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难忘的。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是如此。

在我的一生中，《高高的苗岭》这本儿童中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抽闲再翻读这本小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她的稚嫩之处了。但是我仍对她有着一份深切的感情，关于她的一切：校样、版本、改编的连环画本、电影文学剧本、插曲、剧照、电影放映时期的广告宣传画、朝鲜文本……我都保留着，隔开一长段时间，不时还要翻出来再看看。

记得是1973年，一年一度的凉秋又来到了贵州山区，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快过去了。一年的农事基本上干完了，在贵州山区的僻静村寨上，照例有一段农闲时节。我在这段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耗去呀！

插图版《高高的苗岭》

为了把我感受到的独特的生活写出来，我这次写，得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生活在过去的年代，生活在解放初期。这是我在胡思乱想吧，是在瞎虚构吧，1950年我才一岁，我怎能感受那时的生活呢？

我思之再三，觉得不是在胡思乱想，也不是在编“聊斋”。——山寨上老百姓爱把好幻想好摆龙门阵称之为编“聊斋”。在五年的插队落户日子里，我时常听一些老贫农告诉我：那年头，工作队一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队的信任，对清匪反霸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逐渐有了底儿。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火娃》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冬腊月间的夜晚，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时说：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千上万人进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路，汉苗之间亲如兄弟。解放前，可不同，历代反动统治者搞汉苗隔阂，造成了民族怨仇，那些血的事件，当然，随着历史大河的向前奔驰早已消逝了。我听到的更多的是有关汉苗亲如一家的故事。有一次，一个苗族汉子告诉我，一个解放军飞行小组的战士，负伤后被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他，让他躲进山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

在我刚插队的第二年夏天，县里面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三名罪犯，每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山区溶岩形成的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认识，知道了这些洞中奇妙无比，洞中套洞，别有一番天地。

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都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故事。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天比一天清晰，故事线索一天比一天明朗，我的创作冲动一天比一天强烈，似乎到了非要把它写出来的地步。

要是写出来不成功怎么办呢？我犹豫着，踌躇着决定这次写稿不用稿纸了，先把它写在随便什么纸上再说。在偏僻山寨，要找一叠纸还真不容易，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又把同学给我写来的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总算凑齐了将近一百张纸。寨子上一说不出工了，我迫不及待地抱着那叠纸，跑到村寨外山头上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小故事写了出来。

1974年，我被叫到上海去修改长篇小说《岩鹰》，住在出版社的作者宿舍里。很巧，住在我隔壁的是《矿山风云》的作者李学诗同志，他看我年经还未脱尽稚气，话语中一再鼓励我写点儿童文学。每周必定要来看他的少儿社编辑余鹤仙同志，也鼓励我写，在他们多次鼓动下，我的心也热了。我要了一百张稿纸，把《高高的苗岭》誉抄在上面，送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经过画插图，看校样，这本薄薄的小书，在1977年的春天出版了。小说第一版二十万册；1979年5月印行的第二版十七万册。美术出版社很快改成连环画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又根据小说由我和谢飞共同改编拍摄了儿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后又译成了盲文、朝鲜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初在偏远的贵州山巅破庙里写这本小说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文/叶辛《我的处女作》刊于1991.9.5文学报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