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装剧《清平乐》开播以来，宋仁宗与曹皇后之间的客客气气、别别扭扭的另类谈情方式令网友们大呼“憋屈”，也促使无益君开始思考帝后之间是否可能有真爱这样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然鹅，不管怎么说，从剧情来判断，宋仁宗对曹皇后即便没有真情，至少保持了足够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帝后之间的相安无事、相敬如宾少不了一个关键人物的周旋和弥缝，他就是内臣张茂则。可是，也正是张茂则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丹姝娘娘的敬重和爱慕令仁宗对皇后起了猜忌之心，竟致扩大了帝后之间的嫌隙，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张茂则其人？他与曹皇后之间是否存在如剧中所述的那种暧昧关系？

历代权奸中不乏学富五车者，反之，宦官中也不乏贤者，甚至有那么几位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卓越的历史贡献，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其实，蔡伦在私德上也有不光彩的一面，此不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可参阅《后汉书•蔡伦传》），如“三宝太监”郑和率队下西洋。张茂则的名气自然不如蔡伦和郑和，但是在北宋年间，“张茂则”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后来甚至还上了“元祐党人”碑。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张茂则乃“宦官之贤者”，社会评价颇为不错。

由《宋史•宦者传》可知，张茂则，字平甫（剧中，曹丹姝身为皇后，对张茂则不是直呼其名，而是以“平甫”称之，可见曹丹姝对张茂则的尊重，也可见宋代宫廷的人道），开封人。张茂则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宫当差了，他从没有品级的小黄门做起，五迁而至西头供奉官、勾当内东门，其间当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艰难和心酸。

此时的张茂则已经跻身宦官的上层，尤其是勾当内东门这一职务（准确地说叫作“差遣”）掌监察宫内人、物是否按法式出入，周知其人之名分、其物之数目，非皇帝之亲信不授。剧中，张茂则以勾当内东门司的身份给一群新入宫的小太监介绍出入宫门的规矩，确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里的一天深夜，皇城内负责宿卫的一小撮军士作乱，“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长编》卷162），威胁到皇帝的人身安全，情势十分危急。张茂则挺身而出，“首登屋以入”，为平定这场内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论功行赏，茂则迁领御药院。

所谓“领御药院”即勾当御药院，景祐二年（1035）九月规定，入仕三十年以上内臣、十年未升迁并屡立劳绩的内臣，才有资格入选。（《长编》卷117）以至宋人称：“御药一职，最为亲密。”（《诸臣奏议》卷61）可见这一职位的显赫和重要。

仁宗晚年受心血管疾病的困扰。一日夜里仁宗发病，作为勾当御药院的张茂则自然第一时间到位。他护卫于皇帝身边，并时刻留意着后宫中的动态。有宫人打算关上宫门，茂则阻止道：

“事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

何必使中外生疑心呢？”

茂则的遇事不乱在这次事件中再次有所展现。后来，仁宗病情有所好转，打算提拔张茂则为押班（北宋宦官分两大系统：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前者地位高于后者。入内、内侍两省押班均省称押班，为领省长官，位次于都知、副都知。张茂则所领的御药院虽隶入内内侍省，但从北宋内臣升迁序列来推测，仁宗打算晋升茂则为内侍省押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茂则大概自知资浅，恳求补外，于是转为宫苑使、果州团练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中将），又担任永兴路兵马钤辖。这些职务未必皆有实权，但级别不低，此时的茂则俨然已是天子使者、地方大员。

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欲进张茂则为内侍省押班（其实当为曹太后之意），却被司马光、吕诲等言官谏止。理由是“祖宗旧制：内臣年未五十不得为内侍省押班”（《长编》卷199），而茂则年方四十八岁。司马光和吕诲的态度很明确——祖宗家法不可违，皇帝若一定要提拔张茂则，再等两年吧。乖乖，只能说大宋的制度太苛刻了，在今天年满四十五岁都可以参选国家主席了，穿越回宋朝想当一个太监头儿，人家却说你太嫩。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张茂则终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内侍押班，后来又升为副都知。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宋神宗委派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和翰林学士司马光一道“乘传”巡视恩、冀、深、瀛四州河防状况，并探明六塔、二股河利害。

此项差遣颇具有宋朝特色，即遇重要军政任务，朝廷常常同时派出内臣和外臣一同办差，以收内外协同、彼此制约之效。至于办差过程中，茂则是否因司马光之前曾反对其任押班而心存芥蒂，以致影响到二人的合作，我们尽可以展开想象。不过从结果来看，二人不负皇命，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后人追忆司马光，多推许他在治水方面的成就，然而却忽略了张茂则的贡献，实际上，“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当然，付出即有收获，回京后，张茂则晋升入内内侍省都知。至此，张茂则已经从内臣系统的底层升到了金字塔的塔尖。尽管在理论上讲都知的上头还有都都知，但是实践中都都知不是总有的，所以都知已是内臣极品，首冠禁庭。（《宋会要•职官》36之5）

某年上元节的夜里，宫中起火，张茂则督促宫人及时扑灭火患。事后，茂则得到了宋神宗的褒奖，诏书中写道：

“宫禁不惊，帑藏如故，

惟忠与力，予固嘉之。”

还赐给他窄衣金带。元丰二年（1079）太皇太后曹氏去世后，茂则萌生退意，多次向皇帝打报告想要归田里，未蒙皇帝允准。元丰三年（1080）闰九月，张茂则以“糜禄岁年，甚惭尸素”（《长编》卷309）为由，主动捐出自己多年的奉钱米麦给朝廷，得到了神宗的嘉奖，并为其加官。

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张茂则依旧恩遇加隆。先是于元丰八年（1085）八月擢其子张巽为西上閤门副使（《长编》卷359。别问无益君宦官为啥有儿子，应该是养子），紧接着又在十二月下诏，茂则在建储和祗奉皇帝即位过程中有劳，以入内都都知兼内侍省都都知。

要知道，都都知俗称“内宰相”，那就是“太监之王”，实践中不常除，以一人兼判二省都都知更是绝无仅有之事，正如皇祐年间朝臣所言：“宦官兼判二省，国朝所未有也。”（《长编》卷175）张茂则以一生的清谨忠勤、尽心王事迎来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然而此时的张茂则已是桑榆晚景、夕阳西照了。

由上述可知，张茂则之所以能够一路高升、恩遇不衰，与其有胆有识、办事能力出众是分不开的，当然前提是对皇家的忠心耿耿。不过，在仁宗在世时，茂则与曹皇后走得更近，以致引起了仁宗的疑心，这一点史有明文。嘉祐元年（1056）正月某日，仁宗因病而胡言乱语，在宫中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左右闻之变色，张茂则更是面如土灰。

谋大逆，《宋刑统》注云：“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此种犯罪虽不是直接针对皇帝本人，但指向皇家宗庙、皇帝陵墓和宫殿，是仅次于谋反的十恶重罪。仁宗何以出此惊人之语？想来不过是日有所思、疯有所语而已。可见，仁宗是真的不喜欢曹皇后，帝、后之间嫌隙颇深，而且仁宗心中认定了张茂则是皇后的心腹。百口莫辩的张茂则选择了上吊，幸好被宫人及时救下。宰相文彦博不客气地批评了张茂则：

“天子有疾，谵语尔，汝何遽如是？

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

——《长编》卷182

文彦博不愧为名臣，没把皇帝的疯话当真。他告诉张茂则：你可不能死，你一了百了，倒像是畏罪自杀，那不是陷皇后于不仁不义？就这样，为了政治大局，张茂则选择活了下来，而且还得继续像没事儿人一样侍奉于仁宗左右。清醒后的仁宗没有降罪于皇后和张茂则，不过张茂则在后宫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

正是因为有此一节，后世好事之人将曹皇后和张茂则的关系渲染上一层桃色，于是才有了如《清平乐》般的故事演绎。在法律而言，疑罪从无，没有实锤就诬人清白，总是不厚道。而在文学讲，却是唯恐天下不乱。法律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了。

张茂则虽为宦官，却好结交名公雅士，这也是他得士林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野客丛书》和《程氏遗书》，元祐年间张茂则为经筵承授，公务之暇，“尝请诸名公啜茶观画”，诸公皆往，只有程颐推辞道：“某素不识画，亦不喜茶。”程颐固然高自标持，不屑结交宦官，却无损于张茂则的贤名。

史书上还说，张茂则“性俭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数年不易”（《宋史•内臣传》），更是颠覆了世人对宦官的一般印象。坊间流传，张茂则每顿饭不过吃一小碗饭，而且“浓腻之物绝不向口”，他还经常劝身边人节食，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且少食，无大饱。”（《说郛》卷43下）也许正是这份节制和谦淡保障了他的身体健康，事实上他比大多数的名公巨卿都更长寿且老而安宁。司徒韩琦长茂则八岁，太傅曾公亮长茂则十七岁，韩、曾二公薨，都是由张茂则典护丧事。

按照《宋史》的说法，张茂则享年七十九岁，结合《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张茂则年方四十八岁的记载可以推知，茂则应该生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卒于元祐九年（1094年）。他死后不久，宋廷就开始了反攻倒算的“绍圣绍述”，元祐时得到重用的群臣一一被追贬，内臣张茂则也没能例外。到了宋徽宗上台的崇宁年间，张茂则更与元祐诸臣一道被打成“奸党”，列名“元祐党人”碑，“永为万世臣子之戒”。不过，如若茂则地下有知，一定会反以为荣，他终于可以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名臣并列此碑而名垂青史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