、黄文秀等英雄就活在我们的身边，而都贵玛等来自平常百姓，他们不完全是历史，而是更鲜活、更生动。那么，第二季在主题、手法上又会有怎样的新突破呢？值得特别关注。

 作者|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