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晚9时零7分，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享年99岁。当夜，田壮壮导演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
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扮演的江姐形象深入人心，曾被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后又担任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本文特邀著名导演黄健中撰写追忆文章，缅怀他们心中永远的于蓝老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时第一次看到于蓝主演的电影《翠岗红旗》。那时，我没有演员的概念，以为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看完电影，语文老师组织讨论。老师把于蓝那个人物经历的各种磨难，归结到“坚韧不拔”四个字。所以，于蓝在我少年时期的印象就是“坚韧不拔”的形象。后来认识于蓝，又有幸和于蓝在一起工作，从少年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印象不但没有淡薄，反而历久弥新。
一九六〇年，我是北影电影学校艺术班的学生。第一次见到于蓝是她主演的电影《革命家庭》正在后期制作，我们一群学生到录音棚给这部电影的群众场面配音，在录音棚幽暗的走廊上我们和于蓝擦肩而过，有同学悄声说：于蓝！我急忙回身看去，只见到她的一个背影……
一九六四年，我已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那年，张水华导演正在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此前，我读过《红岩》小说，很想知道于蓝怎么塑造江姐和赵丹如何塑造许云峰。因为我不是《烈火中永生》剧组的成员，进到摄影棚只能距离很远看着，听不见他们的台词，更听不见他们的讨论。印象深的是拍摄之余，赵丹永远充满活力，谈笑风生，而于蓝就像个听众静静地听着，几乎看不见她在说笑。但是，只要一开拍，情景就完全不同了。于蓝和赵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角色。这时候才能看到于蓝的活力。即令相距那么远，我眼前看到的是江姐而不是于蓝。观看现场拍摄，比看印在胶片上的电影更真实、更生动、更让人身临其境。电影刚刚完成在北影放映室播放时，我偷偷挤进去看了，观影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一百多分钟的放映过程我忘记了小说，紧紧被银幕上的人物、故事牵动着，完完全全沉浸其中，热血涌动，心潮澎湃，热泪把我带回少年看电影的感觉。那一天我魂牵梦绕的全部是《烈火中永生》的故事。第二天，我找了剧组场记钮立三借阅了张水华导演的分镜头剧本。
从一九六〇年进北影厂到一九七〇年，在生活中没机会接触于蓝。
一九七〇年元旦过后，进驻北影的军工宣队宣布春节过后北影厂全体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北影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北京大兴天堂河劳教农场。原有的劳教人员集中到团河劳教农场。那年春节是2月6日，1月下旬军工宣队组织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先遣队到干校做筹备工作。我是先遣队成员，出发时看到于蓝也在先遣队里感到很吃惊，先遣队的工作会非常艰苦，她的年龄是不应该参加先遣队的。
北影五七干校分成四个连队，分别在劳教农场三个不同的地点，各自距离几公里的路程。先遣队也按四个连队的人员分开，我和于蓝都在四连的先遣队。我们到了驻地放下背包，军工宣队领导召集开了个短会，便开始修补、打扫破败而臭气熏天的房屋，整理场院，准备农具，建立食堂。军工宣队要求大队人员到达后，变农闲为农忙，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文革”正处高潮，“北影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军工宣队语）。于蓝当时属于“黑线人物”“三名三高”，所以我们四连先遣队在干活时成了“哑巴队”，没有人敢互相交流。我很吃惊于蓝干活的泼辣劲一点不输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于蓝干活不戴手套，累活脏活她都抢着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这种无语的劳动中，她的脸上没有愁字、苦字，平静中蕴含着内心的浩然正气。有时我会想起初中语文老师说的“坚韧不拔”，有时会感觉于蓝生活中有江姐（《烈火中永生》），有陶承（《革命家庭》的母亲），有向五儿（《翠岗红旗》）。在她身上有江姐的意志，有陶承的信念与母性，也有向五儿的坚定与坚韧。你分不出是她融于角色，还是角色依附于她，两者之间有一种神合。和她一起生活劳动，你会感觉有很强的磁场在吸引着你。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
大约在2月2日、3日，临近春节了，一直不言不语的于蓝突然向军工宣队提出：应该包一顿饺子过年三十。听到于蓝的话大家都愣住了！要知道，在今天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当时可得有相当的勇气。这个建议可以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抗拒改造加以批评，也可以上纲上线到抗拒毛主席五七指示，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家都不言声时于蓝又补充了一句：在延安条件再艰苦，逢年过节总是要过的。没想到军工宣队竟然同意了。先遣队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下工之后大家都到伙房包饺子。于蓝是东北人，她说包完饺子放在外面冻着，年三十吃冻饺子。我是腊月二十九生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除夕和新年。我悄悄给自己过了一个别样的生日。感谢于蓝！
春天，五七干校种完稻子之后，开始拆除老旧颓败的房屋，准备盖新校舍，长期扎根。那时，我在四连食堂当管理员和炊事员。一天，我们正在做饭，突然轰的一声，有人惊恐地喊着：于蓝！于蓝从房顶上摔下来了！我跑出厨房一看，食堂南边的房屋倒塌了。砖瓦房梁把于蓝压在下边，大家正七手八脚扛起房梁抬出于蓝。于蓝受伤了！我看到于蓝浑身都是泥灰，脸上青紫肿起，她昏迷着。干校唯一的一辆卡车开来停在一边，厂医也到了。我爬上卡车，当大家把于蓝抬上车后，我双手捧着她的头，她的头肿得吓人，脸和眼睛也肿着。卡车开往大兴县医院的路上她一直处于昏迷中，大夫在她身边守护着，不时地号着脉。我的双手感觉她软软肿胀的头有些热度，我很害怕她冰冷下来，害怕她这样死去，心里一直祈祷着。平日里她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闪现着……面对如此重伤的她，对她的敬畏之心徒然多了一份厚重。
我以《礼记·孔子闲居》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追忆于蓝，正是这种厚重的感悟。
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独立导演根据作家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意》。小说出版后，评论界有很大的争议，最为激烈的批评直指小说“存在倾向性问题”“模糊阶级界限”“写了一部焦大爱上林妹妹的故事”。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也非常执迷，非常投入把电影拍出来了。本以为会获得好评和赞誉，没有想到北影党委审片时争论非常激烈。于蓝看完影片非常生气，她第一个发言批评这部影片，她认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旧社会不如意，新社会也不如意”。审片的结果七票通过，六票反对，交给电影局审查。会后，于蓝把我拉到一边，非常犀利地批评我。她指着我鼻子说：小黄啊，小黄，你从创作思想到创作立场都有严重的问题。当时我并不服气，年少气盛。但我不得不说，正因为有于蓝这样一些老同志严苛的批评与鞭策，使我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后来，于蓝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我们很少见面。一九八六年我拍摄电影《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也许她看到了这部影片，一次她见到我，说：小黄你太超前了，你的电影连我都看不懂。电影还是要拍给大众看，不能太自我了。今天很难再遇到于蓝这样的长者了，如此的爱护，如此的严厉，如此的坦荡。
一九九三年，我和于蓝同为大陆电影代表团成员赴台湾参加金马奖活动，她是代表团的秘书长。抵达台湾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人介绍于蓝时，既不介绍她的名字也不介绍她的身份，开口即说：下面这位，大家知道她就是田壮壮导演的妈妈。
一九九三年之前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札撒》和《盗马贼》在西方电影界以及香港、台湾享有极高的声誉。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代表了中国新电影的崛起。
主持人也许一时忘记了于蓝的名字，又不熟悉于蓝。她刚要拿稿子看，于蓝已经站起来，带着有些激动的情绪说：主持人我叫于蓝，首先我是大陆的演员，代表大陆电影人应邀参加台湾金马奖，并不是因为我是田壮壮的妈妈才来台湾的。
场面一时陷入尴尬。在我身后一位台湾著名的画家声音洪亮地说道：哇，这么伟大、在大陆很了不起的演员都不知道？真给台湾影人丢脸。
一位台湾的画家竟然用“伟大”来赞誉于蓝。
记者招待会后，我很好奇地问这位画家：你熟悉于蓝？他说：不认识。他来参加金马奖活动就是专门来看于蓝的。我问他：台湾放映过于蓝的电影吗？他笑了，台湾哪里敢？他告诉我：他是台湾花莲人，土生土长。到海外留学是第一次离开台湾。他说：在国外出于猎奇去看的大陆电影。恰巧看到的电影中有三部于蓝主演的《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他说：于蓝的电影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我要说她是伟大的演员。他还打趣地告诉我，你注意到没有，台湾的公车没有8路，他们心里忌讳八路，连主持人都害怕八路于蓝。
多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北影小区旁的西土城公园见到于蓝。她已经坐轮椅了。毕竟太久没见面，原本一个充满活力、精神矍铄的于蓝怎么坐上轮椅了，心中不免有些感伤。她向我招招手，我走到她身边向她问好。她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小黄好久没见到你了。你的《龙年警官》《过年》我都看了。很好，就要这么拍戏。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还叫你小黄呢。她的手暖暖的，我感觉一股暖流从她心里手里流入我的心坎。
今天，于蓝老师走了。
她是那一代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杰出的代表，她身上的品质体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品质。
正在写这篇追忆短文时，手机响了，中国电影导演微信群里韩志君导演发来一条微信“赵实同志来信：我为于蓝老师献上一曲《夜的钢琴曲5》，感谢她对中国文艺事业和电影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寄托我们对她无限缅怀之情！祈福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永远的江姐’活在我们心中”。
赵实部长做过导演，担任过广电总局领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但她不是作曲家、钢琴家。视频上三分多钟的钢琴曲却是发自内心的悲鸣。开篇即传递出她的痛，她的落，掷地有声，静夜里无限的缅怀之情。依依残月，肠断关山，孤灯不明，望空长叹……
曾经的电影领导者用这样的方式悼念电影艺术家的逝去。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人集体的心声。
写于2020年6月29日夜
文/黄健中（导演）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