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队伍（前方高楼为前门城楼，低矮城门为中华门，广场两侧为皇城红墙）

开国大典时,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陈阅德、蒋仁渊二位讲师曾为解决天安门广场扩音问题作出贡献。他们都是平凡的教师，自认为做的都是平凡的工作。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名字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因此共和国70周年华诞之际,作者会同几位老同学，也是陈、蒋二位老师的学生，大家一起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一起缅怀这两位“耕耘一世、坎坷半生、为国家做过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作家黄裳语）。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第一次听说两位老师的名字

■这套“九头鸟”是美军留赠北大的

1949年5月27日我在上海迎来了黎明的曙光。6月我在复旦中学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9月27日来北京报到。第三天就幸福地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在游行中我第一次听说陈阅德和蒋仁渊老师的名字。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仅仅是天安门前，由长安右门到长安左门一段道路和南面长长的“千步廊”甬道组成的丁字形的封闭会场；甬道两边是长长的红墙，正南尽头是砖石结构的中华门城楼。广场面积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最多能容30万人，所以十一那天下午3点开国大典前，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被安排在长安左门外十来米处席地休息，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但从广场大喇叭传来的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大家听得一清二楚。

当时带队的学生会干部告诉大家，这套扩音设备就是北大工学院电机系的陈阅德、蒋仁渊二位讲师设计和调试的，他们现在可能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汇报呢！我们听了又兴奋又激动；大家唱啊跳啊，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工学院新生一年级时都在沙滩的理学院上基础课，大学二年级时才转到位于西城端王府的工学院本部。记得在二年级开学那天，马大猷院长（兼电机系主任）向学生们一一介绍电机系里的老师。当介绍到陈阅德时，马大猷说他是实验无线电专家，主讲三年级的“无线电实验课”，指导学生做实验，连一些兄弟大学也经常来我校向他请教实验问题。当介绍到蒋仁渊时，马大猷说他是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公子，是位电磁学专家。马大猷又说他不久要下乡参加土改，电磁原理课就由蒋老师代讲。当时大学里主要基础课都是由名教授讲授的，蒋老师被请“破格”代课，我们猜想他一定是位“出类拔萃”的老师。

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年电磁原理课。他讲课果然很有水平，既严谨又生动，还不时穿插些国内外电磁专家的趣闻和轶事，帮助学生牢记那位专家发明的定律，因此很受同学欢迎。可惜后来他调离北大去山东工学院，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我们后来没有听到陈老师的课。因为三年级时中央决定让我们这一届提前毕业，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求。为了赶功课，就把他的实验课取消了。

不过在我毕业时却有机会和陈老师相处一段时间。因当时院系调整，北大的工学院要合并到清华大学去，所以工学院各系的仪器、设备都要归并到清华相关各系。陈老师是系实验室主任,掌管一部电台以及一大堆仪器设备和器材。但他正忙于参加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学生会就指定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协助陈老师清点实验室仪器、设备，并负责运送去清华园，我们才有机会体会到陈老师的实际知识渊博，也从陈老师那儿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知识。

有一天，我们清点到一台大机柜,里面两个大电子管有小暖瓶那么大，玻璃管上印有“805”字样（后来我们才知道805是发射电子管的代号）。另一块大金属板上装着九个喇叭，喇叭外壳上印有美海军标志，整个设备的外表刷的是美军装备特有的暗绿色漆。陈老师介绍，这就是开国大典使用的扩音设备,原是美军二战时海军装备，在他1948年来北大时就有了。它的输出有500瓦，配九个喇叭装在一起，中国人给它取个绰号叫“九头鸟”，足够20多个会场扩音用。当时全北京只有北大有这么一台，是美军撤离中国大陆前送给北大的。不想在开国大典时派上了用场。当时可能他正在参加“洗澡”，说话低调，也没有提及他上天安门城楼调试扩音器，以及见到毛主席事。这台扩音器后来还在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中立了大功。

每天北大宣传队的同学用卡车把它拉到天安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为此得到北京市委的嘉奖。后来它就留在系里做教学设备，直至院系调整时，我和几个同学跟着陈老师把它转给清华新成立的无线电系。院系调整后，陈老师转去清华计算机系教书。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陈阅德收藏的清代西洋打簧怀表。 在开国大典时，它起到报时、对时作用

■军管会要求，毛泽东同志的声音要传到广场每一角落

■连续几天在广场测试扩音器的位置、喇叭的角度

当年北大校长胡适交给陈阅德这台九头鸟扩音器，主要是要在此基础上组装一部北大的电台。后来电台建成，胡适原打算在1948年12月18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通过电台向北京市发表广播演说，但因北京即将和平解放而作罢。校庆前几天，胡适就离开了北京。

陈老师对无线电台技术特有兴趣，几乎着了迷。他经常一个人整天关在实验室内捣鼓试验,还不准别人进去打扰。但在后来运动中就被人检举，说他有搞敌特电台的嫌疑，甚至他本人就有特务嫌疑。当时的党委不得不指派人员对陈进行调查和政审。不过据当时曾参加此政审的老同学说，政审也有个好处，就是把二位老师负责天安门广播事宜的具体经过，弄得一清二楚。后来陈老师虽受冲击，但“文革”后已彻底平反。

2005年，陈老师在北大校友会动员下，写了篇“永志不忘——我为开国大典维护扩音设备”文章；刊登在北大校友通讯和专刊上。从这篇文章，以及当年对他进行政审的人员提供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当年北大老师为开国大典维护扩音设备的不少细节：

开国大典的扩音任务是当时北京市军管会向北大下达的。军管会特地强调，要求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同志的声音高可靠地和高质量地传到广场每一角落，而且扩音器的声音还要由电台转发，传播至全世界。所以，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出一点微小差错！

陈阅德和蒋仁渊二位老师还有戴声琳助教经仔细琢磨后，认为用九头鸟扩音器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种扩音器不仅功率大，而且喇叭还有一定的方向性。用在老天安门丁字形封闭广场，不仅声音足够传送到甬道的尽头（中华门），而且当时甬道两旁红墙对声波的反射也不明显。如用两台或多台就会产生反射、混响等问题了。当然这仅是理论，还需通过大量试验来验证。于是他们连续几个白天晚上去天安门广场实地试验放置扩音器的最佳位置、喇叭的最佳角度，试验白天广场上人头密集时和晚上人员稀少时声音有什么差别，并在现场进行调试，使广播声音质量稳定，达到电台能实时收录,实时转播给全国和全世界的要求。连续好几个晚上，部队几位同志都和北大老师在一起测试，通宵达旦，老师们赞扬这些部队同志埋头苦干，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陈、蒋二位老师回来后，又进一步精心改装和调试。开国大典那天一大早，他们带着设备赶到天安门，被告知只有陈老师一人通过政审可上天安门城楼，蒋仁渊等二人就在城楼下管理另一台较小的扩音器。下午3点陈老师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从西边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阅兵式后群众游行开始，北大的队伍打头。我们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使劲挥手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不断回应“同志们万岁！”而这洪亮的声音就是通过二位老师安装的九头鸟扩音器传遍整个广场，再传遍整个北京城，传遍全国和全世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幸运地落在二位老师肩上，城楼上是开国领袖，广场上是沸腾群众，当时他们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略图 （由作者根据老北京资料绘制）

■学生纠正网传谬误

■希望找到当年那台扩音“九头鸟”

70年过去，二位老师的工作连同他们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且近几年互联网上还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声称当年解决开国大典扩音问题的并非北大二位老师而是×××。理由是：第一，是他发明了九头鸟喇叭（把九个喇叭焊在一块板上）；第二，因此广场扩音的所有技术问题也都解决了。这种宣传年复一年，但基本论点没变。下面举其中一篇为例（其他内容都大同小异）：

“如何让全广场群众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声……×××想出了一个办法，将9个普通扩音喇叭焊在一块金属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称之为‘九头鸟’。”

当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时，发愁扩音问题的电台工作人员大松了一口气……

我们认为这位作者把事实误解了，而且违背科普常识。第一，“九头鸟”（包括扩音器和喇叭）是二战时美海军的装备，怎么变成×××发明（或想出来）的？解放初国内有不少美制“九头鸟”，大都是美军遗留的，或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怎么就变成中国某人发明的？我国真正有能力研发高档大功率扩音设备，是1957年后之事。

第二，天安门广场扩音有很多关键技术问题，包括调试、阻抗匹配、频率补偿、失真、场地反射等等，怎么把九个喇叭焊在一起问题就全解决了？这种技术在今天看来当然算不上“尖端”，但在70年前的1949年，应说只有少数人掌握这一技术。而这应该是陈老师的专长。他于1945年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北大之前，曾先后在昆明国际电台和北京电台工作过，开国大典前他已摆弄“九头鸟”一年多了。

有不同声音虽然也是正常的，但历史总不能歪曲，所以我们这些“老”学生都认为对这些误解和误传应予以澄清，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我们都已耄耋之年，再过几年此事就无人知晓了，因此我们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写出一篇澄清文稿公开发表。

美海军装备的“九头鸟”，机壳上印有美海军标志

陈老师生前在2014年曾接受安徽电视台《鲁豫有约》栏目记者的采访，主要为大型纪录片《开国那些事儿》做准备。参加那次采访的老同学和陈老师家属告诉我一个很重要信息：陈老师收藏过一块清代西洋生产的打簧怀表，精度较高，且能报时，开国大典那天他携带这块表上了天安门。当时大会的“报时、对时”技术都比较落后，因此军管会同志要求他在大典开始前15分钟最后一次检测扩音系统性能时，就利用这块表为大会统一报时。在下午2点3刻时，怀表准时发出“当、当、叮咚、叮咚、叮咚”的节奏声，告诉全会场和全北京群众现在的时间是2点3刻整，请大家对时。据说在场的军管会同志高兴地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报时系统。目前这块有历史意义的怀表一直为陈的家人珍藏。而安徽台记者采访全过程的录像录音，据说还保留备查。

陈老师已于2015年因病去世。在清华大学为他写的讣告中有这样一句：“开国大典时负责天安门的广播事宜。”斯人已逝，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曾为开国大典中解决扩音问题做过贡献，同时我很赞同陈老师生前的呼吁，要想方设法将当时北大的九头鸟扩音器的原物找到。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承认当年确从北大手中接受该设备，但年代已久，找不到了。但我和我的同学仍不甘心，还想继续寻找，这么大的一台扩音设备怎么就那么轻易蒸发了？我们也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蒋仁渊老师事迹。他是北大原校长蒋梦麟之子。他年轻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曾投笔从戎，去远征军当翻译。解放前夕他拒绝随父亲去台湾，留在北大。他是电磁学专家，在北大讲课深受我们欢迎，去山大后同样受到学生爱戴。他随母亲笃信佛教，加上出身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批斗对象（后均已平反）。“文革”中常常白天接受批斗，晚上还要整理教案和完成科研任务，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恪守职责。

他淡泊名利，生活低调，终身未娶。虽为教授，平时积蓄大都捐赠灾区人民或购置家电做系里师生公用。他晚年卧病在床，靠学生志愿小组轮流值班照顾生活，直至去世。

著名作家黄裳是他大学同学，二人同岁，同时考上上海交大电机系，同时去远征军当翻译官，同住在印度的兰伽，可谓莫逆之交。据山大教师说，蒋去世后黄裳来校，翻阅他遗留的日记，边看边痛哭流涕，发誓要为这位耕耘一世、坎坷半生、无私为人民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爱国知识分子写本传记。但后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山大的师生也是从日记知道他曾为开国大典的广播事宜做过贡献。

陈、蒋二位老师一生低调处世，从不宣扬自己对国家有过什么重大贡献，因此他们的事迹长期不为人知。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我们不能眼看他们的事迹和名字被历史所淹没！最后我祝愿两位老师安息！

文并图/郭衍莹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