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十年前，《两只老虎》还算是一部相对工整的喜剧电影。而今坐在影院里看，感受到的是在中国电影迅猛发展和人文精神深刻转型的背景下，“抖机灵”带来的无限“尴尬”。

先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今年的国庆档是中国电影市场深化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近两年来，政策的有效引导、电影档期的完美适配与电影工作者用心的制作使得《红海行动》《战狼2》《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新主流大片日益深入人心，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中流砥柱；而《少年的你》《嘉年华》《二十二》这些具备严肃的人文历史关怀和较高的影像品质的电影也开始在电影市场上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甚至爆点。可以说，这“一大一小”两种电影形态基本主导了当下的国产片市场。

新主流大片的家国情怀提振了主流观众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士气，人文影片的现实主义则观照了主流观众自身的痛点。这两种影片相互补充，颉颃发展。细察这一过程中的国产喜剧，“没心没肺”的神经喜剧，反而更受欢迎。因为，上述两种影片分担了观照历史和现实的功能，对于喜剧来说，它的目标越单一反而越容易获得高票房，只需注重减压与搞笑，不必背负更多包袱。喜剧，首先要搞笑，如果能具备深度的价值表达，则是锦上添花的事。

在上述语境下，检视《两只老虎》，可发现影片不仅剧本过时，还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影片的卡司堪称豪华，集结了80后一代心中的喜剧“大咖”：葛优、范伟、闫妮、赵薇，还有新生代的乔杉、潘斌龙等。它的潜在优势是便于调用80后的集体情绪，如果讲述一个针对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的当下故事，共鸣点似乎很容易就可以打到。

然而，片中的80后人物余凯旋的设定是很成问题的：余凯旋是一个天真的劫匪，他打劫的目的也很“单纯”——为了挽回爱情（剧本是如何天真地说服自己的？）。然而，余凯旋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驾驶的车，“ABC轮投资”等跳脱的台词，以及对女演员（赵薇饰）的启发，都代表了他是一个有社会阅历和社会洞察的人，与其“天真”的人设何其矛盾，导致这个人物成为主创臆想下的提线木偶。

多年前，有一部小成本电影《不许抢劫》，片中的两个男主角从农村刚刚进城，就干下了打劫的蠢事，随后受到教育，立刻改正。这一逻辑就比《两只老虎》真实合理多了。余凯旋假装“小白兔”，真是让人从头硌硬到尾。

“两只老虎”，从人物关系上可以概括为“笨贼与巨贾”，如果说余凯旋是笨贼，那么葛优饰演的张成功就是巨贾。张成功不是一个普通的土豪，而是一个有品位的商人。葛优的喜剧形象，一直是“社会多余人”的角色，从《顽主》到《我爱我家》莫不如此。而从《编辑部的故事》再到冯小刚的喜剧，葛优的喜剧形象也随时代和年纪不断“升级换代”，先是善良贫嘴的青年，再到冯氏喜剧中的雅痞，可以说，葛优的角色转换就是他的同龄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换。回顾《罗曼蒂克消亡史》，尽管不是喜剧，但在片中葛优的角色也具有雅痞的特质，让人看起来不会违和、笑场。在某种意义上，《两只老虎》承接的也是雅痞这一脉，这让葛优饰演的巨贾看起来让人可以接受。

如果把《两只老虎》与2004年公映的《天下无贼》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两只老虎》人文精神的退步。《天下无贼》里，刘德华拍着宝马车的车门质问保安：“开好车的就是好人吗？”影片对“为富”与“为仁”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存在质疑的；而在《两只老虎》里，葛优饰演的张成功对余凯旋说：“如果这（高尔夫球棒）是你的，你也不会干这个（绑架）。”在这里，“为富”与“有德”之间似乎具备了天然的联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在多种场合提到中国电影有责任和义务去处理“历史的债务”，但《两只老虎》主动对张成功这样的富商巨贾“缴械投降”了。好在，葛优毕竟是葛优，他的松弛与自然，以及张成功在爱情、友情、亲情三方面的失败与创伤，还是让人回想起了当年那个失败的社会多余人，但也就止步于此了。在追求“泰勒主义”的今天，葛优的松弛也只能建立在张成功的财富之上，这仿佛是对普通人的反讽。

《两只老虎》最大的问题，是对喜剧态度的轻薄。对人到中年的80后而言，葛优、周星驰和东北小品可算是陪伴成长的三种喜剧风格，葛优身上京派的松弛与大气、周星驰的无厘头、东北小品中的地域方言色彩，都曾存留在记忆中。遗憾的是，乔杉的东北风格未能有效地与葛优的京派风格形成对话，片中最饱满的是范伟的戏份，可算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葛优、范伟、赵薇、闫妮，他们都因喜剧成为全民明星。为这些喜剧演员编排戏，仅仅是把他们串连在一个看似工整的剧本里便以为万事大吉，是最要命的。因为他们的风格、内涵截然不同，把这些大咖编排在一个片子里，如果没有过硬的“金刚钻儿”，很容易就会被拼盘的山寨感“反噬”。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葛优，还是范伟、闫妮，他们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与当时的社会语境都是同步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反映当年的精神指向的。除非有脱胎换骨的本事，若抽离了现实语境，影片就只会沦为没有所指的虚弱。

文/张成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