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裘不暖锦衾薄”——岑参笔下那一抹边塞的寒意，穿越千年，竟成了沈从文晚年服饰研究之路最贴切的注脚：锦是华美的，衾是单薄的，暖意与寒意恰在同一匹织物上交织。由活字文化最新出版的《锦衾薄——沈从文与王（予予）(xù)、王亚蓉的服饰故事》，书写的正是这样一段壮丽与清寒缠绕的学术传奇。
倘若三人未曾相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或许难以问世，沈从文晚年的辉煌也可能被历史湮没；倘若1953年那个午后没有在故宫午门遇见沈从文，王（予予）或许只是一名勤奋的美术工作者，或许会活得更久一些；而王亚蓉，或许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继续设计可爱的玩具，而非以“绝学”学科带头人之名闻达天下。热忱与奉献，让三个人的命运彻底转向。
《锦衾薄》的作者张倩仪，是历史学博士、作家，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因《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与三人结下深缘。在《锦衾薄》中，她凭借珍贵的一手资料、深入的采访与调研，以生动的笔触和饱含情感的叙述，勾勒出沈从文服饰小组几十年的动人轨迹——没有沈从文与王（予予），金缕玉衣的重见天日会推迟多少年？马王堆汉墓的千年棺木，又是怎样一寸寸被清理开启？法门寺地宫佛舍利前，那些唐代丝带结如何被耐心解开？褪色的千年前丝织物，又经怎样的巧手重获色彩与生命……这些细节，既是考古史上的高光，也是几个人咬着牙、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认真了大半辈子的见证。
张倩仪下笔不忍、不饰、不埋没——她写沈从文在斗室中不眠不休的孤战，写王（予予）沉默而滚烫的赤诚，写王亚蓉为志业舍下至亲的不离不弃。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张倩仪坦言，有些事之所以值得被感叹和传播，并非因为情节曲折，而在于人的性情与做事的精神。有些温暖，即便衾薄，也能抵御岁月漫长；有些光芒，不该被遗忘——而这本书，正是为不让他们散去而写的。
2000年，王亚蓉在老山汉墓检查荒帷
在个人，他们是惨淡经营 在学科，却是开山劈石、轰轰烈烈
北青报：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动笔书写沈从文、王（予予）、王亚蓉三人的故事？
张倩仪：2024年王亚蓉去世，我把消息告诉出版界前辈董秀玉老师，她叫我写写他们三人的故事。三十年的接触，我觉得他们的事值得写，我也感到有话想说。半个月后董老师就催稿了，而且讲明：“是书”。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
王亚蓉去世，标志三人服饰小组的历史画句号，很可惜。有些事不应该因为人去了就消散，时间越过去，越觉得其中有耐人细味之处。他们不问收获，认真做事大半个世纪，尤其前期极其艰困。今天的人似乎难以理解，但是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结果，不都是凭坚毅成就的吗？沈从文和王（予予）凭自己长期摸索学习，开拓了中国古代服饰和纺织考古两个学科，是多么了不起！他们是咬着牙摸索过来的，在个人，可说是惨淡经营；在学科，却是开山劈石、轰轰烈烈。
北青报：三人服饰小组的故事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倩仪：他们三个都是低调的人，将所有精力用在做事上面。不是文博考古界的人，甚至不知道王（予予）和王亚蓉是做什么的。沈从文去世后，许多媒体想采访他们两人，尤其是王（予予），想知道沈从文晚年的情况。王（予予）跟王亚蓉说，他们跟沈先生差太远了，最好不要多讲，以免有辱恩师。从这件事你就知道王（予予）的性情。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又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他爱讲，凭着沈从文的声名，肯定大受欢迎。另外，当时他们所做的事是有开拓性的，但不那么主流。独行总是寂寞的。而且相比瓷器、书画等，当时纺织物近乎没有文物古董市场。
北青报：书名叫“锦衾薄”，既有华美也有寒薄，既指织物的精美与脆弱，也暗指这些人在时代中的境遇，请问这个名字是怎么确定的？
张倩仪：书名的波折确实不少。从一开始我就跟董老师说书名我不会起，要靠他们了。交稿时我开了个玩笑，把稿子叫做“他们仨的服饰故事”。稿交了几个月，名字还是想不好，求救于AI，求救于出版前辈，都试过了。尽管我耍赖皮说放手请编辑去想，但起书名说到底还是我的责任，所以有一阵我觉得简直感觉没有出路。幸而编辑一直努力，她曾经提议过很贴近他们三位努力精神的唐诗名句，我都已接受为书名了，可是出版社提出新要求：主书名想要有锦字，因为他们仨的经历固然极艰辛，但所做的事业很壮丽，因此希望书名既有织物，又传达出壮美感。这新要求真把我考住了，深恨从前没有多读诗。当时已是2026年1月底，如果想不到书名，封面没法做，书也就出不来。幸而2025年底我刚讲过边塞诗，此时想起岑参的名句“狐裘不暖锦衾薄”，就裁截后三个字为书名。最初还担心太凄美，结果反应还好，文化界的朋友觉得书名有意境。诚如你所说，既有华美也有寒薄，既指织物的精美与脆弱，也暗喻他们三人的境遇。
1987年，王㐨处理法门寺地宫装有佛舍利的八重宝函
写我亲见的人，写人人都能体会的人生
北青报：这本书文字细腻感人，您在处理大量史料时，如何避免写成学术论文或枯燥的资料汇编？
张倩仪：我写的是我亲见的人，我跟两位王先生曾经有说有笑，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没法被我写成枯燥资料的。
他们与沈从文相处的部分我没见过，但我听他们说过。所以当为这本书查资料时，我不会觉得那些资料是资料，而是我重新体会他们所讲的内容、他们讲到沈从文时的心情的线索。
北青报：书写这段横跨数十年的学科发展史与人物命运，创作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张倩仪：有自己的经历为底蕴，不是硬啃资料，所以写得比较顺手。写的过程中，一个难点是时间跨度不小，加上沈从文和王（予予）早期有很长时间是各做各的，并不在一起工作，所以要双线并行来叙述。然后中途又加入王亚蓉。为了不令读者迷失，我将时间当作线索，尽量写清楚发生的年份。
北青报：写作时，您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和文学叙事感，让专业的文博内容被普通读者接受？
张倩仪：我本来是学文学的，所以散文笔调我驾轻就熟。而且这书的内容并不专业，它是人的故事，是人人都能体会的生命挫折、坚持、热忱和奉献的故事。至于严谨性，既然是非虚构类，就该严谨，不论是不是学术书。对这本书来说，严谨并不在叙述上，而在材料收集和选取上，所以写作期间花在材料处理上的时间不少，有时要反复读资料，有时要就时间和事件向知情者一再确认……一旦我觉得材料把握得住了，就放心纵笔去写。
沈从文夫妇和王㐨（左一）、王亚蓉（右一）
没有那么热切的爱，不会作那么热切的奋斗
北青报：书中这些令人唏嘘的故事，您最受触动的是哪个细节或瞬间？
张倩仪：太多了。王（予予）偶遇沈从文是一个好故事；王（予予）闷在心里二十多年才敢问沈从文为什么他小说写得那么野，沈从文简括关键的回答，就很反映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交往；中风后的沈从文好几天神情呆滞，直到二王给他讲文物，才又高高兴兴等等。
我最受触动的是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奋斗，实在太惊人，董秀玉老师说她亲眼见过那场景。写到书里时，生活磋磨的细节不免减轻了很多，毕竟“几年”两个字一写就过了。从前我觉得张兆和不理解沈从文，写这本书时，我感到不能怪她，或许是沈从文太难理解了。在毫无出版希望的日子，他在斗室不眠不休，日夜奋斗，长达几年。我想任何正常人都很难理解。张兆和作为家属，看见多病的老伴这样消耗自己，一定既无奈又痛心。我实在很同情她，我觉得如果她不理解沈从文，反而证明她是一个很正常的妻子。
北青报：很多年轻人只认识文学家沈从文，通过这本书，您让读者可能看到他的其他面向。在您看来，沈从文放下文坛盛名，后半生深耕古代服饰研究，支撑他数十年坚守的核心是什么？
张倩仪：搞文学和搞服饰研究，好像是天与地的差距，那是表面；核心，我觉得从他二十岁到八十岁并没有变。首先是生命的价值，然后是美的价值，他几十年都服膺于这两者、追求这两者。在少年阶段经历了那么多血腥事件后，他竟然成了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追求不是仅仅为个人，而是带入了全民族、全人类的视角。没有那么热切的人类之爱，不会作那么热切的奋斗。
1982年春，沈从文到湖北江陵研究楚墓考古新发现时，观看王亚蓉摹绘
或许苦难和成就不必平衡，因为两者是共存的
北青报：您写的是三个人的学术因缘，在写作时，如何处理他们三人之间的篇幅平衡？在书中，王（予予）和王亚蓉不是沈从文的“背景板”。过去关于沈从文后半生的叙事中，这两位助手往往被一笔带过，您觉得这种“被忽略”本身说明了什么？
张倩仪：因为沈从文名声太响嘛，也因为文学更易为人关心，由文人到大众都认为沈从文做文物研究只是“支线”，那他的助手就更不是核心了。
从一开始，我和董老师的目标都是写三个人，每个都写。跟二王共事的考古学家，不会觉得他们是沈从文的背景板。毕竟纺织考古不是沈从文的工作，诚如王亚蓉所说，王（予予）和她也成就了沈从文未曾涉足的领域。
我对“助手”这个头衔，也有意见。什么是助手呢？听起来毫无个性，感觉很平凡，连左右手都不是。其实王（予予）是沈从文的接班人，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副主任；王亚蓉是研究室的学术秘书，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成就。但“助手”这个被随口叫出的简约头衔，王（予予）和王亚蓉甘之如饴，可能他们觉得做沈从文的助手就是他们的最大成就，甚至还觉得自己不配呢。
北青报：王（予予）和王亚蓉各自经历了命运的磋磨和苦难，他们的故事非常动人。在写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苦难”与“成就”的叙述比例的？您更希望读者记住什么？
张倩仪：或许苦难和成就不必平衡，因为两者是共存的。要成就，往往先经历苦难，在写艰苦时自然就现出成就的价值。成就不只是事功，还包括达成事功的精神。我们看那些名人故事时，不就经常为他们克服磨难最后成就事功而感动吗？我们不会主动找磨难，但我们应该记录这种精神。
“要认真，要耐烦”
北青报：关于纺织考古、古代服饰的研究比较小众，您希望这本书能为这门技艺、这个领域带来什么改变吗？
张倩仪：纺织考古是撑起服饰研究的重要支柱。纺织考古是冷门绝学，古代服饰研究则已成为显学了。我希望大家多留意沈从文搞服饰时的新思想和广阔视野，也希望大家了解清楚出土纺织物的脆弱——不认真从事，结果是无法挽回的。我希望在这一领域的后来者，像沈从文屡屡跟王亚蓉说的那样，“要认真，要耐烦”。这不光是学术圈子的事，也关乎中国人在世界的名声，关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修养水平。
北青报：您身兼出版人、历史学者、作家多重身份，这种跨界经历，对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倩仪：首先，做出版的人不是活在象牙塔里，还是比较会照顾读者的需要。出版于我而言，不止于印成书——如果书到不了读者那里，书的内容读者不明白，那么出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重视“写明白”，亦努力设法不让读者打瞌睡（当然这很难，未必做得到）。
文字功夫也是重要的。孔夫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实践证明是对的。所以我重视文字。但当你比较全面地掌握资料之后，反而会很难概括出简洁的三言两语，总有“不周全”的担心，这就是历史与文学的矛盾。没有办法，只有不断练文字吧。但我做不到沈从文那样一篇小文改三百次，望尘莫及。
另外，因为做出版，从1997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我基本上是“自导自演”的。会向前辈请教，但解决方法还是要我自己拿捏，这是非常累的事。我一直盼望不必“自导自演”，能有一个好编辑一起合作。这本书就有了这样的机会——除了董老师催稿，还有刘编辑给意见，因应她的意见，我改动了不少地方，还补了整整一章节。
北青报：您书写不同时代的读书人、文化从业者，从近代留学生，到沈从文等文博学人，您觉得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特质吗？
张倩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大群体，光谱很广，好坏参差，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有共通的特质。以沈从文和王（予予）的成长来看，也不太同于我们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沈从文甚至在书信里三番四次说他自己跟其他读书出身的人不同。所以很难泛化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但值得我们怀念的知识分子，倒真有些共通的特质。具体到这书里涉及的如夏鼐（nài），他就是留学生，王（予予）对夏鼐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在过去一些形势迫人的背景下，从容闳开始，有了知识就想帮助国人，是很普遍的感情；感念成长地的河山之美、人情之美，也是普遍的感情。我想直到王（予予）先生那一代，这些都是值得怀念的知识分子们的底蕴。
北青报：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对您个人有什么触动、影响吗？
张倩仪：对我个人而言，最感安慰的是：王（予予）先生去世近30年后，我终于为他做了一件事。
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先生也是王（予予）先生的好朋友，他最近告诉我，1997年王（予予）先生去世，得沈从文先生的后人张罗，才在医院后门办了个简单仪式。他知道我写了这本书，说：“太好了，王先生从德、才、技、经历四方面来说，是个奇人。”可见凡深入接触过王先生的，都想追念他，不埋没他的伟大事功和传奇经历。
北青报：您觉得《锦衾薄》这类偏严肃的文史纪实作品，要如何吸引年轻读者？写作时，您是否特意调整过叙事方式，来拉近和年轻读者的距离？
张倩仪：我不想故意拉近距离，那恐怕是弄巧反拙的。我经常跟年轻人接触，他们的风潮虽然与我的不同，但我不觉得年轻人作为“人”的感受，与我有大不同。世界或许倾向个人主义，流行轻松自在，有时要嘲讽搞笑，甚至表现暗黑心理，但年轻人不见得就拒绝有光彩的好人好事。相反，正在迷惘找出路的年轻人，更喜欢可信、不伪善的好人好事。所以我的责任不是去调整叙事方式，而是去讲好一件可信的事。我的三个主角虽然成就不凡，但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象，他们各有挣扎和苦恼，他们活的都是真实人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胡克青