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十周年庆系列演出的重要项目，加拿大基德·皮沃舞团携作品《礼堂异闻录》首登中国内地，这也是该舞团此次亚洲巡演的唯一一站。散场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今年看过最震撼的当代舞，对白与动作的撕裂让人窒息。”“话太多了，这和话剧有什么区别？舞蹈去哪儿了？”
当舞蹈进入更复杂的表达领域
作为国际舞蹈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无论是探讨创伤与记忆的《爱与痛的练习曲》，还是改编自果戈里作品的《钦差大臣》，克里斯托·派特始终在寻找一种超越传统舞蹈与戏剧界限的表达方式。
《礼堂异闻录》故事发生在一座破旧的社区礼堂，一群中世纪角色扮演爱好者正在召开年度大会。协会经营困难、债务缠身，成员人数不断流失，“是否解散组织”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会议从点名、宣读议程开始，讨论财务、投票程序、会员管理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务。就在观众逐渐熟悉这些人物和关系时，另一重世界开始悄悄浮现，那些被成员们反复演绎的骑士传说逐渐渗入现实，神话与日常开始重叠，社区礼堂与中世纪战场在同一个空间中交错出现。
如果只看故事梗概，这似乎是一部关于业余协会存亡的喜剧。但观众很快意识到，它真正讨论的并不是一个即将关闭的协会，而是人与人为什么仍然需要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共同分享某种仪式、记忆和信念。
而更特别的是它讲述这一切的方式。全剧中，舞者几乎不真正发声。所有对白都来自录音，舞者以完美的精确度在对口型。声音与身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分离感：人物的嘴唇在说话，身体却似乎在透露另一种真相，录音文本不再是舞蹈的背景音乐，而是一种“非身体的、冰冷的外部秩序”；舞者的身体是“鲜活的、有温度的抵抗者”。这种对白与动作的撕裂，实际上是用极度具身的身体运动，去彰显和反讽那种高度程式化、符号化的现代语言对人的异化。
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剧场语言；也有人认为，语言占据了太多空间，以至于舞蹈被削弱了。但恰恰是在这些争议背后，作品提出了一个值得今天舞蹈创作者重新思考的问题：当舞蹈开始借助语言、戏剧、声音甚至文学而进入更复杂的表达领域时，我们是否还应该用过去的舞蹈定义来衡量它？
真正关心的是动作背后的人
在克里斯托·派特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中，《礼堂异闻录》并非一次突然的转向，更像是一条创作脉络的自然延伸。派特最擅长的是群舞，从早期《暴风雨复本》中宛如自然力量般涌动的人群，到《飞行图腾》中大规模群体运动所呈现的迁徙景象，再到《四季卡农》中近乎史诗般的集体身体书写，她总能让一众舞者的身体在舞台上形成令人震撼的视觉秩序。
但派特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动作本身，而是动作背后的人。人在面对无法言说的经验时，身体还能做什么？《爱与痛的练习曲》源于搭档乔纳森·杨失去女儿的真实经历，舞台上的人物不断在记忆、幻觉与现实之间徘徊。创伤无法被直接讲述，于是身体成为穿越伤口的通道。《钦差大臣》讨论的是权力，果戈里笔下的官僚体系被转化为一种荒诞而扭曲的身体秩序，人物的动作、表情和语言共同构成一幅关于权力运行机制的讽刺图景。到了《礼堂异闻录》，她关注的对象再次发生变化。这一次，不再是个人创伤，也不再是制度权力，而是“共同体”。
为什么一群人愿意为了一个濒临破产的角色扮演协会争吵不休？为什么明知道组织可能无法继续存在，他们仍然坚持聚集在同一个礼堂里？为什么那些关于骑士、圣杯和远古传说的故事，在今天依然能够触动人心？这些问题听起来与中世纪有关，实际上却属于当下。在社交媒体不断替代现实交往的今天，在越来越多公共空间逐渐消失的今天，在人们习惯通过屏幕建立联系的今天，《礼堂异闻录》所描绘的那个摇摇欲坠的协会，某种程度上正是现实社会的缩影。
派特创作最迷人的地方是她总能从最具体的人和事出发，却最终抵达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礼堂异闻录》里的角色并不伟大。他们琐碎、固执、神经质，甚至有些可笑。但他们所守护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协会，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实连接的可能性。那些穿着盔甲的人，那些不断重复的会议程序，那些关于是否解散组织的争论，看似遥远，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世界变得越来越松散，我们还能靠什么把彼此连接在一起？
“无法结束”的故事
派特将这种对“共同体”的宏大社会学思考，极其精妙地浓缩在了一个高度具象的空间里——一间略显陈旧的社区礼堂。长桌、折叠椅、投影幕布，以及一群穿着普通甚至略显滑稽的中年人构成了全部视觉基础。开场非常平静：点名、议程确认、程序性发言、财务报告，一切都像一次真实的协会年度会议，但这种平静很快被一种细微的错位感打破。一个人说着礼貌而正式的会议语言，但身体却在微微颤抖、迟疑甚至紧绷。此时，语言不再是表达工具，而变成了一种外部强加的秩序。而身体，则在不断泄露另一种真实。语言不再解释身体，身体也不再服从语言。两者相互抵抗。
但是，“是否解散这个濒临破产的角色扮演协会”的议题从未被真正解决。每一次试图进入投票程序，都会被程序本身打断：是否有法定人数？是否需要重新动议？是否应该推迟表决？规则在不断被执行，但结果始终悬置。这种不断“推迟决定”的状态，逐渐形成一种循环结构。会议并不是向前推进的，而是在原地反复打转。虽然它看上去像现实中的议事程序，但更接近一种无法终止的仪式。
尤其是在作品后半段，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图像出现：所谓“白骑士”的形象，并不是由某一个演员完成，而是由多位舞者共同拼接出来的。一个人负责躯干，一个人延展手臂，另一个人提供腿部的运动结构，其余舞者在周围维持其行动的节奏。在动作质感上，派特打破了古典芭蕾非黑即白的线条，转而走向一种带有强烈脱臼感与关节点发力的当代身体。多具肉身通过严丝合缝的动力传递，组合成一具庞大却又流动不居的巨浪，展现出极强的集体控制力。英雄不再是个体，而成为一种被集体生产出来的形象。
这一瞬间，舞者们通过高频的肢体颤动、关节的极致折叠与复位，将一种抽象的、带有机械秩序感的戏剧冲突，具象化地倾泻在舞台上。传统叙事中，英雄意味着中心人物，意味着救赎的来源。但在这里，英雄被拆解为碎片，再由共同体重新组合。它既存在，又不属于任何个人。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礼堂异闻录》的史诗感并不来自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来自一种反向的结构：英雄主义不再是个体的光辉，而是集体维持幻象的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情绪结构。前半段，观众经常会被轻微的幽默感带动：笨拙的会议礼仪、夸张的身体反应、程序性语言的机械重复，都带有一种近乎黑色喜剧的效果。随着叙事深入，这种幽默逐渐被一种更为复杂的不安情绪取代。当所有人不断重复“我们需要继续开会”“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时，真正的问题开始浮现——他们真的在讨论解散吗？还是说，他们无法接受“结束”这件事本身？于是，《礼堂异闻录》逐渐从一个关于协会存亡的故事，变成一个关于“无法结束”的故事。会议无法结束，叙事无法结束，共同体也无法结束。直到最后，某种意义上的“决断”终于发生，但它并不以胜负形式出现，而以牺牲的方式完成。
重新发现共同体
从现实角度看，解散协会似乎是最理性的选择。但奇怪的是，没有人真正愿意结束它。他们争吵、抱怨、互相指责，却始终无法按下那个最终的按钮。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正舍不得的，从来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连接。
作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情绪。那些中世纪角色扮演者看上去有些荒诞，他们穿着盔甲、模仿骑士、沉迷于古老传说，与现实社会似乎格格不入，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反而成为当代人的一种隐喻。他们反复坚持的仪式背后保存着某种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那是共同记忆，是归属感。
因此，《礼堂异闻录》里的神话与现实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骑士们试图守护王国，委员会成员试图守护协会，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于共同体的守护。在这场荒诞的循环中，一个“局外人”打破了僵局，他不擅长表达，不懂委员会内部的复杂规则，也无法像其他人那样熟练地处理各种会议程序。但正是这个最不起眼的人，最终成为维系共同体的关键。
这一处理方式与传统叙事中光芒万丈、破壁而出的古典英雄不同，《礼堂异闻录》重塑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微光英雄观”——英雄不再是劈波斩浪的征服者，而是那些在废墟与日常中，执拗地选择留下来、共同承担组织溃散风险的守护者。当舞台最后出现那幅令人难忘的画面：成员们共同举起盔甲的碎片，英雄不再属于某一个人，而成为所有人共同保存的一段记忆，作品也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一次价值转向。它不再歌颂个人，而是在重新发现共同体。
在派特的创作中，舞蹈不仅可以抒情，还可以思考和质疑，可以揭露，甚至可以参与辩论。在《礼堂异闻录》中，舞蹈不再是对白的附属物，它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是简单增加台词，也不是刻意跨界，而是让身体真正成为思想发生的场所。
一个值得关注的启示，是作品对于当代生活的介入方式。近些年，中国舞剧在历史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相比之下，真正直接面对当代经验的作品仍然相对有限。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同样蕴藏着丰富的戏剧性和思想性。《礼堂异闻录》在日常经验中，触及了共同体衰落、社会连接弱化以及现代人精神归属等重要议题。对于今天的舞蹈创作者而言，这或许正是《礼堂异闻录》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当舞蹈开始说话，它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领地，而是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域，比想象中的更辽阔。
文/刘冰
摄影/胡一帆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